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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與收獲 我離家上大學時，父母親從赫特育幼院收養了兩個韓國女孩。父親自從去過韓國之後，就對那個國家的兒童特別感興趣，我們逐漸長大之後，他說服了母親，認為他們可以養更多的小孩。他中風的時候，我的兩個韓國妹妹才剛開始上小學。珍在我們家一年了，金卻只在這個國家待過五個月而已。兩人都極需要父母親的關愛與指引，結果她們卻待在一個受了創傷的家庭裡，必須自求多福。
我原本可以幫她們和我的親生弟妹多做點事，卻無法忍受必須回家看見那麼多的難受的事。加州誘人的地方，有一部份在於它離家很遠。時至今日，我仍無法確定自己是奔向一片大好人生，或是在逃離令人難受的日子。
我原本申請了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但是後來又轉到柏克萊，那裡才是真正熱鬧的地方。灣區是我母親的麥加，它不久也變成了我的麥加。弟弟傑可也在大約那個時間搬到舊金山。我們時常去探訪彼此，享受柏克萊和舊金山最美的風華。
我的室友包括來自波士頓和紐約的人，因而培養出了綿綿密密的世故深沈。我們住在一個公社裡，我們會交換書籍和唱片。我在我的小房間裡掛著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和愛因斯坦的海報。我有一件鼠毛外套，一張銅床，還有堆積如山的平裝書和人類學的課本。我到北灘去參觀各個社團，又到金門公園和泰莫派斯山去看即興藝術表演，於是我的音樂品味進化了，以前聽艾佛利兄弟（Everly Brothers）和彼得、保羅與瑪莉三重唱，現在聽的是鄉村喬與魚（Country Joe and the Fish）、摩斯．艾利森（Mose Allison）和珍妮絲．賈普林（Janis Joplin）。我到費爾莫（Fillmore）和艾法龍（Avalon）舞廳，隨著死之華合唱團（Grateful Dead）、傑佛森飛船合唱團（Jefferson Airplane）和密西西比四兄弟組（Chambers Brothers）的音樂起舞。我每天的生活都是飄飄然的。我的腦袋就像要炸開來。
在我們的公社裡，我們吃糙米飯和本地的有機蔬菜，還有苜蓿茶和普通的葡萄酒。我是公社裡最勤快的成員，因此負擔大部份掃地、煮飯和洗碗的工作。上課時間，我穿著褪色的牛仔褲，大大的耳環，高根鞋和卡其布軍用夾克。到了星期六晚上，我就會穿上性感的黑色洋裝，頭上包著一條印度來的粉色鑲金線圍巾。我愛上音樂家、革命分子和詩人。
我在大學和二十來歲的年紀，極力探索來自世界各處的宗教信仰。不久之後，便開始主修宗教研究，帶著莫大的興趣在研究世上的各個宗教。希臘的東正教教堂和藏傳佛教徒都一樣能引起我的共鳴。卡羅斯．卡斯塔尼達（Carlos Castaneda）、艾倫．瓦滋（Alan Watts）和喬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的書，還有赫塞（Hermann Hesse）的《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拉姆．達斯（Ram Dass）的《活在當下》（Be Here Now）和約翰．內哈特（John Neihardt）的《黑麋鹿如是說》（Black Elk Speaks）都成為我的聖典。不久我就開始幫我的朋友分析星盤，詮釋塔羅牌和易經。為了慶祝夏至，我在半月灣畔跳迴旋舞（Sufi dance）。我在公開大學修了一門名為「對月狂嚎」的課程。
我不想暗示說我是個無憂無慮的嬉痞。我在柏克萊的最後一個學期，曾經參與抗議學校夷平人民公園。成千上萬的學生出來示威，要阻止學校將一座美麗的社區公園變成停車場。我受了一些教訓，知道我們的政府是如何對待這些麻煩製造者。電影院的經理在他的公寓屋頂看示威遊行，結果被射殺身亡。我有些朋友遭到逮捕，在拘留所裡被毒打，精神大受打擊。我朝教室走去，一路上被直昇機灑下來的催淚瓦斯嗆得很難受。到頭來，公園還是搭起了圍牆，全面夷平。
我也否認自己的痛苦，以及對未來的恐懼。我把離家的焦慮和罪惡感都藏在心裡。無論我的生活顯得多麼刺激，我都知道自己離家遠遠的，而我的父親卻在掙扎著從他的第一次中風中復原。傑可和我可以在精神上相互扶持，但我知道我的母親和其他手足都很想念我。回想從前，我可以看到自己正在逐漸成熟，卻也茫然失措，欣喜若狂，卻又忍不住悲傷。我覺得自己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猶大（Judas Iscariot）的綜合體。我的大腦疾速脫離過去的我，以致精神經年的感到眩暈。我不打算去檢視在我心裡翻騰的是什麼。我在一九六九年拿到人類學的學位，我對祖魯人（Zulus）和托比安島島民（Trobriand Islanders）的了解，比對自己所知更深。
畢業的時候，我已經和許多不同類型的人同住過，也待過許多地方。二十一歲的年紀，我一點都不想安定下來。我上不起研究所，因此考慮一輩子在餐廳當個女服務生。金錢對我毫無意義，而且我喜歡在送上食物時，和客人聊天。然而我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舊金山聯合廣場上的一家百貨公司。我接受訓練，要從外國市場去採購一些少數族裔使用的商品。在舊金山的陽光下，穿著尼龍衣服坐在一個小房間裡，這對我而言簡直是酷刑。我熬了兩個星期之後，便領了第一份薪水，和一個朋友搭便車到墨西哥去了。
我們在海灘上租了一間小屋，整個夏天靠墨西哥薄餅、蝦和柳橙過日子。書太少的時候，就跟別的美國人交換。我天天游泳，足足三個月，天天看著日出日落。我跟當地人說西班牙文，而且不久我的口音就很有當地人的味道了。三個月之後，我厭倦了天堂，錢也差不多花光，所以我決定用剩下來的錢去歐洲玩一趟。
我向冰島航空公司買了一張到倫敦的機票，帶著口袋裡僅餘的一百塊錢出發了。我在堪薩斯做了短暫的停留。母親工作過度，一臉陰鬱，弟弟妹妹看起來都很寂寞，很需要關愛，也很茫然。父親半盲，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身體的一邊癱瘓。他的言語很有限，但我可以看得出來，他覺得我的裙子太短，也不喜歡我的髮箍，或談論政治。爸爸不太清楚我在想什麼，但是他打心底覺得那不是什麼好事。即使如此，我還是覺得我的出現為他、母親和弟妹們帶來很大的支持和喜悅。不過，我還是沒有留下來。我到倫敦住了一年，讓自己相信我只要寫信就夠了。
英國在許多方面都是很好的選擇。相較於美國，那是個比較輕鬆，不走極端的地方。我沒有工作許可，卻很容易找到工作。我一輩子都是在工作場合的現場，老闆直接錄用我，因為他們會注意到我可以很快的寫一張支票，或是和周遭的人迅速打成一片。我在倫敦時，曾在一個猶太人開的糕餅店和一家戲院裡工作。我吃猶太人的辮子麵包和炸魚及薯條，也活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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