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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
 
作者: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譯者:簡意玲
書系:Psychotherapy 016
定價:240 元
頁數:192 頁
出版日期:2006 年 09 月 15 日
ISBN:9867574826
 
特別推薦:王浩威 策劃,林玉華 審閱、導讀,心靈工坊與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共同出版
 
總序 重返佛洛伊德
書序作者:王浩威 (精神科醫師)

六、七○年代台灣精神分析的風潮,如同二、三○年代中國的精神分析風潮,又一次地消沉下去。回顧這樣的發展軌道,「一而再地再出發」成為精神分析在中文世界發展的「症狀」,是面臨某些阻抗的必然結果。只是,我們不禁要問:這些阻抗,究竟是來自怎樣的結構?

在〈不可能的語言〉裡,台灣學者陳傳興曾經指出,在雙重內在侷限下,包括語言的內在差異和知識系譜傳承的斷缺,使用中文來翻譯和研究精神分析佛洛伊德著作,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一種「不可能」的工作。事實上,不只是翻譯和研究,精神分析在台灣的實踐臨床實務,同樣也面臨不容易克服的困難。然而,除了「語言的內在差異」和「知識系譜傳承的斷缺」,台灣的社會結構或現代性問題,恐怕也是另一種阻抗的來源吧。

劉紀蕙亦問起:這種「壓抑之復返」,這種「抗拒精神分析的『深層無意識之機制運作』是依附於甚麼樣的象徵系統、認同機制、或是防禦結構而展開的?或是此抗拒與壓抑是自何處撤離欲力之投注,又是轉而朝向何處投資?」她指出:「轉而投資的,則是可以顧全健康清潔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場域,家的場域。此『恐懼結構』(phobic structure)的內在封閉空間(enclave),以不同型態擴及於此文化社會脈絡的層層角落,而展開了嚴又密的防禦系統。」

精神分析的發明和潛意識的發現,之所以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原本就是和歐洲文明的個體化(individualized)(Z. Bauman)或現代性(Modernity,Harbermas語)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如果是這樣,對於非西方的國家來說,精神分析的發展,恐怕是要將社會結構放在歷史向度上進行更多的討論。

如果精神分析有對象的話,這對象應該就是個體(individual)或自我(self)。然而,在中國這類非歐美國家裡,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是遠遠不同於西方的。這種不同,可能是程度上的不同,也可能還有軌跡的不同。在資本主義未發展的國度裡,群體原本就高於個體,甚至是沒有獨立個體可言。即使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非西方國家,個體或自我是否依循西方的方式在自己的社會裡自然演化發生,恐怕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日本榮格學者河合隼雄就曾表示,日本的個體是不同於西方的個體,人與人之間還是有某一種「黏黏」的關係。

至於台灣呢?

二次大戰以後,由於美蘇冷戰結構的緣故,1945年以後的台灣,一方面是美國文化全面性的輸入,另一方面卻是對外封閉而對內控制的威權政治。五、六○年代曾經在台灣發生的現代主義威潮,一來是十分美國化的現代主義,二來是「橫的移植」,並非因應社會結構基礎的文化現象,以致於七○年代寫實主義的鄉土文學批判下,就迅速地瓦解。自然地,隨著六、七○現代主義風潮而發生的精神分析論述,也很快陷入斷層的困境。

在美國扶植下,開始發展工業、進出口貿易和追求高經濟成長的台灣社會,不知不覺地走向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八○年代,台灣的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樣資本主義化程度日益高度發展的結果,社會結構也不知不覺地開始出現變化。

七○年代台灣學者討論西方心理學理論(特別是精神分析)是否適用到中國人心理時,經常會提出相對於西方之個體概念的家族概念,認為中國人心理是以「家族」而非「個體」為基礎的。甚至有學者質問伊底帕斯情節恐怕不存在於中國人心理。

在七○年代以前,一方面是源自前工業社會的家族觀念,另一方面是威權體制以法令和體制來強化家族結構而壓抑個人,家族的力量一直都是持續保持著。在這情況下,只有「家族自我」(family ego)而沒有個體或自我的可能。

只是,當資本主義發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台灣的威權體制早在軍事戒嚴法結束(1987)之前,就已經開始鬆動了。政治上,八○年代初期民主思潮和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崛起;思想上,八○年代後期開始大量出現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新馬克思理論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風潮;在社會結構上,我們也看到家族的力量逐漸瓦解。

五○年代精神分析在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雖然因為精神藥物陸續地發明而逐漸敗退,但是在許多層面的影響(特別是藥物仍無法涉足其中的)還是保留下來了。這其中包括了社區心理衛生、學校諮商制度、兒童精神醫學、兒童心理治療,還有家族治療。

家族治療發展,即便在西方,也是六○年代才逐漸具體成型的。然而台灣因為WHO的緣故,精神醫學的發展,特別是社工人員的訓練,一開始就充滿家庭動力概念為基礎的取向。1965年在陳珠璋教授的努力下,再加上當時精神科社工吳就君的投入,家族治療很快地就成為普遍運用的模式。

七、八○年代,動力取向的個別心理治療雖然沈寂了,但這同時卻是家族治療日趨活躍。家族治療不再只是精神醫學的治療工具,甚至是社區心理衛生或學校輔導人員所熱衷的。這種熱烈的反應,顯示出家族治療的確可以滿足臨床實務的需要。

家族治療的發展在吳就君教授的帶領下,再加上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等民間機構的經營,在八○年代前半開始有完整的薩提爾模式訓練課程。這樣的需求,甚至促成1983年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親自來帶領訓練工作坊。

在這一個階段,台灣經濟開始起飛,農村逐漸瓦解而人口遷徙向都市,家族已經不自覺地陷入兩難的拉拔。對個人而言,家庭可以提供的功能日益減少,然而家庭對個人的要求或命令卻還是存在的。許多內心衝突的產生,恐怕就是個人在這樣的家族結構衝突所造成的矛盾。自然的,家族治療,特別是家庭重塑的工作,可以讓人們瞭解自己和自己家庭所身處的困境,進而解決症狀或問題。

只是當資本主義化的腳步還是沒停下來,家族的力量越來越小,從這個「健康清潔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場域」,也就是從「家的場域」(劉紀蕙語)中,個人被迫釋放出來了。

這一切過程的發生才短短五十年,不論是對歷史的發展而言,亦或是社會結構的變遷,都是十分迅速的。個人在一個還沒有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社會中,不是像演化(evolution)那樣自然發展的,而是既是被追趕出家園,也是自己逃出家園的。自然的,這樣的個體是不同於西方的。在台灣,包括精神分析在內的各種心理治療,當治療開始面對個體時,往往也要面對個體對「失落的家園」的憧憬。

1981年,精神科陳永興醫師對台灣地區精神醫療的狀況做一詳實的普查,發現全台灣合格的精神科醫師才九○名。然而,在這呼籲的時刻,剛好也是台灣高等教育開始普及而專業人員人數迅速提升的時刻,很快也就反應在精神科醫師的人數上。直到今年(2004),台灣已經快有九百位精神科專科醫師(不包括住院醫師)。廿三年內呈現了十倍的成長。

八○年代後半,台灣思想界各種新的理論開始出現,家庭與個人的關係開始有結構性的改變,越來越不可逆轉,包括精神科醫師在內的各種心理衛生專業人員的顯著增加,精神分析又開始獲得年輕一代臨床工作者的重視。特別是越來越多的新型個案(譬如邊緣性人格),都需要精神分析的能力。

在思想界,各種理論所引進的是以法國拉岡(J. Lacan)學派為主;在實務界,完全沒有任何指示下,只因為要解決新的臨床問題,克萊恩(M. Klein)以降的個體關係理論和科賀(H. Kohut)的自體心理學成為臨床工作者不約而同的閱讀。九○年代以後,精神分析書籍被大量地翻譯出來,同時至少有三十人以上前往倫敦(如Tavistock Clinic)、巴黎、加州等地學習精神分析。

2001年十一月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Taiwan Institute of Psychotherapy)成立,2004年蔡榮裕、劉佳昌、楊明敏等人籌劃的Taiwan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開始運動。

廖運範在翻譯《佛洛伊德》(1969)的序文裡,曾經感慨地表示:「看看我們的鄰邦日本,早在1930年就有這本書的譯本,想想自己豈不有點心酸?其實佛洛伊德的著作,值得翻譯的實在不少,如果有人肯致力於佛洛伊德全集的出版,豈不是讀者無限的福氣?」1993年,余伯泉在整理佛洛伊德中文著作時,感慨地表示:「然而二十年過去了,我們的佛洛伊德全集在哪裡?我們的『憤怒』在哪裡?」

這一波風潮與三○年代的中國和六○年代的台灣所不同的,是透過面對著自我的實務工作,而展開的精神分析運動;也是面對社會文化結構的症狀,為解決問題而開展的精神分析閱讀。

重回佛洛伊德是必然的,重新閱讀佛洛伊德也是必要的──在新的社會結構上,在新的個體現象上。

重譯佛洛伊德成為一種必要,不同時代的重新瞭解。2004年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與心靈工坊文化公司合作下,在臨床實務工作者和精神分析研究者的合作下,將逐步將佛洛伊德的著作,重新翻譯。

對台灣而言,這一次精神分析的發生將是無從復返正視持續壓抑的永遠的出發。

 
 
佛洛伊德150歲冥誕紀念:5/5~5/26「向大師致敬--精神分析與現代生活」系列講座(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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