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工坊 史詩級宗教學家伊利亞德 Mircea Eliade 最經典的著作。「唯有體認神聖,方能真正安頓於凡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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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瘋狂天才:藝術家的躁鬱之心》

《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

《我的孩子得了憂鬱症:給父母、師長的實用指南》

《他不知道他病了:協助精神障礙者接受治療》

《躁鬱症完全手冊》

Surviving Manic Depression:A Manual on Bipolar Disorder for Patients, Families, and Providers
 
作者:福樂.托利醫師,麥可.克內柏
譯者:丁凡
書系:Selfhelp 010
定價:500 元
頁數:448 頁
出版日期:2006 年 11 月 08 日
ISBN:9867574850
 
特別推薦:文榮光、林克明、金林、蘇東平、王浩威
 
第一章 了解躁鬱症

為何世界總是以恐懼的眼光看待那些病人、世上最不幸的人,而且施加污名在那些受苦的人身上......他們被貼上無家可歸的標籤,只能接受施捨,還因此受到羞辱......即使是被判刑的罪犯也不會淪落致此;我認為這是需要改變的罪行。
──約翰.米勒(John Millar),曾於1846年提倡在柏金漢區(Buckinghamshire)設立精神病院


就像其他嚴重精神疾病一樣,躁鬱症出櫃了。以前它被藏在家庭的黑暗角落裡,現在,它就像其他腦部疾病一樣的被大家公開討論──它確實是一種很不幸的疾病,但仍然只是眾多疾病之一,就像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巴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和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一樣。以前以為有魔鬼住在這些病患的腦子裡,現代的核磁共振顯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和分子神經科學已經破除了這些迷信。現在我們知道,這只是一種腦部疾病,雖然成因不明,但是大部分的個案可以有效治療。

許多公眾人物都公開承認自己是躁鬱症患者,包括國會議員林.里維斯(Lynn Rivers)、太空人巴茲.奧德林(Buzz Aldrin)、音樂家查理.普萊得(Charley Pride)、幽默作家亞特.包可華(Art Buchwald)、歌手蘿絲瑪莉.克洛妮(Rosemary Clooney),以及許多演員,例如耐德.比提(Ned Beatty)、小勞勃道尼(Robert Downey Jr.)、佩蒂.杜克(Patty Duke)、嘉莉.費雪(Carrie Fisher)等等。還有許多運動員,(2)例如專業高爾夫球員約翰.戴利(John Daley)和馬芬.史賓士-戴福林(Muffin Spencer-Devlin)和專業美式足球員亞倫左.史培爾曼(Alonzo Spellman)和狄米曲斯.安德梧(Dimitrius Underwood)等等。我們寫這本書的時候,新聞正好在報導安德梧罹患此症的消息(而不是像古時候的人認為他被魔鬼附身):

周末從警方那裡得知防守絆鋒(defensive tackle)安德梧週三試圖自殺時,牛仔隊(Cowboys)大為震驚。安德梧兩度衝入佛州珊瑚泉市高速公路繁忙的交通中自殺未遂。
根據警方報告,二十三歲的安德梧向受驚的駕駛說他「想要去找耶穌」,並且跟大家索討槍枝。
安德梧說自己有「急性躁鬱症」。他的脖子上有一道疤,是他1999年九月在密西根州伊斯蘭辛市用一把鈍牛排刀試圖自殺時留下來的。當時他是邁阿密海豚隊(Miami Dolphins)的球員。安德梧宗教信仰虔誠,年薪二十七萬五千美,合約到了三月將只剩下一年,他在牛仔隊服役的九個月裡都在服用躁鬱症藥物。


美國有多少躁鬱症患者?

估計躁鬱症患者的人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美國,大家常常引述兩個重要的研究數字:從1980年到1985年在五個指定地點進行的流行病學調查(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簡稱ECA),以及從1990年到1992年所作的全國疾病調查(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簡稱NCS)。

ECA調查報告說,每年有1%(每千人裡有十人)的成人(十八歲以上)符合躁鬱症(雙極性一型及二型)的定義。兒童(九歲到十七歲)則有1.2%(每千人裡有十二人)符合。但是,ECA(3)的研究方法廣受批評,一般認為它的定義過寬,以致於患者人數過高。


一些數據與現象

*每年約有一千九百萬美國人患躁鬱症(雙極性一型及二型)。每千人裡有六.八名患者。
*大約一半的患者從來沒有接受任何治療。這些人多半會變成流浪漢或是坐牢服監。
*躁鬱症患者男女各半。
*在美國及世界各地,躁鬱症都似乎有區域性的分布現象。
*黑人和白人罹患躁鬱症的比例相當。墨西哥裔的美國人較少罹患。愛米許人(Amish)也較少罹患。傳統哈特教徒(Hutterites)則非常少罹患。
*在十九世紀之前,躁鬱症可能較不常發生。
*躁鬱症可能在增加之中。
*在美國,躁鬱症每年消耗約四百五十億美元。

ECA調查報告完成十年後,NCS調查了一批十五歲到五十四歲的成人,認為有1.3%的人(每千人中有十三人)在一年當中有過一次躁症發作。6但是後來重新作臨床檢驗,新的結論是NCS的調查(4)問卷「過度診斷躁症發作」。7因此,NCS研究者發表了新的數據,認為每年只有0.75%的美國人口(每千人中有七.五人)患有躁鬱症(雙極性一型)。8

1998年華盛頓州完成新的躁鬱症發生率研究。參加普捷灣團體保健合作計畫(Group Health Cooperative of Puget Sound)【譯註一】的二十九萬四千兩百八十四人中,全年共有一千兩百三十六人被診斷為患有躁鬱症(雙極性一型及二型),也就是0.42%的人口(每千人中有四.二人)。這個數據只包括接受治療的人。我們知道大約一半的患者會接受治療,因此可以合理估計大約有0.84%的人口(每千人中有八.四人)患有躁鬱症。這和NCS研究認為有0.75% 雙極性一型的罹患率一致。
根據這些有限數據,每年大約有0.85%的人口(每千人中有八.五人)患有躁鬱症(雙極性一型及二型)。2000年,美國十五歲以上的人口估計為兩億兩千一百六十萬人。因此,大約有一千九百萬名美國成人患有躁鬱症(雙極性一型及二型),每千人中有六.八人。正如第十二章中所討論的,還有為數不明的十五歲以下兒童患有此症。

有多少人在接受治療?

有多少躁鬱症患者接受治療是一個重要的問題。ECA研究報告認為每年有61%的患者(雙極性一型及二型)接受治療,相對的就有39%的患者沒有接受治療。10接受治療的人之中,大約一半的人接受「專業協助」(精神科或心理治療),另外一半的人接受「一般醫學治療」(內科或家庭醫學科)。

(5)NCS研究顯示治療率更低。雙極性一型的躁鬱症患者之中,每年只有45%接受治療,55%沒有接受治療。12NCS研究者猜測,ECA研究報告的治療率較高,是因為ECA研究的五個地區都是城市或市郊,居民比較願意去尋求治療。他們也認為NCS研究對象的範圍較廣,比較具有代表性。不論如何,似乎大約有一半的躁鬱症患者沒有接受任何治療。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沒有接受治療?有些人因為目前沒有發病癥狀,就自行停藥了。有的人缺乏病識感拒絕就醫(請參閱第二章)。有的人沒有健保,或是因為醫療機構離家太遠而不就醫。

這個現象的涵意深遠。正如第十三章中討論的,這些人最後往往變成流浪漢,或是因為種種犯行入監。其他人則因為沒有接受治療而以自殺結束生命。少數未接受治療的躁鬱症患者會犯下暴力犯罪,使得所有的精神病患都遭到社會的污名化。也有人轉而使用酒精或毒品進行自我治療。的確,沒有接受治療的躁鬱症患者往往走上悲劇的結果。


其他國家躁鬱症盛行的狀況

既然躁鬱症的定義一直在改變,而且是在不同國家之間作比較,這樣的比較數據當然令人質疑。再加上我們都知道,在不同文化中,躁症和鬱症的癥狀會有所不同,而且不同國家裡精神科治療的普及性不同,以及其他方法學上的差異性,大家可能會覺得國家和國家之間躁鬱症的比較缺乏意義。

最認真的躁鬱症跨國研究是1970年由摩那.韋斯曼(Myrna Weissman)和同事主持的跨國合作計畫。十個國家的研究團隊使用相似的問卷和診斷標準作社區調查。二十六年後,也就是1996年,韋斯曼和同事發表了其中七個國家裡,躁鬱症(雙極性一型)的成人(十八歲到六十四歲)終生發生率比較報告,其中包括美國ECA報告中的五個地區:20

紐西蘭:基督城(Christchurch),每千人中有十五人
美國ECA報告的五個地區,每千人中有九人
加拿大:愛德蒙頓(Edmonton),每千人中有六人
波多黎各:每千人中有六人(9)
西德:慕尼黑(Munich),每千人中有五人
韓國:首爾(Seoul)及其鄉下,每千人中有四人
台灣:台北、鄉鎮、鄉下,每千人中有三人

這個跨國計畫之前也報告過,義大利佛羅倫斯每年的躁鬱症發生率是每千人中有十七人。21雖然研究者使用相同的方法和診斷標準,躁鬱症的終生發生率卻有很大的差距,從台灣的千分之三到紐西蘭的千分之十五(義大利的每年發生率則是千分之十七)。在同一個國家裡也有差距,例如之前提過的美國ECA報告的五個地區裡,有高達三倍的差距。還有,台灣的三個地區(城市、鄉鎮、鄉下),發生率相差兩倍多。

其他報告也曾經顯示躁鬱症分布的差異性,但是因為缺乏標準化的方法和診斷標準,難以相互比較。例如在以色列,生在歐美的猶太人(Ashkenazic Jews)躁鬱症發生率比生在亞洲與非洲的猶太人(Sephardic Jews)來得高。22另一方面,香港的一項研究包含了一萬兩千位成人(十八歲到六十四歲),他們使用精密的方法,顯示躁鬱症終生發生率是每千人中只有一.五人,精神分裂症的發生率則只有千分之一.八。23其他國家的躁鬱症發生率調查發現,終生發生率大部分都在跨國合作計畫報告的數據中間,也就是千分之六到九之間。24

躁鬱症自古就存在嗎?

對這個問題,我們在某個角度上必須回答:「是的。」躁鬱症的癥狀自古皆有,因為頭部創傷、腦炎(encephalitis)和其他醫療狀況都會引發躁症和憂鬱症,而這些情況自古就存在。但是這個臨床組合--同一個人階段性的時躁時鬱--是否自古就有?如果是的話,這個疾病是否有相當於現今美國千分之六.八的發生率?

四千年前,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n)石板上就清楚記載了憂鬱症的癥狀,後來的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譯註二】和蓋倫(Galen)【譯註三】也記載過憂鬱症。現代的躁症則比較難確定是否自古就存在,因為躁症(mania)一詞在古時候用的比較廣泛,相當於現代的瘋狂(insane)或精神病(psychotic)。在古文獻中則完全看不到同一個人身上躁症和憂鬱症交替出現的記載。

第五世紀羅馬帝國崩解之後,醫學研究就衰退了。接下來的一千年裡,關於精神疾病癥狀的討論,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古希臘體液假說(humoral hypothesis)上,認為憂鬱症(melancholia)是由黑膽汁(black bile)引起,而躁症是由黃膽汁(yellow bile)引起的。偶爾會有關於這兩種狀況之間的討論,但是還是沒有今天可以稱為躁鬱症的案例。
第十七世紀時有更多的證據出現。例如,當時英國的一位醫生理查.納皮爾(Richard Napier)寫下有關精神疾病患者的詳細紀錄。近年來,英國心理學者麥可.薛佛(Michael Shepherd)重新分析了納皮爾的個案紀錄,認為有幾位病患可能是躁鬱症患者。

發作時的瘋狂

到了十八世紀末期,躁鬱症確實存在。在1795年,作家查理斯.蘭姆(Charles Lamb)躁症發作,住院六個星期。在這次發病期間,他有偉大的幻想,後來跟老同學兼好友山謬.泰勒.柯勒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描述說:「我瘋了--我忽然有許多想像,如果通通說出來可以寫一整本書了......發病期間,我有許多時候都很快樂。柯勒芝,不要以為自己已經嘗過所有偉大和狂野的想像,除非你瘋了。現在,一切事物在我看來,相較之下都顯得毫無想像力了。」

1796年九月,查理斯.蘭姆復原八個月後,他的姊姊瑪麗用一把切肉刀把癱瘓的媽媽給殺(11)了。當時在倫敦家中,大家正準備開飯。瑪麗「年輕的時候曾經不正常過」,而且「發生這件事情(謀殺)的前幾天裡,家屬觀察到瑪麗有些瘋狂的癥狀」。查里斯「只來得及把刀子從她手中奪下來」。瑪麗立即被帶到當地的瘋人院去。

過了幾星期,瑪麗復原了。查里斯請求法院同意他當姊姊的監護人,讓她出院。他一直照顧姊姊的餘生,即使她的暴力型躁症常常復發,而且發病期越來越長,發病之後「緊接著是可怕的憂鬱」。沒有發病時,瑪麗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她的作品包括1807年和查里斯一起合作出版的兒童書籍《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故事》(Tales Founded on the Plays of Shakespeare)。

到了十九世紀初期,醫學教科書中已經記載著躁鬱症的臨床癥狀了,最有名的是飛利浦.畢乃爾(Philippe Pinel)的《精神醫學史》(Treatise on Insanity,1806)和約翰.海斯藍(John Haslam)的《對躁症與憂鬱症的觀察》(Observations of Madness and Melancholy,1809)。海斯藍是貝斯藍精神病院(Bethlem Hospital)的醫生,也記錄過產後精神病(postpartum psychosis)、兒童精神病(childhood-onset psychosis)和腦部梅毒(syphilis),也首次清楚提供了青春期精神分裂症(adolescent-onset schizophrenia)的個案描述。

海斯蘭認為,躁症患者「睡得很少......很愛說話,常常長篇大論,不論什麼話題,都可以說個不停。」憂鬱症患者則是「外表焦慮而悲觀......不願意說話......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還會自殺,他們的存在似乎既痛苦又可恨。」海斯蘭認為躁症和憂鬱症往往在同樣的患者身上發生,並說,「我強烈反對將這二者視為兩種不同的病症」。在貝斯藍精神病院,「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最憤怒的躁症患者忽然深陷憂鬱,而最憂鬱的患者變得暴力且憤怒。」

海斯蘭舉出三十七個躁鬱症個案加以仔細描述。其中一個男人「住院過三次,每次都復原出院。通常每七、八年復發一次......(12)住院的時候,他話很多,雖然他的本性頗為內斂......他會用異想天開的風格打扮自己或布置房間。」29海斯蘭也描述了快速循環型(rapid cycling)的個案(請參考第六章),以及引起衰竭與死亡的躁症個案。

躁鬱症已被認為是一種疾病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在臨床上,躁鬱症已經普遍被視為一種疾病。例如,法國醫師朱.貝拉吉(Jules Baillarger)於1854年描述雙型精神病(la folie a double forme)時說:「這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疾病,具有兩個階段,一個是憂鬱,一個是興奮......這種精神病會獨立發作,也可以相互交替出現,或者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間斷的發作。」30另一位法國醫師珍皮耶.法利特(Jean-Pierre Falret)描述過類似的精神病,他稱之為循環性精神病(la folie circulaire),特徵是「躁症和憂鬱症的接連發作」。直到1896 年,德國醫師愛米爾.克瑞普林(Emil Kraepelin)才在教科書中提供了確切的臨床描述,並稱之為躁鬱精神病(manic-depressive insanity)--這個名稱經過一些修改之後,直到今天仍然通用:「躁鬱精神病......一方面包括所謂的週期性及循環性精神病,另一方面也包括單純的躁症發作,大部分不發作的時候呈現憂鬱狀態。」

到了克瑞普林的年代,大部分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和加拿大,逐漸增加的精神病患成為明顯的問題。因此,1880年的美國人口普查中,包含了精神病患的調查,包括住院和住在家裡的患者。這是美國關於精神病患最詳實的數據。普查發現共有九萬一千九百九十七名患者,每千人中有一.八三人。不到半數住在精神病院中。有名的美國精神科醫生普里尼.厄爾(Pliny Earle)認為,「所有已知數據......清楚的指出美國的精神病患正在增加之中,不但反應了總人口的增加,與人口增加的速度相較之下,精神病也呈增加的趨勢。」32

總而言之,自古皆有憂鬱症和躁症,但是真正的躁鬱症似乎(13)很少見。十八世紀開始有詳實的躁鬱症紀錄,十九世紀時視躁鬱症為一種獨立的精神疾病。十九世紀的精神病患人數也顯著增加,但是躁鬱症在其中角色不明。

躁鬱症患者正在增加中嗎?

在二十世紀前半葉,躁鬱症發生率大幅增加。美國住院病患從1890年的七萬四千零二十八人增加到1910年超過兩倍的十八萬七千七百九十一人。同時期的總人口則只增加了46%。相差三倍多的增加率被1910年美國人口普查報告稱為「異常增加」、「值得注意的現象」。331870年全美只有兩家精神病院,總共住了一千多名病患。到了1910年,全美已有七十五家精神病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20年代美國移民政策受到嚴重限制時,以及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住院的精神病患人數都持續增加--顯然完全未受這些事件的影響。1880年到1940年間,總人口中的住院精神病患比例幾乎成三倍成長,從每千人中一.二人增為三.二人。這個現象部分因為失智症(dementia)年長者增加,但是大部分是精神分裂症或躁鬱症。

到了1955年,美國住院精神病患達到最高峰的五十五萬八千九百二十二人--每千人中有三.四人,一百年前才不過是每千人中有○.二人而已。
近代發現的抗精神疾病藥物以及鋰鹽可以穩定情緒,使得精神分裂症及躁鬱症病患可以出院。由於藥物的出現,醫院開始大量釋出精神病患。那時幾乎沒有人提起精神病患的增加。1967年,國家精神健康總署(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甚至停止收集(14)每年的醫院人口普查。這原本是評估精神病院趨勢最主要的資料來源。

患者的激增

近年來,有人認為嚴重的精神疾患在增加之中,包括精神分裂症、躁鬱症和嚴重的憂鬱症。即便是方法有限,八○年代早期作的ECA調查和九○年代早期作的NCS調查都發現這些疾患具有高發生率。這讓很多人覺得驚訝。ECA調查認為有三千六百萬成人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躁鬱症,每千人中就有十五.九人。一百年前,1880年人口普查中有九萬一千九百九十七名精神病患,包括住院及沒住院的,每千人中只有一.八人。1880年人口普查包含一些未被包括在1980年普查中的人(因為癲癇而有精神病的人),1980年調查則包含一些未被包括在1880年普查中的人(雙極性二型)[HSTANG1]。但是即使考慮到這些差異性,兩次調查中的發生率增加了足足九倍,仍然值得重視。

近年來,美國其他研究也認為躁鬱症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有顯著的增加。例如,1987年艾利略.哲尚(Elliot Gershon)及同事報告,「1940年代出生的人比之前出生的人有較高的情感疾患發生率」。34他們調查躁鬱症患者的出生年代,發現「終生發生率在1940年之後出生的人口中比較高」。他們認為,「把這些數據和其他報告結合在一起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不幸的趨勢,未來的情感疾患將持續增加。」

1990年凱撒琳.拉敘(Kathryn Lasch)及同事使用ECA調查數據,同樣發現1935年到1964年之間出生的人口比之前出生的人口,躁症患者增多。他們認為,「調查結果顯示,出生族群在躁症發生率上有所改變,發生率最高的是1935年之後出生的人口。」35(15)

這些研究都有方法上的瑕疵,包括出生較晚的人比較容易認為自己有過精神疾病史--這個現象稱為回溯偏誤(recall bias)。而且,這些研究調查對象人數不夠多。但是,這些研究仍然值得注意,尤其是瑞士的一項研究也發現,1950年到1980年躁症住院的人數增加。而且,多項研究還發現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憂鬱症都增加了。

因為缺乏具有決定性的證據,躁鬱症發生率是否增加還在爭議之中。但是,我們關心的是,國家精神健康總署完全不收集數據來調查這個現象。躁鬱症可能正在快速增加之中,可是我們無法知道。更驚人的是,政府似乎根本沒有興趣研究這個議題。考慮到這個疾患的普遍性及其可能的影響,政府的忽視令人無法理解(請參考第十六章的深入討論)。

躁鬱症的代價為何?

躁鬱症最大的代價就是對患者及其家屬的影響,這個影響之大無法估計。例如,你要如何計算家人為了不刺激輕憂鬱症或憂鬱症患者,每天所作的小小犧牲?你要如何計算當躁症患者花光了家庭積蓄、買了三輛汽車、宣佈自己要和妓女結婚後,家人收拾善後的代價?你要如何計算當母親長期具有嚴重且未接受治療的憂鬱症或是自殺時,孩子付出的代價?你要如何計算必須叫警察來把精神分裂症的家人強制送醫時家庭的損失?(16)這些損失都無法用金錢衡量,在人的心裡、靈魂裡、記憶裡,這些失落永遠無法磨滅。

但是,我們活在一個資源有限的民主社會裡。社會付出的代價多少會影響分配資源的政策。因此,用金錢來衡量社會為躁鬱症付出的代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昂貴的躁鬱症

關於躁鬱症引起的金錢損失,美國最重要的研究是理查.威亞特(Richard Wyatt)和愛歐林.漢特(Ioline Henter)利用1991年數據所作的研究。38他們估計每年的直接損失是七十六億美金,包括二十四億美金的住院費用、三十億美金的安養院費用、三億美金的門診費用、七億美金的酗酒吸毒費用。除了直接開銷,他們還估計了躁鬱症患者每年導致三百七十六億美金的間接開銷,包括一百七十六億美金的薪水損失、自殺導致的七十八億美金薪水損失、家屬為了照顧躁鬱症患者所損失的六十二億美金收入。因此,躁鬱症引起的直接與間接金錢損失每年大約是四百五十億美金。

協助躁鬱症患者的專業人士都知道,如果有足夠的醫療系統,許多損失是不必要的。從1991年到1996年,肯德基州一所州立精神病院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39研究者篩選出四名對藥物反應良好的躁鬱症患者,但是「因為缺乏洞見,四名患者都有拒絕醫療和長期住院的病史。」在六年之中,這四名患者平均每年總共花費九萬八千五百三十二美元,平均每人每年花費兩萬四千六百美元。如果這四名患者都願意服藥的話,門診費用每年只需五千零六十八美元。單單四名病患不願意服藥就每年多花了肯德基州九萬三千美元。

另一個計算損失的方法是檢視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發放給躁鬱症患者的福利金。提供這類福利金的兩(17)大機構是美國社會安全年金收入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簡稱SSI)和老年遺族及殘疾保險(Old 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簡稱OASDI,另稱為社會安全殘障保險﹝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簡稱SSDI﹞),第十一章會進一步討論。雖然SSI和SSDI都有關於「除了智力障礙之外的心智疾患」的數據,但是並未進一步細分精神疾病的種類。這個項目包括精神分裂症、躁鬱症和嚴重的憂鬱症患者,也包括少數嚴重的強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和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患者。

1998年,除了智力障礙之外,中央(不包括各州補助)對於心智疾患發放的SSI和SSDI福利金總數為一百八十四億美金,而1985年還只有四十六億美金。40十三年中增加了四倍──這樣的增加應該引起政府官員的重視。

簡言之,躁鬱症是極為昂貴的疾病。個人及家庭的損失無法計算。中央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開支卻可以計算,而且非常之高。而且,這些開支似乎一直在增加之中。

【譯註一】是一個健康維護組織(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簡稱HMO)。
【譯註二】兩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臘名醫,現代醫學院的「醫師宣言」就是「希波克拉提斯宣言」。
【譯註三】一千九百年前的古希臘名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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