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工坊 四步驟探索無意識,發現你的力量及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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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序:
 
書摘:
 
延伸閱讀:
《學習家族治療》

《意義的呼喚》

《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

Strengthening Family Resilience
 
作者:芙瑪.華許(Froma Walsh)
譯者:江麗美、李叔珺、陳厚愷
書系:Master 028
定價:600 元
頁數:488 頁
出版日期:2008 年 03 月 14 日
ISBN:9789866782251
 
特別推薦:王行、王浩威、吳就君、呂旭亞、李開敏、陳韺、曾端真、游文治、楊蓓、熊秉荃、鄭玉英
 
第一章 家庭韌力取向基礎

來到邊緣吧,生命如此說。
他們說:我們好害怕。
來到邊緣吧,生命如此說。
他們來了。生命將他們用力一推……他們遨翔。
──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

我們生活在動亂的時代,在不確定的邊緣。家庭生活與周遭世界近年來改變劇烈,我們渴望堅強與持久的關係,卻不確定要如何塑造與維持這些關係,來度過生命的風暴。雖然有些家庭被災禍或持久的壓力所摧毀,讓人驚訝的是,有些家庭卻能浴火重生,變得更為堅強與足智多謀。
家庭韌力療法是要辨識與強化主要的互動程序,讓家庭能承受破壞性的生命挑戰,重新站起來。韌力的透鏡能轉化觀點,不再把受創的家庭看成受損,而是看成經歷挑戰,肯定家庭修復與成長的潛能。這個取向根據的信念是,透過合作因應突發危機與長期困境,將使個人與關係都變得更強壯。
韌力在兒童發展與心理健康理論與研究上,已經成為一個重要觀念。研究人員發現,許多兒時經歷困境的人,並未如一般悲觀的預期受到嚴重與持續的傷害,反而能成為完整、有愛心與有創造力的生命。不過,由於許多人將韌力視為一種個人的堅強,專業領域又習於專注在家庭的失能,使我們看不見受創家庭具備的能力與資源。
家庭韌力的視框從基本上改變了傳統強調缺陷的觀點。我們與其專注於家庭如何失敗,不如將注意力放在家庭是如何成功。我們不放棄有麻煩的家庭,也不只去拯救個別的生還者,我們還可以協助家庭發揮他們的最大優勢,強化關鍵互動過程,鼓勵個人與家庭的成長。
本章首先定義與澄清韌力的概念,接著回顧個人韌力研究的成果,其中我們將深入探討人際關係與社會支持的關鍵影響。然後,我們進一步理出系統觀的韌力概念,將注意力從個人的特質轉到能促進韌力的人際互動過程。最後,我們提出「家庭韌力」的概念,包括可強化整個家庭韌力的關鍵互動過程。

何謂韌力?

韌力可被定義為︰從困境中站起來而且變得更強壯,更有資源運用能力(resourceful)。這是一種面對危機與挑戰時,忍耐、自我修正,與成長的積極過程。這種克服困境的能力挑戰了文化上的傳統觀念──早年的或嚴重的創傷是無法消除的;困境經驗遲早會傷害到個人;來自於困難家庭或「破碎」家庭的孩童都無可救藥了。
韌力不僅是生存、熬過,或逃脫了可怕的煎熬。因為不是所有的生還者都能產生韌力;有些人會被困在受害者的位置,舔舐傷口,以憤怒與怨怪阻礙其成長(Wolin & Wolin,1993)。相對之下,韌力的特質讓人能從痛苦傷口痊癒,為自己的生命負責,繼續生活的完整性與付出愛。
為了瞭解韌力,必須將其和「強悍」(invulnerability)與「不假外求」(self-sufficiency)等錯誤觀念有所區分。我們將看到,韌力的強化是透過開放的經驗,以及與其他人的互相扶持。

人類的脆弱、受苦與復原
美國崇尚強悍的個人特質(Bellah, Madsen, Sullivan, Swidler, & Tipton, 1985),強調陽剛力量的形象,讓許多人把強悍誤認為韌力。早期所使用的詞語「不會受傷的孩童」(invulnerable child)造成了錯誤印象,讓人以為熬過具毀滅性環境的生還者不會再受到壓力的影響,因為他們形成了堅強的內在、為人格穿起鎧甲(Anthony, 1987)。這些堅強的兒童就像鋼鐵娃娃——非常堅固,不像玻璃或塑膠的娃娃會在壓力下破碎扭曲,他們能夠承受最劇烈的壓力。
這種關於強悍的迷思與「超級孩童」形象所隱藏的危險,是把人類的脆弱當成缺點,強悍當成優點。如費斯曼與斐倫特(Felsman & Vaillant, 1987)所寫的:「『強悍』這個字眼與人類的處境是相矛盾的……觀察世界各地高風險孩童的韌力行為,我們真正應該努力的是從形式及程度上去瞭解,其中是哪些人類的共同特質在運作。」(p.304)
有些人認為具有韌力的個人,能夠在困境中維持穩定的能力或高效率(Bonanno, 2004),但是大部分研究顯示並非如此。同樣的道理,重新振作的能力也不應被誤解為單純的「輕鬆度過」危機,不被痛苦經驗所影響,彷彿把自我塗上了一層鐵弗龍,可將困難痛苦彈開(Schwartz, 1997)。或是大家以為只有兩個選擇——不是擺脫困境,就是在其中「打滾」——許多美國人會「斷尾求生」,或只是掉頭離開。我們的文化無法忍受個人的受苦;我們轉頭不看殘障人士,避免接觸失親者,或急於提供廉價的建議,如「快樂點」、「忘了吧」。善意的親人會鼓勵你立刻將個人危機劃下句點,從失敗的人際關係中振作,躍入新的人際關係。同樣道理,我們被鼓勵忘卻國家的危機與災難——不管是越南、伊拉克的阿布格來布監獄,或過去的奴隸歷史——而不去回顧其中汲取意義,接受教訓,得到社會的療癒。這種切斷高壓力與衝突經驗的傾向,深植於我們的移民拓荒傳統之中。為了能在陌生的土地建立新生活,專注於新的挑戰是一種變通的方法(刻苦與樂觀的奇特混合),而不是去想失去的親人與拋下的社群,或更極端的狀況,如逃亡的難民。
這種文化特質影響了我們所有人。在我母親得了絕症時,我還是耶魯大學的臨床實習生;我來回奔波,每次陪我父母幾天,也沒有錯過繁忙的課業。我母親喪禮過後第二天,我就飛回來繼續用功。大家都誇讚我非常有「韌力。」我們要小心,不要把效率當成了韌力,韌力是關於整個人,包括了情緒與人際關係上的安寧。直到一段時間之後,我才開始面對喪母之痛,以及我們關係的重要性。
不像那個兔子裝電池的電視廣告,或那支天美時手錶的廣告,韌力是關於「好好的奮鬥」(struggling well):同時體驗到受苦與勇氣,無論是內在與人際的層面上都能有效克服困境(Higgins, 1994)。為了強化韌力,我們努力將完整的危機經驗整合到我們的個人和集體認同之中,改變我們接下來如何過生活的態度。

從強悍的個人主義變成互動的觀點
過去的韌力研究大多聚焦在戰勝困境的個人內在力量,反映出西方文化中強悍個人的英雄迷思。早期研究者將這些特質視為個人的人格特質與因應風格,讓孩童或成人能克服可怕的生活經驗。韌力通常被視為與生俱來的,彷彿韌力是自己長出來的:有韌力的人若非天賦異稟——一種生理上的堅強——就是得靠自己努力養成。這種觀點使他們期待自己必須自立自強,堅毅獨立地求生。如此,必然會有一個不幸的後果,就是會瞧不起那些無法靠己力克服困難的人。為了進一步瞭解個人或家庭的韌力,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責怪那些失敗的人缺乏「毅力」,尤其是當他們所面臨的情況超過他們所能控制的程度。
由若特(Michael Rutter, 1987,1999)所領導的研究,我們瞭解韌力是先天與後天元素之間的持續互動,而支持性的人際關係會增進這種能力。家庭與社會經驗若開啟新的機會,可能成為有益的轉機。最近在神經生物學的發展(Siegel, 2005)提供了證據,發育中的腦部塑造神經元聯繫時,人際關係扮演重要的角色,腦部在畢生時間中,可以不斷透過新經驗與人際關係模式的改變而重新連線。在最近的公共教育運動「通往韌力之路」,美國心理學會鼓勵建立韌力的課程,就像是鍛鍊肌肉,我們愈是練習,它就會愈強,增加我們處理壓力的能力(www.apahelpcenter.org)。有了支持性的關係,透過訓練與練習,我們可以加強韌力,更妥善地處理創痛事件與生命挑戰。

困境焠鍊韌力
我成長時,一直認為我自己很有韌力。但我相信我的堅強與我家庭的匱乏,以及我們遭受的困境無關;直到後來我才明白,我的力量正是來自於那些經驗(見第十二章)。研究人員發現,韌力是透過困境得到強化,而不是與困境無關。生命危機與艱苦可以讓我們發揮潛能,面對挑戰。如卡繆寫的,「在冬天,我終於瞭解我的內在有一個無法毀壞的夏天。」
希金斯(Higgins, 1994)對於成年人韌力的研究,發現成人會變得比較實在,因為他們被辛苦考驗過,忍受過痛苦,於是得到了也許從其他方式無法得到的力量。他們更深刻與強烈地體驗事情,對生命賦予更高的價值。通常這會成為社會運動的動力,願意幫助他人克服困境;如此一來,他們會從這些努力中經驗到進一步的成長。(補充說明,希金斯研究中,那些有韌力的成人,後來有半數成為心理衛生專業人員!)

危機:危險與機會
中文的「危機」(crisis)由兩個字組成:「危險」與「機會」。雖然我們不會希望發生不幸,但韌力的弔詭在於,最惡劣的情況也會成為我們最美好的時刻(Wolin & Wolin, 1993)。在我的經驗裡,許多失去親人的家庭發現,最痛苦難堪的臨終時刻,如果帶著關愛進行,也成為他們在一起最寶貴的時光。對於堅強家庭的研究(Stinnett & Defrain, 1985)發現,在危機時,75%的家庭能在創傷與絕望中體驗到正面的感覺,相信在考驗之後會有好結果。許多家庭都指出,一起經歷了危機之後,他們的關係變得更豐富、更恩愛。危機可以成為一記警鐘,提醒我們去注意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人事物。痛苦的失喪可以推動我們到未知的新方向。如納瓦何印第安人(Navajo)的俗語,路的盡頭是另一條路的開始。韌力就是關於這段旅程。

個人韌力的研究

為了瞭解與強化家庭韌力,我們可以從過去卅年來的個人韌力研究學到許多。這些研究駁斥了以下主流觀點:家庭與環境風險因素、還有負面的生活事件,必然會造成孩童及其日後成人時期的失調狀況。如若特(1985)所說,不管是什麼風險因素、有多麼嚴重,暴露其中的孩童有超過一半並沒有顯著的不良影響。例如研究顯示,大多數受虐孩童,成年後並不會虐待自己的小孩(Kaufman & Zigler, 1987)。這樣的韌力來自何處?
許多關心早期療癒與預防的兒童發展與心理健康專家,開始轉移注意力,不僅去瞭解發生風險與失能的脆弱性,更重視如何強化兒童資源,促進他們韌力的保護因子(Garmezy, 1974; Luthar & Zigler, 1991; Masten, Best, & Garmezy, 1990; Rutter, 1985, 1987)。早期的研究大多數是想瞭解,為何有些心理失調父母或失能家庭出身的孩子,能夠克服早期受虐或受忽視的經驗,而過著有建設性的生活(Anthony, 1987; Cohler, 1987; Germezy, 1987)。沃林與沃林(Wolin & Wolin, 1993)描述有韌力的健康成人具有一組特質,就算是他們生長於失調、而且往往是受虐的酗酒家庭。
愈來愈多研究包括更廣的社會條件,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中檢視個人風險與韌力,尤其是貧困(Garmezy, 1991)與社區暴力(Garbarino, 1997)。費斯曼與斐倫特(Felsman & Vaillant , 1987)追蹤七十五個高風險、住在都市中的男性生活,他們成長於貧困的家庭,沒有社會地位。家庭生活充斥著毒品、心理疾病、犯罪與暴力。這些人中有許多雖然被過去經驗永久印記,但他們仍過著有勇氣的生活,有能力掌控生命。儘管偶爾碰到挫折,有多重因素阻撓他們,這些人仍積極主動塑造他們的生活。研究的結論是,他們的韌力顯示「我們生命中出錯的事情不會永遠詛咒我們」(1987, p. 298)。在多元文化的研究,包括了巴西貧民窟與南非移民營,到美國的貧民區,柯爾(Dugan & Coles, 1989)也發現了與心理健康同僚相反的結論,許多孩童後來能夠超越惡劣的困境,而不會有「定時炸彈」延後爆炸的效果。
對於壓力與因應的研究(Murphy, 1987)也發現類似韌力的#堅強#(hardiness)概念。許多研究人員檢視壓力事件的影響,包括了各種心理與生理疾病,想要找出哪些個人特質,能夠調節生理狀態,讓某些承受高壓力的人可以彈性因應,保持健康(Antonovsky, 1979; Holmes & Masuda, 1974; Lazarus & Folkman, 1984)。寇伯沙與其共同研究者建立起關於能力(competence)的早期理論,(Kobasa, Maddi, & Kahn, 1982),她們提出︰承受高壓而沒有生病的人,擁有一種「堅強」的人格結構(Maddi, 2002)。
葛林格與施畢格提出的先驅性研究報告(Grinker & Spiegel, 1945),為我們開啟一條新路,他們針對戰時受壓力的人,去探討災難事件中創傷與失落對人的衝擊(還有Figley & McCubbin, 1983;見第十一章)。該研究揭露了每個人在面對創傷的反應上,以及復原與繼續生活的能力上,存在個別差異。在《排除萬難》(Against All Odds)一書中,赫姆里希(Helmreich, 1992)發現許多納粹大屠殺的生還者<
展現驚人的韌力。這類報告見證了人類能從破碎經驗中重新站起來,雖然有傷痕,但是更為堅強。
在最具野心的一項韌力研究中,韋納(1993; Werner & Smith 1982, 1992, 2001)花了四十年追蹤夏威夷第四大島考威島(Kauai)將近七百名貧困的孩童。大多數孩童是當地糖業工人的子女,有不同的種族。三分之一被歸類為「風險」,因為他們在兩歲前就經歷了至少四項風險因素,例如,嚴重的健康問題、家庭酗酒、暴力、離婚,或心理疾病。到了十八歲,約三分之二風險孩童的表現正如預期般糟糕,未成年懷孕、需要心理衛生服務、在學校惹麻煩,或觸犯法律。不過,三分之一的風險孩童成為能幹、關愛與有信心的「正常」青年,在各種評量上被評為有能力「好好工作、玩樂與愛人」。到了這些孩童四十歲時的追蹤研究顯示,除了兩位之外,這些人都繼續過著成功的生活。許多人的成就甚至超越了考威島上其他比較不貧困的孩童,他們較多人仍維持穩定的婚姻,較少人離婚、失業,也較少人因幾乎毀了整個島嶼的颶風而精神嚴重受創。

個人特質
早期韌力的研究大多專注於個人特質,例如好相處的性情與高智力,這些特質的確有幫助,但對韌力而言不是絕對必要。這些特質能夠從其他人得到更多正面回饋,增進因應策略與解決問題的技巧。更重要的是,高自尊與自我效率,帶著希望感與掌控感,會提升因應困難的機會,而無助絕望的感覺容易使困難接二連三發生(Rutter, 1985)。類似安托諾夫斯基(Antonovsky, 1987,1988)統合感(sense of coherence)的概念,在關於強悍個人的研究中也發現,這些強悍個人具備三種共通特質:(1)相信他們能掌控或影響事件;(2)能夠深刻感覺參與或投入於生活中的活動;(3)認為改變是進一步發展的興奮挑戰(Kobasa et al., 1985)。在跨文化的觀察中,柯爾發現道德力量與靈性勇氣是維持生命的承諾力量,讓個人能超越困境(Dugan & Coles, 1989)。韋納(1993)同樣指出,有效因應困境的核心要素是一種有信心的感覺,覺得困境是能夠克服的。就算是家中有問題,具有韌力的年輕人在高中時,就能發展出一種協調感,相信難關可以克服,相信他們能掌控自己命運。他們要比沒有韌力的孩童更有一種內在的控制感——樂觀地相信他們能影響事情。他們發展能力與希望,透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與人際關係來得到更好的生活。
墨非(Murphy, 1987)也談到了韌力孩童的「樂觀成見」(optimistic bias)。她觀察許多人會抓住「任何理由來維持復原的希望與信心」(pp. 103-104)積極地運用所有的思考與資源來達到成功。泰勒(Taylor, 1989)根據一項流行病研究,發現擁有「正向幻覺」(positive illusions)(對於威脅生命的疾病採取選擇性的正面成見)的人比較不會生病。這樣的信念讓他們面臨困境時能保持希望。賽利格曼(Seligman, 1990)研究「習得的樂觀」(learn optimism),也增進我們對韌力的瞭解。他稍早研究「習得的無助感」(learn helplessness)時,發現人們會被制約成為被動,當他們的行動沒有得到預期的獎勵時,就會放棄解決問題。賽利格曼後來發現樂觀可以透過掌控生命的經驗來學習,個人逐漸相信他們的努力能帶來成功。(第三章將檢視家庭信念系統的力量,其如何促進意義的產生、樂觀的展望,以及超越。)

人際關係是個人韌力的生命線
愈來愈多研究者發現,在脆弱孩童身上出現的韌力,與家庭、社會環境中的關鍵保護因素之關聯性。當孩童能夠在家庭或社會中接觸到至少一位關愛他的親人(包括父母、照料者,或其他的支持成年人),他們面對困境的韌力會比較好。甚至由遺傳影響的個人特質是否出現也與人際關係有關(Reiss, Hetherington, Plomin, & Neiderhiser, 2000)。如韋納(1993)所強調的,支持性的人際關係是提升自尊與自我效能的最重要因素。考威島研究中的所有韌力孩童,都「在生命中至少有一個人能毫無條件地接納他們,不管他們是否會鬧脾氣、在外表或智力上是否吸引人」(p. 512)。他們需要知道有一個人可以依靠,需要一個人滋養並激發出他們的努力、能力與自我價值感。透過與一個導師的聯結,他們會得到鼓勵、協助,並讓他們發展出特殊的興趣或技能(例如木工、藝術,或寫作),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能力、自信與控制。
更早對於個人韌力的研究中,僅少部份留意到家庭正面的貢獻(Hauser, Vierya, Jacobson, Werlieb, 1985; Rutter, 1985; Werner & Smith, 1992)。這些研究聚焦在家庭組織與情緒氣氛上,並發現溫暖的關愛、情緒上的支持,以及清楚合理的結構與約束,是很重要的(見第四章)。研究人員強調,如果父母無法提供這種氣氛,家庭其他成員(如兄姐、祖父母,與親戚)的人際關係可以彌補這項功能。還有,透過家庭互動傳遞的共享信仰系統,也對韌力產生有力的影響(見第三章)。孩童對危機事件與破壞性變遷的適應,會受到該經驗的意義影響,而意義則是源自於父母的認知與溝通(Kagan, 1984)。
個人韌力的鼓勵也可來自於朋友、鄰居、老師、教練、牧師,與其他的心靈導師(Brooks, 1994;Rutter, 1987; Werner, 1993)。問題家庭中的韌力孩童,時常主動接觸他們社交環境中有影響力的成人,形成特殊的關係。他們學習聰明地選擇人際關係,他們選擇的配偶通常會來自健康的家庭。已有充分的文獻討論社會支持在危機時的重要性。雖然這些人際關係有時會成為一種壓力,但是也會成為處理危機的正面資源(Rutter, 1987)。

韌力的系統觀點

從二元到系統觀點
總觀而言,對於個人韌力的研究愈來愈強調人際觀點的重要。在世界各地,對於遭遇不幸的孩童所進行的研究,發現最重要的正面影響是與一位成人有親密而受關愛的關係,這位成人相信孩童,孩童也認同這位成人,這位成人會為孩童爭取權益,而孩童能從這位成人得到力量來克服困境(Werner, 1993)。但是,大多數韌力理論與研究對於關係脈絡都是採取狹義的觀點,將這位重要成人對於風險孩童的影響力以二人關係來描述。為了更完整瞭解韌力,我們需要更複雜的、互動的模型。系統理論將我們對個人適應的理解擴展到家庭與社會脈絡中,互動的過程讓我們開始注意,這種影響是互相的、與時俱進的。
當我們的觀點能超越二人之間的連結與早年決定論,我們會覺察到韌力是交織在人際關係與生命經驗的網絡中,以及橫跨世代的生命道路上(Hauser, 1999)。要在社會與時間脈絡中暸解韌力,生態與發展的觀點都是必要的。

生態觀點
生態觀點考慮到在生命道路上,風險與韌力的許多影響層面。家庭、同儕、學校或工作環境,與更大的社會系統,這些都可以視為社會能力的背景脈絡(Bronfenbrenner, 1979)。
若特也強調,為了瞭解與加強韌力與保護機制,我們必須考慮到家庭與政治、經濟、社會、以及種族情境的互動,以及個人與家庭因而出現的衰敗或興盛(Rutter, 1987)。我們必須謹慎,不讓韌力概念被錯用在公共政策上,以免合理化社會支持的緊縮或延續不公義,讓人們把成功失敗看成是個人與家庭的能力或缺陷問題。如果只是想靠鼓勵風險孩童或家庭的韌力來「戰勝逆境」是不足夠的,我們必須同時努力改變他們所面臨的逆境(Seccombe, 2002)。
發展觀點
要瞭解韌力,發展觀點也很重要。因應危機與適應牽涉多重的因素,不能單靠一套固定的特質,需要隨著時間不斷做調整。大多數的壓力不是短期的單一刺激,而是許多複雜的變化情況,有過去的歷史,也有未來的課題(Rutter, 1987)。面對如此的變化性與複雜度,沒有單一的處理反應會永遠有效。重要的是,要有許多因應策略來處理不同的挑戰。選擇可行的策略,是韌力中非常重要的能力。
研究人員探索在許多不同壓力情況下的因應能力,像是慢性疾病、發展轉銜、角色壓力、親人死亡、離婚與領養家庭的形成、失業與貧困、虐待與疏忽、戰爭與種族屠殺,還有社區遭遇災難等等。壓力生命事件會給功能帶來不利的影響,尤其是突發的事件,或劇烈與持續的,或多重的壓力源產生累積的效果(Boss, 2001)。「不合時宜」的事件,或不合年紀與社會期待的事件——像是年輕守寡——也會比較困難(Neugarten, 1976)。
對於個人與家庭發展的生命週期觀點,也有助於瞭解韌力。雖然從孩童與青少年的因應能力通常可以預測成年後的情況,但是用早期生命經驗來決定克服困境的能力,可能沒有以往所想的那麼重要(Cohler, 1987; Vaillant, 1995, 2002)。長期追蹤成人的研究發現,無法根據早年的簡短互動取樣來評估韌力。如果我們僅是關注連貫性與限縮的短期觀察,我們也許會忽略人類是持續發展的生命體,生命軌跡充滿彈性且層次豐富(Falicov, 1988)。況且,在某個時間適用的應變方式,後來也許並不適用於其他挑戰。此外,不同發展階段的脆弱性,也存在著性別的差異(Werner & Smith, 1982)。這些變數隨著時間會影響韌力的運作本質。
韋納與史密斯(1982, 1992)對韌力孩童的的長期研究,為韌力的複雜互動觀點提供豐富證據,其中包括了生命中多重的內在與外在保護因素。他們的結論是,早期研究者過於狹隘地專注在母性影響上,以及核心家庭中父母之一的傷害,忽略了家庭網絡中兄弟姊妹與其他親人的重要。各種支持性的人際關係在每一個年齡層都是重要的角色。
大多數有好起步的孩童很早就與至少一位照顧者建立感情,通常是祖母、姊姊、姑媽,或其他照料的親人。但是就算是起步不利,也不一定都有壞結果。許多人克服了早期的被忽視、被遺棄,或發展上的遲緩,當他們後來得到滋養性的照料後,也會開花結果,像是被收養與得到教導(與教師建立特殊的人際關係)。有韌力的孩童在就學期間,會在他們的大家庭與社區裡,獲得更充實堅強的支持性網絡。有趣的是,在各種年齡層,女孩要比男孩更能夠克服困境。我們可以假設性別為主的社交方式,影響了尋求與維持支持性的人際關係:女孩被教養成比較溫順隨和,比較願意建立人際關係,而男孩被教導成要一輩子堅強獨立。還有,時常因為家庭生活中的困難問題,使人較早承擔起家事責任與照顧弟妹,因而發展出能力。
韋納與史密斯發現沒有任何事是被早期生命經驗「決定」的。有些人在十八歲時被認為是有韌力的,在三十歲時卻出現嚴重問題。不過,最重要的發現是,在任何生命階段都可以發展韌力。意料之外的事件與新的人際關係可以打斷負面的鎖鍊,促進新的成長。風險孩童中有三分之二在青少年時被認為沒有韌力,但其中有一半在三十歲時步上正軌:青少年時期的不良行為並沒有導致犯罪生涯,許多人後來有穩定的婚姻與正常的工作。在這些案例中,有許多人提到,當他們陷入麻煩時,有成人挺身關心他們。他們也會說到人生的轉捩點:好的婚姻、滿意的工作、加入軍隊,或參與組織嚴明的宗教團體(Butler, 1997)。這些發現支持了韌力實務研究的核心信念:(1)過去有問題的人,在成年的過程也有改變生命的潛能;(2)危機可能會成為正面的轉捩點。
韋納與史密斯的結論支持了許多其他對於風險孩童的研究(Masten et al., 1990),指出了由大家庭、朋友,與鄰居組成的人際關係網絡的助益。隨著時間,正面的互動有彼此增強的效果,有助於正面向上的生命軌跡。韌力有多重的管道,在生命的任何時間都可能改變墜落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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