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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花雪崩 《拯救奧菲莉亞》出版之後，我接受第一次的電台訪問—和我的統一教牧師在本地的一個書訊節目上進行二十分鐘的討論。兩個星期之後，泰莉．葛蘿絲（Terry Gross）在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的「新鮮空氣」節目上，訪問我一個小時。不久之後，我出現在電視節目「歐普拉」裡。再過不久，我的出版社就在全國各處運送我的書，箱子上印著「火紅」的字眼。我走進麻州布魯克林的一家書店，老闆親切的引導我去看他滿牆的暢銷書。我的書排在第一位。我驚訝莫名。這根本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我無法形容這一切是讓我如何的措手不及。我覺得自己像是踏出前門，走上波音七二七的走道。除了我自己付印的《飢餓之痛》之外，我對出版業一無所知。我完全不懂何謂「只限受邀者參加的會議」、公關、電台巡訪或連載權利。我沒有手機，也從來沒住過有服務生整理房間的飯店。我不知道怎麼叫計程車，使用麥克風，或是用呼叫器讓我自己進入一棟建築。
我從來沒到過東岸的一座城市，或是進入新聞室，而且我一想到旅行或犯罪率，都會覺得很緊張。我第一次到紐約見我的編輯時，帶了一個貼身的皮包，所以如果有人搶走我的大包包，那麼真正重要的皮包還安全的在我身上。我搭乘市公車的那一趟路，鄰座是個暴露狂。我覺得有什麼東西碰觸到我的腿，眼睛朝下看時，發現那人正在手淫。我立時下車，結果下車地點是在一個頗為荒涼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猜如果和那暴露狂一起待在車上，或許還安全一點。
我從一個瞭若指掌的生活，進入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我想到用「玫瑰花雪崩」這樣的說法來形容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有人邀我演講，有人請我幫忙，各種請求蜂湧而至。這一切的關注讓我覺得很光榮，卻找不到足夠的時間去幫助每一個人或甚至客氣地回應每一個要求。我覺得自己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我發覺，玫瑰花就跟土石或雪塊一樣，都可以快速切斷氧氣的供給。
我以為這樣的騒動很快就會過去，只要撐個一、兩年，一切都會恢復正常。我試著持續過去的活動，一面將所有新的活動覆蓋在上頭。吉姆和我在二OO二年結束心理治療診所的業務，在此之前，我都還是繼續在指導心理學的研究生，幫助他們進行臨床的訓練，以及擔任心理治療師的工作。同時我又寫了兩本書，《彼此的庇護所》（The Shelter of Each Other）和《可以這樣老去》（Another Country）。坦白說，我並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做到的。吉姆充滿情意的說要到「西部去放鬆一下」，但我沒有時間。我有如一面舊國旗一般的襤褸。
謝爾白．富特（Shelby Foote）寫道：「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就在豐收的號角下。」我可以證實他的智慧。在我早年的寫作與演說生涯中，我覺得我所有重要的人際關係都搖搖欲墜了。
吉姆並沒有簽名答應做一個充滿壓力的作家的丈夫。我們結婚之後，吉姆就一直是我的最佳靠山。他是「堅固」一詞的最佳體現，而且用他的最高級讚美語說，就是一個「高品質的行為」。他有許多令我崇拜的特質，但是對我來說，他最重要的特質就是有能力留在我身邊。他絕對不會離開我。然而，在我最黑暗的時刻，我都會耽心他也許會做此考慮。他開始覺得在一些活動當中，當瑪莉．派佛的丈夫很累，而且空閒的時間還得當我的書本經紀人和助理。他想念一個有時間去野餐，看星星，聽音樂會的妻子。他想念一個會笑的老婆。
我的孩子向來敬愛他們那快樂冷靜又充滿愛心的母親。他們並未主動要求這樣的新景況，他們也並不喜歡。身為年輕人，才剛離家進入這個世界，他們需要一個安全熟悉的家做為根據地。他們要一對專心一致的父母來注意他們的成長與勝利，而不是工作過度的父母，老是在全國各地奔來跑去。
有句老話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我的處境：「如果大家都朝著你走來，你一定走錯路了。」用這世界的標準來看，我非常幸運，但我也和世上的其他人類不同步調了。我找不到一個同類團體。我覺得不可能有人跟我有一樣的感覺，而我也不再能感受其他人的感受。我甚至覺得自己都不像自己了。
我的朋友不太確定要如何對待我。可以理解的，有人會感到嫉妒，其他人則只是說我「變了」，或是「不是我原來的自己。」然而，大多數時候，他們都只是想念我而已。許多人都希望我在面對好運時，會覺得比較好玩一點。
時至今日，我已經遇見許多和我一樣以此營生的人。我們之中，有許多人對自己的工作都有使命感，四處奔波的時候，也都不見得是為了快樂，也不見得合理。我和其他演說者談論我對壓力的反應時，許多人也都坦承他們有同樣的經驗，也曾經累垮了。有個心理學家朋友放棄了他的演說生涯，因為，用他的話說，那「太殘忍了」。另一位形容她曾經在一日之內，分別在三個城市給了三次演講。她慘然說道：「我每一場演講都表現得很好，但是那天晚上我花了五個小時才入睡。」
我無法想像那些大紅大紫的電影明星，尤其是年輕人，他們都是如何處理自己的生活。畢竟，我進入聚光燈下時，已經是四十七歲的人了，我還有家庭、事業和我的社群。比較起麥特．戴蒙（Matt Damon）或安吉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我不過是個小馬鈴薯。當小甜甜布蘭妮（Britney Spears）、琳賽．蘿涵（Lindsey Lohan）或任何其他人的創傷上了頭條新聞，我都不會因為眾人的嘲弄而取笑他們。我反倒覺得很能體諒他們，也為他們感到悲傷。我可以大略理解這些名人有多麼可憐。
我這成功帶來的創傷果然稀鬆平常，但我精神崩潰的方式別具一格。我從兒時帶來的自我期待是個沈重的負擔。我的母親要求她自己在面對她所有的服務對象時，是絕不打折的仁心仁術。不容許有任何錯誤發生。無論她有多麼疲倦，電話鈴一響，她就會跳起來，迅速更衣，衝出門去工作。假如她那天晚上是陪著一個瀕死的病人，之後她就會大口灌下濃咖啡，然後神情愉快地進她的辦公室。她個人的需求都不重要。我期待自己也是如此。
成長的過程裡，我相信如果不是劇烈的疼痛或是接近死亡，就不能抱怨，否則就是不道德的行為。比較起九十九％的人類正在經歷的苦難，我自己的痛苦根本微不足道。我認為我不僅必須顯得愉快，還得感覺愉快，那是我的義務。我認為我的煩惱必須自己去面對，負面感受就代表著個性上有瑕疵。這種將所有的痛苦與不適全悶在心裡的傾向，造成我在巡迴路上的困擾。我的身體逐漸抗議我太過投入，大腦卻持續命令我去忽視所有冒出來的訊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