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精神分析的指標》

　　佛洛伊德指出了亂倫與弒父緊密結合的普同性，此舉不僅是揭露了人類不願承認的欲望，出現在他早期作品中的伊底帕斯情結直到晚期的摩西，同時對於精神分析的社群以及我們的西方意識而言，佛洛伊德也將這些人類的欲望，以犧牲的神話作為呈現方式，烙印於當代的神話當中。
　　他思考的這個面向，對後者（西方意識）而言，往往被斬首截肢，而前者（精神分析的社群）則傾向將其簡化為一個名稱：「情結」（le complexe），但無論是前者或後者，佛洛伊德的發現都不會因此而被改變。我認為他在神話方面的主張，以精神分析獨特的覺察方式，回應了我們這個時代中，一種不明確，乃至被輕忽的等待。
　　首先檢視我們適當地稱之為伊底帕斯的犧牲的神話，此舉並非要進入傳統的對伊底帕斯傳奇的希臘版本的討論，也不是要給予它種種不同的解釋，我將討論限制於佛洛伊德謹慎處理的元素當中，也就是將伊底帕斯情結作為禁忌與欲望的關係中的一個例子。伊底帕斯情結作為神話，並不僅是它高度濃縮了精神分析理論的起源，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基於無意識或是基於無知，不論是基於獨特的直覺或是基於一種祕而不宣的精準性，伊底帕斯情結賦予了「犧牲」一種獨特的外型輪廓。
　　伊底帕斯情結之於犧牲的神話，茲事體大。比起任何環繞著此情結的其他神話，我們可以說，在此我們找到了集體意識與其理想的奠基，在攸關暴力與罪咎感方面，支撐著共同的願景。
　　佛洛伊德在《伊底帕斯王》（Œdipe Roi）當中察覺了命運的悲劇性。除了被一種奇怪的盲目所宰制之外，這主題明顯地表達了，眾神與人類結盟，將伊底帕斯作為代罪犧牲者（victime émissaire）。首先，一種神聖的預定，經由神諭的方式，使得伊底帕斯成為贖罪的犧牲。但是我們仔細思量，雙親將剛出生的嬰兒視為犧牲的祭品的行為，如果不是希臘當時已相當普遍，日後羅馬人更為雷厲風行，那麼便沒有任何理由可解釋這種行為。我們也不願意不加思索地將克律西波斯（Chrysippe）的事件只當作是對雷俄斯（Lïos）的處罰，對伊底帕斯而言，不公平是非常明顯的。父親的過錯並不是依邏輯推演而由兒子償還，無論是索佛克里斯（Sophocle）或佛洛伊德都不支持這種想法，而是無疑地要突顯伊底帕斯的無辜，可怕的命運正是神諭所顯示的：當瘟疫降臨，暴力充斥於底比斯城（Thèbes），社會充斥危機感的時刻，犯下不赦之罪：弒父、亂倫，動搖了整個社會組織的罪惡。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以嚴謹的態度來強調，作為代罪犧牲者的命運被如下的事實所突顯：伊底帕斯渾然不覺他在家族系譜中的位置，他不知道他的起源，他也不知道他行為的真正意義。眾神對抗他，在昭示其命運之後，讓他保有生命，讓他被收養，在他的親屬關係上加以凌虐，將他引導向重大的犯罪。人們對抗他，他們想擺脫瘟疫，集體尋找並認定這自然的災害起源於他。儘管我們有諸般理由，但如此猛烈地歸因於一人，只有一種理由來解釋：這個人的渾然不覺與無知，其實是代表、哭嚎著他的無辜。這推論不是出自於吹毛求疪，而是來自於簡單易懂的道德寓意。伊底帕斯的渾然未察，對於他成為代罪犧牲者的處境是必須的。事實上，所有匯集和適合這命運的徵兆，可說是在他身上集大成：他極為虛弱，蹣跚而行；底比斯城的居民不認識他，他是個陌生人；雖然他遠離了直系尊親，但他自知是國王之子；最後，我還要附加一點──他是個獨子。所有這些特質都使得他被歸入少數派（minoritaire）──虛弱、來歷不明的陌生人、同時是局外與局內人、高貴的出生背景、獨生子──這一切，集於他的孑然一身，拋棄與暴力將他造就成代罪犧牲者。
　　在上述我對伊底帕斯的描繪中，我們不難察覺何內•吉哈爾（René Girard）對代罪犧牲者的命運，所下的定義和發展的主題，這些都是伊底帕斯的特徵。在這方面，我同意他的觀點，但有不同的推論，隨後我們會看到，特別是針對社會事實以及針對掌控我們的神話的了解，增多了一分新的重要性。
　　只要伊底帕斯犧牲的神話未被解碼，這神話便仍然被視為具有效力，而且是回應著某種集體的需要。
　　找出眾人或眾神中的一位犧牲者，並賦予他被驅離放逐的功能，此舉是不夠的。這受害者還必須在理性（我特別強調這詞）的角度下，顯得是無辜的。這正是伊底帕斯的情形，對於他的行動與他的狀態，這些使他成為罪犯的情勢，他是一無所知的。除此之外，戲劇性的危機，不能隨著影響歷史的群體暴力當中跌宕起伏的憤恨與撫平，而消失於無形，即使對這段歷史仍保有記憶。在這種無辜的情形（但是，一個罪犯也可能成為代罪羔羊，我記起吉哈爾筆下的例子：因強暴而被眾人凌遲的黑人罪犯。簡便迅速的正義，疏通了一種暴力，消解了在群體行動中每個人都有的罪咎感）之外，必須有一種完全的改變發生。
　　在伊底帕斯身上，我們看見他完成了悲劇的進展：當真相大白之後，他不但不訴諸他的無辜，反而是承擔他所作的一切（就像尤卡斯達〔Jocaste〕一樣，如果我們接受她因此而自殺的說法）──他接受他的命運與他的放逐驅離；最根本的搖擺變化呈現為如下的特徵：無辜卅有罪；內在卅外在於他的城邦、他的王室；獨子卅他的兄弟與姊妹，這些人同時是他的子女。他接受了弒父與亂倫，正如同我們在治療過程中，所能辨識出在個人層次上被禁止的欲望。此舉使他處於矛盾的位置：他臣服於律法（La Loi），自認有罪，既使從理智上而言，他並非如此。從此他有種獨特的命運：遵從但也違抗律法，遵循但也背叛理智地弒父。這種顛倒逆轉使他處於眾神與理性的交會之處。以此為名，伊底帕斯因此是不折不扣的希臘英雄。職是之故，正如在《伊底帕斯在科羅納斯》（Œdipe à Colone）中有力地指出，這顛倒逆轉使得這不祥之人成為善行的布施者，在他身後成為領導者與奠基者，後面這身分為有理智的人們，作為被禁止的罪行與這罪行象徵的超脫的雙重見證。眾神也由他們給予他的最終命運而確認了他的美德。但這種在記憶中的「復活」（résurrection），又被他的被驅除流亡的意義再度移置：伊底帕斯又再度成為陌生人，他與忒修斯（Thésée）締結的盟約，使雅典（Athènes）比起任何其他地方，都是一個更具理智思考的城邦。這神聖化（sacralisation）取決於這顛倒反轉：代罪犧牲者是有益處而且是創始的，它聯結了儀式犧牲者（Victime vituelle），對於雅典人以及其他人，當人們觸及他們的記憶時，伊底帕斯就浮現了，在其後的幾個世紀中，他成為心靈（la psych）與理智的多種路徑的引領者。不必在專屬於希臘時期，獻祭給諸神的動物中尋找儀式的犧牲者，而是在此之外，在頌揚伊底帕斯儀式中的希臘語言，他們眾人當中，索佛克里斯是其一，所記下的文字，以悲劇的本身，像是儀式地傳播數個世紀，反犧牲與經由戲劇的宣洩，都令人憶起更古老的犧牲。
　　這命定的悲劇因此顯露了犧牲的神話。佛洛伊德不會對這一根本的面向渾然不覺，我將進一步推展這點。他思考中這一步的跨越，使得希臘的伊底帕斯接合在他的文本當中，精神分析於是側身於犧牲的神話當中。
　　為了審慎地評估這些關聯，有必要區隔伊底帕斯神話的結構，與一神教的犧牲的種種外型的不同之處。為了達到這目的，將構成共同模式的五個主軸、定位點標示出來是合宜之舉（見本書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