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受苦者》

殖民，這到底是不是一個過時的議題？這恐怕就像資本主義是不是個過時的議題一樣：當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已不再是問題的時候，也正是它的問題演變成海嘯的時候。

拉長歷史的尺度，所有的殖民問題當然都不再是問題，比如在第六世紀日耳曼裔的法蘭克人征服了高盧人的地區而成立了法蘭克王國時，難道沒有殖民問題？但千年之後，法國早以「法蘭克人之國」（France=Frankreich=Franks' kingdom）而行諸於世，何來殖民問題？因此，關心殖民議題是為了要處理當下的權力關係，為的是求得公義在當下獲得貫徹、並在未來獲得確保。同時，殖民的議題並不涵蓋所有的權力關係；它指的是國與國、或種族與種族的壓迫關係。而且這種關係主宰了幾個世紀來的世界歷史，並且持續宰制著我們的生活。

但殖民主義會改變。正如資本主義影響世界的方式會進入「晚期」，殖民關係也會蛻變成「新」殖民主義，（而且事實上晚期資本主義與新殖民主義正是一體兩面的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宰制與壓迫一定會減弱減少；早期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不但有相當的傳承，隨著殖民方式的精緻化，宰制益形隱晦，也更容易擴張。同時，殖民關係雖主要是國際關係，但自始與國族內部的階級關係及性別關係，都有著密切的鉤連，甚至可以說是帶動這些宰制關係的主旋律。這樣的連動關係，更可謂於今尤烈。

因此，法農的這本書雖寫於二十世紀中期，但至今不失其時代意義。隨著法農的洞察回顧殖民地獨立前後的狀況，確能以古鑑今，透視藏身今日的迷霧中、仍徘徊不去的昨日的鬼影。

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共謀關係

閱讀法農的這本書，必須要先能掌握他用以貫穿全書的左翼立場，這個台灣讀者較不熟悉的思維，為他的洞察提供了立論的一致性與思想的硬度。首先，他點出了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共謀關係。因為這個根柢上的共通性，使得殖民地的人民在面對殖民者時，產生了極大的內部矛盾。因為領導右翼民族主義運動的，多是法農所稱的「國族資產階級」（national bourgeoisie，即受惠於殖民體制的本地人）。這個階級因為本質上是商人，本來就較為利益取向，領導反殖民運動的初衷，主要也是為了搶奪殖民母國的在地資源。加之大多受過較多的殖民教育，視野受到殖民者影響也最深，其「頻率永遠調向歐洲」的買辦屬性又極易把獨立後的國家在利益交換的情況下，變成「歐洲的娼寮」（the brothel of Europe），其三，國族資產階級為了確保自身的階級利益，往往將其所佔據的統治階層「部落化」（tribalized），以國族之名，行中飽私己之實。一個不慎，這個階級挾國族之名遂行歛聚的現象，就會無止境的延長下去。對這樣一個「心智怠惰、精神貧瘠、且心理上深度國際化」的階級，法農從其行遍各殖民地的經驗，得出了極大的不信任。

雖然，法農認為右翼的反殖民運動妥協傾向太濃，但他仍然認為反殖民運動的成功繫於能否成功凝聚「國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唯方法須是左翼的，也就是透過「暴力」（violence）的革命。法農對暴力的正當化，根植於其從心理醫生的視角出發對殖民情境的理解。在殖民者拜火教式（Manichean）善惡二分法之下，殖民體制就是最赤裸、最原始的壓迫與剝削狀態：原住民被視為負有原罪，在自己的土地上動輒得咎。另一方面，殖民者卅移居者（settler）在殖民地所建立起來的世界，既是敵視原住民的地獄，又不免成為原住民忻羨的天堂。被殖民者長期處於情緒苦無出路的狀況下，時時瀕於暴力的邊緣，甚至出現精神問題。最常見的是以內鬥的方式宣洩，或藉傳統宗教及神話轉移問題焦點。

因此，暴力的使用分幾個層次：首先，對被殖民者而言，針對殖民者的暴力反抗，有其心理上的需要：可對個人產生某種「滌清」（cleansing）的效果。但真正具正面意義的暴力，須待反殖民革命的時機來到。經由暴力的使用，人民因此而「團結成一體」，在他們的意識中產生了「共同的使命、國族的命運及集體的歷史」，未來的「國族」也開始有了眉目。暴力不僅是國內革命之所繫，也是國際財富重分配的前提。當這些本地人在追求自由的路上，不再受到阻滯，他們的視野不再受到局限，他們才能勇於認知到，歐洲的風華原來都是建築在第三世界人民的血汗與屍體上，並且勇於要求償還損失，以俾藉此來重建被剝削一空的殖民地，重新在國際上找到自己公允的立足點。

但法農也注意到，殖民地某個階層的民眾在「精神上的不穩定性」（spiritual instability）。這些民眾因為長期累積的被剝奪感、長期處「人下之人」的地位，以致任何施捨都可能獲得一種平反為「人」的錯覺。但這些來自殖民者的讓步或小恩小惠，不過是試圖延長殖民宰制的障眼法，並無涉最根本的問題—改變殖民政權的本質。而更重要的是，「剝削的劣行也可能戴著黑人的面具或阿拉伯人的面具」。反之，許多非「國族之子」（sons of the nation）卻還更接近國族抗爭的立場，足以成為同志或戰友。

這樣一個較為複雜的認知，大量降低了法農定義中的暴力的盲目性與任意性。但這種具有高度的暴力，卻無法一蹴而幾。首先，必須有國族主義運動內部遭排擠的激進派（即左翼傾向者）轉戰農村，並在這個過程中與農民大量接觸，從而見識到他們素樸的「自發性抗爭」（spontaneous rising）。長期被殖民者所洗腦的知識份子，一旦與農村民眾接觸，心中來自殖民者的制約就會逐漸瓦解。從民眾素樸情感的洗禮中，他才能找回自己的「異常的潛能」（unusual potentiality），滌除自己最後的妥協傾向（成為一個左派）。但另一方面，這些不滿於全面妥協的知識份子也在這種「自發性抗爭」中，發現民眾單純的恨意無法克竟解放之功，而必須佐以對民眾的教育與啟蒙。將個人的、地區的抗爭加上既屬國族又超越種族的高度。否則，如前述，民眾的恨意也容易因為殖民者的小恩小惠，而輕易感動並放棄抗爭。由以上可見，法農在強調知識份子應向農民學習的同時，也強調農村民眾必須不斷在抗爭的過程中，超越非黑即白的二元心態，學習接受較複雜的「多層次意義」（shades of meaning）；換言之，城市的激進知識份子與農民應視為國族運動的腦與心、理與情，缺一不可。

然而，法農也特別提醒，我們必須意識到「國族意識」其實充滿了陷阱，因為撐著「國族意識」這面大纛的，正是甚不牢靠的國族資產階級。在法農的思考裡，國族意識只是一個階段，雖無法略過，卻必須在獨立之後轉型為社會或政治意識（social o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但遺憾的是，多半的前殖民地都不斷的被國族資產階級的政客挾持，繼續在國族意識中打滾，甚至如前述將國族意識「種族意識化」，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及牟利自肥的網絡。

文化，解放運動的整體

故法農相當重視腦子的「去殖民」改造。那麼文化在反殖民的大業中扮演什麼角色呢？在殖民統治的過程中，殖民者透過教育體制不厭其煩的灌輸一個論點：土著文化在（殖民）現代性未到之前是野蠻而黑暗的。殖民者的論述在貶抑黑人或阿拉伯文明時以全稱方式進行，故本土知識份子時也反擊以全稱方式肯定自己的文化；當時非洲甚至阿拉伯世界，都企圖以一種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或黑人性（négritude）來對抗殖民者對本土文化的歧視及壓制。但法農期期以為不可。他認為阿拉伯世界與黑人世界，各地或曾一度有相當的一統性，但在時間的進程中，各地早已發展出不同特色的文化，尤其在殖民統治之後，更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區域差異。故全稱的文化認知便脫離了現實，無法對文化的生機有所貢獻，甚至造成傷害。

那麼，「文化與殖民鬥爭的關係」到底如何？法農認為文化無法脫離政治的民族解放工程獨自進行重建。把文化視為獨立的領域必然會想要證明，前殖民時期的文化既不黑暗也不野蠻，於是，這個工作想當然爾須從農民所保存的傳統文化再出發。但法農認為傳統文化雖然經由農民努力保存，卻難免已被殖民者切斷現實性，而形成徒具形式的樣板文化。法農認為這種定義下的「文化」「無法證明『國族』的存在」，國族必須在人民的反殖民奮鬥中「予以實質化」。文化「不是特殊主義、不是習俗、也討厭被簡化」。法農並不反對重新運用舊文化，但其目的應是「展開未來」。更重要的是，文化不只是解放的關鍵之一，而是解放運動的整體。唯有在為解放而奮鬥的過程中，真正有意義的新文化才於焉「獲得形式與內容」。「被殖民者有意識、有組織的重建國族主權的行動，就是最完整最明顯的文化展現」：「若國族意識得以完成，這就是最最精緻的文化（most elaborate form of culture）。但國族意識不是國族主義（nationalism），因此，國族的自我意識事實上乃是確保對外「溝通之門」的不二法門。唯有「在國族意識中，國際意識（international consciousness）才能存在與生長。而這種雙重的湧現最終而言才是所有文化的泉源。」

反息暴力、國族與傳統文化

不過，法農論述在進步論者眼中並非無可挑剔，若干觀點也曾遭到一定程度的質疑。一是其對於暴力的鼓吹，二是其對國族意識的注重，三是對傳統文化的低估。關於這三點，我們必須擺脫沙特的序言觀之。沙特認為法農在本書中的論述是一種「嶄新的聲音」，一種敢於直接對歐洲文明宣戰的聲音。此說信然。但他的嶄新，並不在於敢於提倡暴力，而在於提倡「暴力革命」。對法農而言，暴力的衝突來自殖民壓迫，當民眾意識到暴力的對象應是殖民者而不是自己或自己的鄰人時，他就初步的找到了精神問題的出口。但暴力的使用則必須經由政治教育提升到國族卅超種族的層次。

當然，帝國殖民的年代與左翼狂飆革命的年代似皆已一去不復返，但取而代之的則是無數少數民族的議題，包括內部殖民與新移民的不同狀況。這些問題理應由內部透過協商進行適當的處分，但迄今卻只有魁北克等少數地區避免了大規模的暴力，其他從斯里蘭卡到科西嘉、從巴黎到洛杉磯，則都還是籠罩在暴力當中，看不到硝煙散去之時。法農若生在此時，雖未必會再提倡暴力革命，卻可能從心理醫生的角度，繼續判定暴力必將週而復始、永無寧日。

法農所關注的國族意識，如前述，並不是國族主義，更不是狹隘的種族意識，而是跨族群跨差異「共同創造國族」的意識，並由此而「共同創造的」國族意識。換言之，這是在反殖民的過程所協商而成，並非原先已存在的本質。他對此的注重肇因於他對非洲許多社會（以部落或社區為認同根據的）前現代社會結構的認知。他認為不超越這種結構，無以對抗殖民。

當然，從今天的角度而言，「民族國家」的觀念已受到區域性「超國家」及「全城城市」的夾擊，赤裸的殖民狀況也轉換成新自由主義卅新殖民主義的隱形宰制，因此，國族意識似也需要有更複雜的轉型：也就是一分為三：在上是一種全球性的結盟，在下則是社區的深耕，而國家的架構則扮演協商二者的中介者。

然則，我們不要忘記，並不是地球上每一個地區都完全進入了這種後期資本主義的生活形態。在世界各洲，尤其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有許多所謂的「國家」仍因為部落及社區的差異及內部殖民的問題，而無法發展出能讓眾人接受的國族意識。這些地區也許無法完全如法農所言以國族鬥爭凝聚國族意識，但國族意識卻仍是個極待解決的問題。換言之，就是要設法以當代的方式讓所有人找到可茲共同接受的理想，但是這種理想又須如法農所言，根植於國際意識，或曰「普世的胸懷」（cosmopolitanism），而非揚己排他的國族主義。

法農對傳統文化確有所保留，但並非如沙特所言，「要提防過去遙遠的非洲文化的重返」。如先前曾論及，法農認為傳統文化在殖民統治的刻意打壓下，與當代現實已有距離。但他並非全面的反傳統，也支持運用舊文化創生新文化。然而，一味以舊文化抵制現代性固然可能導致文化自戕，但將舊文化全面視為過時，多少是沾染了現代性的傲慢。傳統左翼視傳統文化為「封建保守落伍」，確實是其一大盲點。文化不可能以革命革之，但卻可以革命斲傷之；文化不可能從零開始，卻可能因革命而被迫從殘破中再出發。

但瑕不掩瑜，法農在本書中的多數觀點，都能讓我們看清，當前的許多現象原是滋生於殖民主義卅資本主義的淵藪。而今天的病徵雖更隱而不顯，卻可能意味著更深的沉　。當前全球化的局面下，尤其在社會主義體制崩解後，國族資產階級與全球資本主義合作關係益加密切，統治也日益穩固。而藉由消費悲情國族意識、陳倉暗渡新殖民主義，以謀取特定階級的利益，幾乎仍是各前殖民地政客普遍的策略。

重審「現代性」

追根究柢，從殖民主義到新殖民主義，一以貫之的主導性迷思都是現代性，背後的動力則是資本主義的擴張。當前各國的國族資產階級與全球性資本主義的結合，對人類的威脅已經遠超過殖民的剝削，而是直奔人類的滅絕；核武、環境污染、藥物濫用、全球暖化等問題紛至沓來。因此，要如何將國族資產階級「從資本主義的工具，變成人民的僕人」，可謂關鍵議題，而這絕對要從重審現代性著手。

換言之，若欲了解殖民之舉有何不當，必先釐清「現代性」的意義。首先是，現代性的出現究竟是歐洲內部自發的現象—即是否如黑格爾所言，始於希臘時期植下的自我種子，最終開花結果成為通體透明的自我意識—或只是一個偶然與機緣的產物？再進一步的問題是，現代性是否是真命天子、是人類進化的極致？或亦只是一個應被歷史化（historicized）、有始也有終、故也會被取代的現象？但即使現代性不是歷史的終點，我們還是要問，現代性的來臨是不是「進步」？或只是演化的「一個階段」？

根據杜塞耳（Dussel）的論證，在歐洲發現美洲之前，當時真正的富裕地區是東方，而歐洲猶是世界的偏遠地帶。也因此，歐洲百般企圖與東方進行貿易，以取得歐洲無法自己生產的奢華品，包括絲、瓷器及香料等。但因為陸路為阿拉伯人所阻，轉而尋找海路：先有葡萄牙人麥哲倫發現沿非洲海岸的航路，後有哥倫布為避開葡人而往西行，結果卻發現美洲。美洲的大量資源使得歐洲在學習管理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以數字管理為核心的西方現代性。另一方面，西方現代性也非純為歐洲文明內部的萌發，而是受到來自阿拉伯、印度與中國的文明洗禮之後，才因美洲的因緣而發展出來。故西方會產生現代性，不是因為其文明之優越，而是因為落後；而當時富庶許多的印度與中國未發展現代性，則反而是因為無「向東航行」以尋求商業航路的需要，而無緣發現美洲。

其次，在近年諸多關於後現代性、反身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超現代性（trans-modernity）的討論中，我們理應看清了現代性是個必須被歷史化的現象。而同樣在這些討論中，我們也理解到現代性未必意味著「進步」。在現代性看似將文明益加細緻化的過程中，人類傷害其他人類的方法已變得空前的細膩，戕害大自然的效率也變得空前的驚人。而殖民主義不就是個最典型的例子？表面的優雅高尚與先進之下所進行的勾當，其野蠻程度完全不遜於部落社會以長矛和弓箭所進行的打殺。

如果現代性並未賦予前殖民國家任何剝削與壓迫的藉口（如「殖民讓落後地區現代化」），那麼法農關於「歐洲的風華乃係建立在殖民地的資源之上」的洞察，就必須逆向來實踐，也就是殖民賠償及重建責任的問題。這也就是前殖民國普遍不願向前殖民地認罪的關鍵。然則，今日世界的南北問題，及許許多多第三世界的內部問題，都可清楚的溯源至殖民統治。

為台灣找到出路

瓦解了現代性相關的迷思，我們就比較容易為台灣的「後殖民現況」找到出路。殖民議題在台灣的難度在於兩個互相糾結的現象，其一是台灣的國族資產階級掌權時間，因為中間經歷了早期國民黨的統治而遲滯了約四十五年的時間。這段期間權力鬥爭的論述主要圍繞著現代性所有權的爭議（即台灣的殖民現代性 中國的江浙現代性）。然而這其中只見雙方對現代性的崇奉，而絲毫不見反省。無怪乎演變迄今，台灣的所謂後殖民研究，往往都致力於殖民者對台灣的貢獻，而這卻正是殖民者要被殖民者牢記在心中的：殖民者的來到，象徵著殖民地進入了新的歷史時刻，它從此擺脫了傳統的黑暗與愚昧，迎向光明的現代化時期。轉化的過程容或辛苦（甚至受辱受傷），但血淚的灌溉，必有豐碩的果實。

其二是，原住民持續被漢人殖民的狀況，因為漢人內部的利益衝突攫取了所有焦點與資源而遭到忽視。台灣這種持續「內部」殖民的現實，正是所謂「移居者」反客為主的實例之一。同樣是移居者宰制的國家，如加拿大、澳洲等都在多年已前展開了為原住民去除殖民枷鎖的工作，唯獨台灣卻仍是極不光采的例外著，這也不能不歸咎於漢人耽溺於國族意識（種族意識）與現代性迷思的陷阱中，而不知「進步意識」何意！

然而，法農所未直接談到的則是，對現代性的崇拜卻不只發生在曾被殖民的地區；多數非歐國家的現代性崇拜，與殖民者在殖民地實施的輕蔑本土的教育，有異曲同工之妙，且早就把這些社會自我殖民而變成了「類殖民社會」。中國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舖天蓋地的文革若沒有現代性崇拜作祟，何以反傳統至此？就盲目崇奉現代性而言，台灣與中國果然係屬同根所生。

世局之亂不是局部地區的恩怨情仇（包括台灣的統獨議題），而有更深的全球心理狀況，要深入這個心理的潛意識才能找到病源。這就是法農的意義：作為全球的精神科醫生，他在二十世紀中葉所作的診斷，迄今仍犀利透徹，直指當下許多問題（包括去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海嘯）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