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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酒/張娟芬 差不多真的是十年前。我在讀大學，開始對性別議題有興趣，但這塊園地真是荒蕪。我翻遍全校的課表找不出幾堂跟女性主義有關的課，想組個讀書小組，連要讀什麼書也找不出來，因為當時的中文書多半是雜文選輯，不然就是生吞活剝、撲朔迷離的翻譯。我去師大圖書館逛來逛去，相中了這本《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s》，好啊，就它吧。這書裡有一章是女同性戀，我就是這樣踏進來的。
不只書，還有人。當年我認識的同性戀一個個都是好戰派的，她們常在各種場合提出同性戀議題，社團裡、文化刊物上、課堂上。即使沒那麼好戰，起碼也是自然派的，大大方方地同進同出，偶爾關起門來不顧我也在房裡，兩人就有滋有味的親起來，我只好目不斜視。我在一九九一年寫過一篇長文〈女性情誼與異性戀機制〉，就是在這樣的氣氛裡寫的，那是我寫的第一篇關於同志議題的文章。
九三、九四年可以說是女同性戀運動主動出擊的兩年。在這之前，我只是知道某某人「是」，或者知道誰和誰在一起；我看到的女同性戀主體是坦然而自信的，但多半把精力傾注在婦女運動裡。此刻，情形則大不相同，＜愛報＞與＜女朋友＞的創刊說明了：她們已經決意開創「女同性戀運動」。另一方面，我也很驚訝的發現，在校園社團的演講邀約中，學生最常要我講的就是「異性戀霸權」，雖然她們多半都是「女研社」。我清楚的感覺到，還有好多人可能會成為女同性戀主體，或者正準備要投入女同性戀運動。我對同志運動涉足愈深，其實是周遭力場的交互作用。
那幾年，我大概跑遍了大台北地區所有大專院校，關於「異性戀霸權」，我的演講開始出現兩種版本。一種是女性主義的版本，著重於異性戀關係裡的男女不平等、愛情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另一種則是同性戀的版本，主要在分析同性戀的社會處境，包括刻板印象、污名與歧視等等。我的運動立場也有所改變，不再那麼理所當然的以女性主義的架構來思考同志議題，而比較傾向「雙軌制」──認為婦運與同性戀運動應是彼此獨立的，可以合作但各有主軸。雖然如此，大部分的時候我仍然在中間疑惑的擺盪，在＜婦女新知＞的一系列對話〈Like A Lesbian〉、「沈默之島謊人手記」和「誰去掛鈴鐺」，呈現的就是這樣的思索過程。
這時的廣播電視初解禁不久，許多與性別有關的談話性節目一個個冒出來，我風塵僕僕。有一次主持人報出我所任職的媒體，不久後便收到一位聽友寫傳真向我的主管「告狀」說：豈可放任你們的記者在外面宣傳同性戀？拿到傳真的同事深明大義，直接寫道：「一笑置之可也！」便把這封傳真給我留做紀念。
比較離譜的是有一次我打電話給一位號稱是「同性戀專家」的醫生，詢問關於同性戀役男體檢的問題，後來竟然有一位同事將我拉到一邊，問我為什麼特別「關心」同性戀，──原來這位「同性戀專家」立刻向他相熟的記者「通報」！類似的鳥事流言，三不五時總是有的，不過社會運動會遇到阻力，這本來就是正常的事情。重要的不是去渲染一個極為鴨霸的對立面來讓大家同仇敵愾、從而合理化自己的無所作為，而應該靈活準確的找到能夠施力的那一點，使槓桿動起來。
「原來同性戀真的到處都是呢。」
「同性戀」這個議題並不是完全碰不得。但是一個以大報自許的媒體，畢竟會覺得這種「小眾」、「邊緣」之事只可偶一為之，多了就有喧賓奪主之嫌。或多或少的，媒體經營者總有迎合大眾口味的壓力，但追逐時事也是媒體無法推卻的義務，所以相關新聞發生時，就是弱勢議題（除了同性戀以外，還有女性、勞工、性解放等等）最容易爭取到版面的時候。我做了幾次同性戀專題，聽到報社裡有一些冷嘲熱諷說我「只喜歡做同性戀」。但是同性戀議題卻是最引起讀者迴響的──專題見報後的一、兩個禮拜內，我總會收到數十封讀者來函詢問相關資訊，我一封一封回。有一個同志讀者從美國捎來一信，說自己就是因為家裡逼婚才「流亡」美國的，我乾脆將手邊的同志雜誌收一收，寄上一大包。幾年後，某一次遊行竟然有個女同志來相認，她說她當時收到我的信以後，跑去參加了「我們之間」，「然後就很幸福了！」她笑得很開心。
九六年四月，我離職恢復自由之身，開始著手寫我的第一本書《姊妹「戲」牆》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了柯采新（Cheshire Calhoun）的文章〈分離同女理論與女性主義〉，眼前一亮。我迫不及待的找來她的其他幾篇相關論文，集成《同女出走》，希望為日漸茁壯的女同志運動提供厚實的基礎。《姊妹「戲」牆》反倒有些難產，直拖到一九九八年年底才問世，花這麼大力氣寫一部被壓迫的歷史，實在因為「不忍青史盡成灰」，我希望同性戀所吃過的悶虧至少留下一點痕跡來。
不久後，同樣懷著「留下一點痕跡」的心意，我著手做女同志的訪談，寫了《愛的自由式》，想寫下女同志生活性的、文化性的側面。蒐集個人的戀愛史，比寫集體的壓迫史要快樂多了，讀者與朋友們的反應也多是：「一邊看一邊笑！」非女同志的讀者，則不分男女的流露出對女同志世界的嚮往，甚至開始拿「T」、「婆」的標籤往自己身上貼，我聽著他們「舉一反三」的自由聯想，覺得這麼一來，「性別」概念還真是一塌糊塗、你儂我儂呢。《愛的自由式》出版後不滿一個月即陸續再版，中南部的書店也不時要求補貨，令出版社大吃一驚，他們說：「原來同性戀真的到處都是呢。」
可以這麼說：《同女出走》是《姊妹「戲」牆》的副產品，而《愛的自由式》是對《姊妹「戲」牆》的延續、補充，繼續努力留下那我未及留下的。在《愛的自由式》的演講中我總說，這僅只是千萬片拼圖中的一、兩片而已……未完，待續。有一次開玩笑的說：下次來問些慘烈的分手經驗，書名就叫做《愛的狗爬式》好了。
當年的好戰女同志們，她們使我覺得理直氣壯
粗略的看這十年，前五年我因某種弱勢連線的信念而來，為所應為。後五年我親身感悟日多，為所欲為。這期間我也寫了不少女性主義評論，但出版的專書卻都是關於女同志的，到底是女性主義帶我走向同性戀，還是相反：驅使我走向女性主義的，是骨子裡的同性戀？我不知道。我僅確知，幸好當年認識了那些好戰的女同志們，她們使我覺得理直氣壯。敬妳們一杯酒！
我在運動路線上的思考與轉變，已於《同女出走》的序中詳細交代，這十年交織著我生命中一些重要的足跡、一些深重的痛楚，與一些深刻的感動。其中許多梗在喉嚨裡的，我現在還說不出。……未完，待續。我讀《改變世界的藥丸》，講避孕藥發明的歷史，讀完後啼笑皆非的覺得，歷史啊，聽起來巍然高聳，但其實它常常是騙子、傻瓜與無賴寫成的。
最近我翻著大陸作家夏堅勇寫的《湮沒的輝煌》，又有另一番體會。夏堅勇寫到明朝即將覆亡的一刻，眾所週知的烈士史可法旗下統轄十萬大軍，但清兵只花一天就攻下了揚州城。與之成強烈對比的是江陰典史閻應元，他不過是個九品芝麻官，名不見經傳，但二十四萬清軍去攻江陰竟然足足攻了八十一天，城破之日，百姓只剩下老幼五十三人，無一人降。而清兵為了攻這小城，死了七萬五千餘人，包括三名親王，十八名將領。何以致之？夏堅勇對史可法的批評堪稱嚴厲，卻不無道理：「仗還沒有打，自己就先想著怎麼個死法，如何全節……兵臨城下，將至壕邊，他想得更多的不是怎樣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後的造型。……他那種對千秋名節純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對眼前刀兵之爭的創造性謀劃。……到了這種地步，戰爭的結局只是個儀式問題了。」「史可法固然以慷慨盡忠的民族氣節而名垂千古，但十萬大軍何以一觸即潰，當史閣部走向刑場時，難道不應該帶著幾許迷惘、幾許愧赧嗎？」
我慨然。烈士，也有不同的烈法啊！寧為閻應元，不為史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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