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工坊 2020/06/10-09/23 黃素菲、林杏足、周宗成、鄭姿屏【敘事治療•滋養班】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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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精神分析:女性精神分析大師的生命故事》

Mothers of Psychotherapists
 
作者:珍妮特.榭爾絲(Janet Sayers)
譯者:劉慧卿
書系:Master 004
定價:450 元
頁數:452 頁
出版日期:2001 年 10 月 01 日
ISBN:9573016303
 
 
【第九章】敬愛的母親--卡倫.荷妮

和海倫娜.朵伊契不同,卡倫.荷妮(Karen Horney)敬愛她的母親,這樣的經驗使她強力地反對佛洛伊德在女性和男性心理學上以陽具為中心的說法;也使她強調精神官能症中社會和父母的因子,以及反對本能的決定因素;最後佛洛伊德有關潛意識和嬰兒時期性特質的理論,她也都放棄了。結果她的作品就像新生的嬰兒,特別是在美國,比朵伊契更受歡迎,現在仍然不變。荷妮的作品對女性主義者十分具有啟發性,因為她以女性為中心論,拒絕了佛洛伊德的陽具中心論,也因為她注意到性方面不平等的現象中,心理學上的原因和影響。

卡倫的父親,瓦克是挪威人,比卡倫的母親蘇妮大二十歲,是一個有名的船長,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四個小孩都已成人。卡倫於1885年出生於漢堡城外的艾伯克,有一大她三歲的哥哥伯納特。

蘇妮出生於阿姆斯特丹,是建築師的女兒,社會地位比瓦克高。1881年她在布來梅市遇到瓦克嫁給了他,她告訴卡倫,當時她並非出於愛情,而是因為害怕變成嫁不出去的老女人。卡倫還是小孩的時候,就和父親一起在海上旅行。在後來的作品中,她常引用父親北歐同胞易卜生及齊克果(Kierkegaard)的作品。十幾歲的時候,卡倫反倒支持母親和哥哥來反對父親。如果失敗,她就寄情於冒險故事、「永恆的愛戀」以及良好的學業表現,來尋求安慰。十三歲的時候,她決定成為一位醫師。

這表示她要離開當地的教會學校,到漢堡的預備大學去,那裡開了一些課,讓女孩子準備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她母親被伯納特說服,同意卡倫的決定,並向父親施壓,希望他支持她轉學的決定,但是在卡倫看來,他比較有興趣資助她同父異母兄長的事業。他對她似乎沒有其他的希望,只要她留在家裡幫忙做家事,省下請女傭的費用。

無論如何,母親的支援讓卡倫走上自己的路。另外由於一些前輩們對保障女子進入大學權利的奮鬥,她在1901年上高中。同時,在家裡,她繼續站在母親這一邊,對抗父親和同父異母的小孩,母親是她「在這個世界上的最愛」。她效法母親對父親俗不可耐的輕蔑,反駁父親對路德教派頑固的見解:

……他(瓦克)每天早上翻來覆去地講道,嘮叨不停,甚至有些愚昧的祈禱詞……我聽不進去他把每一件高貴神聖的事,說得沒有感覺、物質化、缺乏邏輯、令人難以忍受。他只是一個頭腦簡單、平凡、愚昧的角色,無法去接近高層次的事物。【註1】

蘇妮一點也不隱瞞希望瓦克死去的想法,卡倫也是:「當你不在的時候,我們有說不出來的快樂。」她告訴他:「母親是我們最大的愉悅。」【註2】

為了避免目睹母親的痛苦,卡倫藉著強迫地跟了一個又一個男人,來尋找避風港;開始是跟一個演員,然後是一場旋風式的1903年聖誕節羅曼史,對象是伯納特的朋友;接著是一段較長時間的婚外情,一位猶太籍音樂系的學生羅夫;後來是恩斯坦,在蘇妮離開瓦克後,搬來漢堡和子女同住時期的一位房客。卡倫寫道,在愛情當中,可以轉移掉其他的擔憂:「如果『他佔據我日與夜的心思』,之後其他的想法怎麼還會有空間呢?」【註3】

1904年8月,父母分開之後,卡倫對母親更加矛盾。她抱怨蘇妮和伯納特的俗不可耐,對羅夫也有反猶太主義的態度。羅夫和恩斯特陸續離開,她感覺失落。在1906年的春天,她的荒涼感持續了整個學期,在夫來堡大學(Freiburg University),她再度受益於早期女性主義運動,開始學習醫學。

那年7月,她又開始了另一段婚外情,這次是和醫學院同學羅卻(Louis Grote Losch),正如之前和羅夫一樣,她聽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音樂;不一樣的是,蘇妮真心喜歡羅卻。那年秋天,蘇妮搬到夫來堡和卡倫,羅卻和卡倫的同學伊達成為房客。同時,卡倫又和羅卻的朋友奧斯卡(Oskar Horney)發生婚外情,他當時正在伯朗斯威研讀政治經濟學。在寫給他的信中,她提到了溫暖的蘇妮在夫來堡的「娃娃屋」(doll's house):

……她不僅知道如何做一頓好菜,最重要的是,她懂得如何散布愉悅的氣流……她對我而言,真是完美、模範的母親。【註4】

但是她也責怪蘇妮如何能和「卑鄙」的伯納特那麼親近。蘇妮的口是心非,常使她和伯納特對父親說謊,造成她情感的壓抑。卡倫感覺「我好像快要窒息了,在所有圍繞著我的愛和照顧之下」【註5】。當奧斯卡於1907年秋天返回夫來堡時,帶給卡倫更多的不快。對這部分,蘇妮曾對伯納特抱怨卡倫的自我中心,當時伯納特已經是法律系的學生:

我太保守、太謙虛、太大方,這樣一來,我誤導人以為那樣是一種正常的自私……但是他們的自我主義是十分傷人的,特別是卡倫,她是我非常疼愛的小孩,對我應該有更多心、更多感受和更多瞭解……她真的需要這麼常跑奧斯卡家嗎?甚至每天下午都去……難道他們就不能有一次留下來陪我嗎?【註6】

蘇妮對伯納特吐露心聲,隔年,卡倫通過臨床準備考試,搬到哥丁根(Gottingen)接受臨床訓練時,伯納特並不想和母親一起住,所以蘇妮後來搬去與住在斯德哥爾摩的繼女同住。但是她在那裡找不到工作,卡倫於是又將母親接來同住。

由於缺少瓦克經濟上的資助,蘇妮和卡倫長久以來都必須自給自足:一方面靠房租,一方面靠家教所得。1909年,奧斯卡獲得替工業鉅子史提尼斯(Stinnes)工作的機會。史提尼斯曾經為了累積更多的財富,凶暴地鎮壓了一批在他煤礦坑裡工作的工人。礦工的苦境,曾經是朵伊契最早的醫學論文主題之一【註7】。卡倫不是這樣的個性。雖然她也有自由的心靈,終究沒有變成政治的參與者,而奧斯卡卻絕對是右派人士。他在柏林替史提尼斯工作得很好,1909年10月,他們搬到那裡並結婚。一開始住在寄宿的房子,之後,隨著奧斯卡的升遷,他們住在蘭克威治(Lankwitz)中產階級區域,擁有自己的公寓。

同時,卡倫在柏林醫學院的神經精神科門診研讀,碰到了出生於漢堡的亞伯拉罕,他成名於1907年,是柏林第一個精神分析師。1909年早期,卡倫因為憂鬱和性困擾的問題,隨著他走入精神分析,同時還有她的朋友伊達和凱爾
亞伯拉罕將卡倫性困擾的問題歸因於被「有力的男人」所吸引:

在我用所有熱情的力量來愛我父親的時候……在奧斯卡的身上,我找到了意識上所要的每一件事。但是看啊,我生命中本能的背叛,感覺上像是生命自己把自己拉向卡爾(亞伯拉罕的另一個病人),只因他身上有野獸的味道。【註8】

她隨時準備放棄自己,委身於這樣的父系形象。亞伯拉罕說,這個訊息經由她第一次來訪時將手提袋遺留在他的辦公室時,就不經意地顯露出來了。

之後不久,她的父親過世了--1910年5月。卡倫一天比一天憂鬱,同年夏天她中止了她的分析。由她的日記中判斷,她逐漸充滿了認同母親的想法。她覺得自己「一點也不是因為美麗而閃亮的人」,卡倫寫道,她設法變得「有不尋常的智慧」來吸引注意力,就像蘇妮的方式:

她在每一個地方都必須是第一……所以她瘋狂地送禮物,她高貴的舉止、她想要在房子裡發號施令的慾望……所以她一直打算要讓我仰望她,把她視為完美的化身,即使我已經十八、十九歲了。【註9】

卡倫此時也將成為母親。太糟糕了!她覺得,因為懷孕阻礙了她的婚外情和「浪蕩特質」,使她前所未有地感覺與母親如此相似,另一方面,她對蘇妮感到與日俱增的憤怒,更別說蘇妮還有獵夫(husband-hunting)的行為和永無止盡的要求:

……所有她的爭論,都是一種固定無聊的形式:那就是她永遠把自己放在一旁,犧牲自己,別人欠她她應得的關心……她病態地在周遭的人身上,尋找表達情感的機會,貪求無厭地……(於是變成)對任何人而言,那都是無法承受的負擔。

但是卡倫仍然喜愛成為人母:

就是其中的期待和喜悅,有著如此難以言喻的美。而感覺在我體內正孕育著一個小小的即將成為人類的生命,籠罩著莊嚴和重要,這使我非常快樂又驕傲。【註10】

很突然地,蘇妮在1911年2月2日死於中風。卡倫感到一陣充滿罪惡感的解放:「蘇妮是我童年最偉大的摯愛。」她想要回去繼續接受分析,尤其是在第一個女兒布吉塔(Brigitte)出生的第二個月後。但是,因為害怕「太輕易出來的轉移關係」,她決定以自我分析的方式進行下去(包括對做母親的著迷):

在照顧孩子當中,這樣母子親密的連結以後都不曾發生過。這是互相在感官上的滿足,也因此,可能強化了對自己母親的渴望……我現在覺得女人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為人母親。【註11】

首先是哺乳。那年夏天,在哺乳之外,是最後一次醫學的考試。

接下來則是在柏林和蘭克威治的精神科工作,卡倫和奧斯卡縱情於性慾的享受,體驗戰前柏林的社會動盪。1911年開始,卡倫也參加柏林精神分析學會的晚間會議,1912年2月,她發表了一篇有關兒童性教育的論文;亞伯拉罕向佛洛伊德推薦這篇論文,認為表達了「真正的瞭解」。1915年,因為男人都上了戰場,她變成學會的祕書。1917年2月(她從1912年開始以精神分析的方式來看個案),她第一次演說有關精神分析的治療,對象是醫師同事。在這場演說中,她跟隨佛洛伊德的說法,強調個案的轉移關係是治癒的主要工具。

拜「超級奸商」史提尼斯之賜,卡倫的生活愈來愈舒適。1913年、1916年,瑪麗安和莉娜塔,陸續出生,荷妮全家搬到富裕的瑞連達夫(Zehlendorf),到波羅的海國家和柏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度假。沒有度假時,她就看一些私人的個案,在城裡或在家中,她仍繼續在蘭克威治的精神科執業。

她的女兒們(尤其是老二瑪麗安)都覺得她很遙遠,有需要時無法在她們身邊。這並不令人驚訝,她期待她們過早地獨立。例如,在1917年,她把當時還很小的布吉塔和瑪麗安送到瑞士數個月之久,因為布吉塔感染了肺結核。返家之後,她們的父親花更多時間陪她們,但是他始終是個嚴格勵行紀律的人。卡倫的撫養之道,比較起來是良性忽略和反覆無常的衝動混合物,包括送小孩去各式各樣的實驗學校,或送去被梅蘭妮.克萊恩分析(開始於1923年)。為了反抗分析,三個女兒各有不同的方式:瑪麗安拒絕見她;莉娜塔躲在沙發底下用雙手遮住耳朵,不聽克萊恩的詮釋,學很多粗魯的話,寫得到處都是,送猥褻的信給鄰居;即使是瑪麗安,參與最久的她也一筆勾銷了克萊恩的治療:

這跟我已經存在的真實問題絲毫無關。我的父母沒有和梅蘭妮談過,梅蘭妮也沒有興趣和我的父母談一談……我被放在沙發上,度過這些沒有意義的過程,那似乎不會造成傷害,當然也不可能有什麼幫助。【註12】

同時,戰爭不可思議地增加了史提尼斯和精神分析師的財富。1914年,卡倫寫了檢定資格的精神科論文,關於一位五十七歲的私人個案,身體上的創傷造成的精神症狀,這個個案是一家內衣工廠的老闆。對於因受傷造成的心理影響(特別是中彈之後),戰爭時期之後,精神分析在這方面的成功治療,贏得了很多的支持者。很多計畫很快地進行著,藉著成立門診,人們可以真正自由地接受治療,精神分析變得更為普遍方便。

面臨柏林在戰後道德的敗壞和政治的混亂(包括蘿莎的暗殺事件),1920年2月第一所診所在東柏林的波士的摩斯特斯(Potsdamerstrasse)開業了,艾丁格(Max Eitingon)擔任主席。接下來成立的柏林精神分析學院(Berlin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荷妮是第一個女性成員,也是第一個女性教師。在這個學院裡,她再度走入分析之中--跟隨學院中出生於維也納的資深訓練分析師翰思(Hans Sachs)。之後不久,針對自身和個案的母性經驗,她第一次對佛洛伊德父系理論提出以精神分析為基礎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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