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成名之路
數度搬遷
一九六三年春天，連恩、安妮和五個孩子再度搬家。他們其實早在一九六一年就遷出位於基朋馬茲諾德大道（Mazinod Avenue）的小公寓，搬到教會路（Church Row）上一間六房公寓，他們住進時髦的漢普斯德區（Hampstead）中心了。不過，以一般家庭來說，他們人數太多也太吵了，當安妮和連恩毫無節制地互相吼罵時，聲音會一路傳到街角，人人戲院（Everyman Cinema）旁的中國餐廳都聽得到。他們倆的衝突每每相當激烈，都是關於連恩常不在家，教會路上的街坊鄰居最後請出房東來趕走連恩一家。於是這回他們搬到北芬區雷（North Finchley）的格蘭村路（Granville Road）二十三號，這屬於漢普斯德區中較低廉的地方，但至少房屋只有一側與鄰居相連，屋內有樓梯、幾個獨立房間和一個小花園。就像先前各個住處一樣，他們一家子在此也僅住了兩年，此處在一九六六下半年時被友愛兄弟協會買下做為住宅社區。
連恩與安妮的關係惡化
連恩和安妮的關係在一九六三年跌至谷底，連恩離家和愛人住在一起，她是新聞記者莎莉•文森（Sally Vincent），此舉讓妻小既失望又驚慌失措。他們甚至訴請離婚，不過連恩最後回頭了，他似乎一直在改變主意。安妮所嫁的那個連恩――有點倔強但積極奉獻的上尉――已經在蛻變為R.D.連恩的過程中完全消失了。連恩開始擺出名人的姿態，尤其在七月二十七日頭一次因BBC節目「觀點」（Viewpoint）在螢光幕前現身後，又更加明顯。他在節目中討論艾利•簡森與利民會建立一所心理衛生的中途之家，連恩的貢獻雖少，但因持續參與這項計畫而有了另一次曝光機會，一家商業電視台邀他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上節目，但至今他都忘了當天是大女兒費歐娜的十一歲生日。
連恩的婚外情
一九六三年春天，連恩的心思在莎莉•文森身上，不在家裡。他和莎莉•文森在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三年維持密切的關係，他們會到當權人物俱樂部（Establishment Club）或榔頭匠劇院（Hammersmith Odeon）歡度週六夜，這兒有時會有最好的爵士樂手――史坦•蓋茲（Stan Getz）、赫比•漢考克（Herbie Hancock）、邁爾斯•大衛斯（Miles Davis）、戴夫•布魯貝克（Dave Brubeck）。他們也會一起看當年挖苦時事的喜劇表演，包括之後創作《邊緣之外》（Beyond the Fringe）* 的幾個團體，除此之外，他們也常在艾伯特王子街二號從事「婚外活動」，該處是無政府主義分子莫堤•蘭迪士（Morty Landis）的公寓。除了他們倆之外，在電視公司工作的班•邱吉爾（Ben Churchill）也經常一起出沒，他要求獲得卓越獎，因他給了連恩生平第一根大麻。他們三人――連恩、莎莉和班――一起度過約一年的快樂時光，他們都明白這會犧牲連恩的家庭，不過其實在連恩心裡，他已經離開那個家了。
大衛•庫柏和連恩同在一九六三年在個人及家庭上面臨巨變，也都覺得自己顯露出「另一面」來。他們感到有新的曙光，超越了舊有事物，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個人的感受，但很大一部分也是出於大環境的動向：當時「類似精神層面的解放」正在進行、人們以理解自由價值的方式宣示自由、開始徹底感到「去他的」、開始宣示與體系作戰、看見光明、道路、真相和夢想（the ‘It’）、積極找尋人們真實的自我、超越過去、看清負面情緒的真面目、從罪惡感中解放、決心拋棄資產階級的生活、忠於自己、拿出行動力及放下。
連恩對LSD的看法
一九六○年代時多數人都認為連恩積極鼓吹使用LSD，至今人們仍這麼想。就某個層面來說，連恩的確在溫波街二十一號的療程中使用藥物，之後在金斯利會所也如法炮製。他非常清楚LSD的強大效果，尤其是在不安全的狀況下、身邊又沒有熟知藥效的人在旁時，後果更是難以想像。於是在某種程度上連恩的態度格外消極，至少和堤摩西•利瑞（Timothy Leary）截然不同。堤摩西是哈佛的博士，著有《狂喜的權力關係》（The Politics of Ecstasy）和《迷幻經驗》（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兩書，他認為像LSD這樣的迷幻藥能「打開心房」和「解除神經系統原有的模式與結構」，理想狀況是每個人都能自由取得藥物，但與連恩的想法大相逕庭。
連恩將一九六三年在格蘭村路發生的一個事件，記錄在一篇簡略、未出版的草稿中，這些草稿原先計畫做為他個人自傳的第二冊內容，他在其中提到首度前往美國（一九六二年）的事，他說：
幾個月後，一位自封為迷幻藥革命運動中的精神領袖前來找我。*
他們想要在倫敦進行類似的研究，不過，因為這兒是我的地盤，只要我說「不」，這一切會毫無疑問地平靜落幕，但若我答應了，就會大肆進行實驗。
會有什麼問題？會有一群人向十七至二十歲的青年發放三十萬份迷幻藥丸，每顆藥丸劑量有304毫克（足以引發非常嚴重的幻覺），尤其會針對柏克萊海灣（Berkley-Bay照原始資料抄錄）的特定區域發放。
這樣大舉對同一個地區洗腦，有可能會引起火花，一經點燃就如野火般擴散嗎？……這真的改變美國了――但在這裡會如何？
我說「不」，然後一切結束。
但這並未結束。連恩的良知不會就此作罷，他該「起身行動」了：
不論如何――我覺得應該要讓誰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尤其我想白廳（Whitehall）的官員們不曾認真看待這些事實。當事情走到這一步時――我知道這一定很快就會發生――我希望他們到時候不要因為太過驚訝而慌亂應付。
於是我去見內政大臣，他把我轉給一位公務員，我等了一個小時，然後他要祕書轉達我們沒約時間。事實上，他另外幫我安排與負責此事的倫敦警察廳的督察首長傑佛瑞斯碰面。我依約前往，見了警察督察首長傑佛瑞斯和助理警官賓，他們錄下我們的對話，現在應還留有紀錄。
連恩私底下對這則故事相當自豪，不過倫敦警察廳並未證實他提及的姓名和這次會談。可以理解連恩並不希望公開這次事件，因為批評者指控他不負責任地支持任意使用LSD。雖然這一切都在檯面下進行，但連恩終究向當局表達了他的意見。
連恩的成名之路
雖然連恩等了多年才「迅速」成名，但在一九六四年間，他渴望受大眾重視的心願總算實現了。他那種初生之犢的企圖心讓許多同事留下印象──高大的美國「人際網路治療師」羅斯•史貝克也是其中之一，他記得連恩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提到自己的「成名之路」，而連恩在一九六四年二月的某篇日記中，開頭一小段文字證實他曾有過這個預感：「我覺得我就快出名、獲得賞識了。我大多數的作品尚未『打入』大眾市場，但終究會的，就像我們仍會看見死去星宿的光。」
一九六四年連恩共上電視節目五次，當時金斯利會所尚未開始運作，他也還未出版《經驗的權力關係》（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s）和《天堂之鳥》（Birds of Paradise）。不過該年連恩大致完成了《經驗的權力關係》，內容是集結許多演講與單篇文章而成，嚴格上並不能稱作一本書。不過這些文稿全都是一九六四年寫的，第一篇〈暴力與愛〉（Violence and Love）是一月二十一日在現代藝術學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的演講稿，隔年刊登於《美國存在主義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Existentialism）。這篇突破性的講稿包含許多廣為人知的段落，經常受人引述，如：
打從一出生，完全未開化的小寶寶遇上二十世紀的母親，寶寶就深陷稱為「愛」的殘虐暴力之中。他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無數世代以來皆是如此，摧毀了人類大部分的潛力，這項志業大獲全勝。新生的人類到了十五歲左右，就變成我們現在的模樣，變成一個半瘋癲的生物，已經多少適應了這個瘋狂世界。在這個年代，這就是所謂的正常。
打進英美的主流圈
光從該年的幾項重大事件，就可看出連恩在短短十二個月中打進英美兩地的主流圈。即便當時已經出版了《分裂的自我》和《自我與他人》，他在一九六四年初還是個默默無名的作者和精神分析師，主要工作仍是塔維斯托克人際關係研究所的實驗計畫。
《正常、瘋癲和家庭》於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正式出版，同一天《新社會》（New Society）雜誌也刊登連恩一篇名為〈精神分裂與家庭〉（Schizophrenia and the Family）的文章。（同一時期，《國際社會精神醫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也刊出一篇類似文章，名為〈精神分裂是種疾病嗎？〉［Is Schizophrenia a Disease?］。）《正常、瘋癲和家庭》並未對精神分裂做出清楚的理論和定義，而在《新社會》和《國際社會精神醫學期刊》的兩篇文章中，都以兩個精神分裂病患間的對話做為開場白，他引用美國著名家庭治療師傑•海利（Jay Haley）前一年出版的《心理治療策略》（Strategies of Psychotherapy）內容。這段對話是相當有力的例證，支持精神分裂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經過編碼、重新組織的溝通形式，在「瘋癲」之中其實有條理可循。雖然難以估量這些文章對精神科醫師和治療師造成什麼影響，但這些論點漸漸與R.D.連恩畫上等號，也在文句間展露出一種人性關懷，關心精神分裂者所欲傳達的真相。
《正常、瘋癲和家庭》一出版，連恩的支持者大受鼓舞。他一週後在阿伯里斯特維斯（Aberystwyth）的威爾斯精神醫學會（Welsh Psychiatric Society）講述相同主題，演講隔天又上BBC的節目「今夜」（Tonight）。
五月份，連恩出現在BBC節目「短路」（Short Circuit）上，同一天他也在討論精神病兒童的家庭的倫敦海維康研討會（High Wycombe Conference）中，發表〈雙親危機與青少年認同〉（Parental Crisis and Adolescent Identity）。六月份他又在BBC節目「生活之道――牧師或精神科醫師」（Ways of Life. Priest or Psychiatrist）中出現。到了八月，為期三天的第一屆國際社會精神醫學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ocial Psychiatry）在倫敦馬柏羅醫院（Marlborough Hospital）舉行，連恩在會中提出兩篇報告〈超自然經驗與宗教和精神病間的關係〉（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 in Relation to Religion and Psychosis）和〈什麼是精神分裂？〉（What is Schizophrenia?），後者刊載於《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一九六四年十一∼十二月號，正是這篇文章引發人們開始好奇連恩和「權力運作」的關係。連恩從來不是「政治動物」（從來沒有權力手腕），但這篇文章是他寫過最清楚、直接的權力論點。
連恩的權力論點
文中的論點是，為他人貼上「精神分裂」的標籤，是種權謀手段，這想法是受到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及其他著作的影響：
我個人不相信世上有所謂「精神分裂」的「狀態」。這個標籤就如同所有既定的社會事實一樣，都是「權謀事件」。這種權謀事件發生在社會市民規範之中，對那些被貼上標籤的人強制加上特殊定義和特定後果。這是一種社會特殊模式，藉此將一整套社會行動合理化，被貼上標籤的人不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他人，那些法律支持的、擁有醫學專業的、道德賦予權力的人藉此變得對他們有責任。被貼上標籤的人不只開始扮演一種角色，而是從此進入病患生涯，因為身邊的人全都行徑一致，長久以來，這是維繫彼此關係唯一的方式。「貼上」病患標籤的人，尤其是「精神分裂病患」，都不再被當成完整的人，也無法負起責任，他們從此不能決定自己是什麼，無法擁有自己的財產，也被剝奪與誰見面、做什麼的自由；他們不再擁有自己的時間，所待之處從不是出於自身意願；在正式讓精神測驗貶其身分之後，他就失去了公民自由，被囚禁於「精神病院」這種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 之中，他是這社會中最徹徹底底不被當作人類的人了。
連恩以上的論點與十六世紀法國法官德拉博•艾迪（Étienne de la Boétie）所著的《服從的權力關係》（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和利瑞的《狂喜的權力關係》相符，也在他自己的書《經驗的權力關係》和《家庭的權力關係》（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中出現。
連恩眼中的瘋癲
次年，連恩在第一屆社會精神醫學國際大會中做了一場演講，講題是〈超自然經驗與宗教和精神病間的關係〉，這篇講稿於隔年刊登在第六期《迷幻藥評論》（The Psychedelic Review）中。或許到了此刻，大家才遇上未來的上師、有著醫師外表的牧師、看透宇宙更高次序的先知，這位智慧、真理與光明的傳播者描述他在「病患」身上看到的瘋癲是：
一種嘲諷、醜陋的誇張模仿，表現出我們稱之為「正常」的分裂狀態下，經過自然療癒後可能變成的模樣。真正的正常在某方面必會侵蝕健全的自我，假我會恰當地適應疏離的外界社會；「內在」原始沉靜的神聖力量甦醒之後，藉由這樣的死亡達到重生，最後自我會重頭建立起全新的運作方式，屆時自我不再聽命於他的背叛者，而是為神聖力量效力。
連恩發表報告及上電視節目
緊接著第一屆社會精神醫學國際大會之後，就是第六屆國際心理治療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Psychotherapy），連恩發表了另一篇具影響力的報告〈實作與理論──當下現狀〉（Practice and Theory─The Present Situation），講稿在十月份刊登於《新社會》的封面故事。事後，記者勞勃•席爾茲（Robert Shields）在一本治療師領域的雜誌中，稱這場演講「出色、直截了當」，用一種「近乎冥頑的熱情」，「試圖將存在主義思想應用於心理治療，呼籲大家注意，在臨床情境中，兩個真實的人之間能有一分有意義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連恩在這場演講中提出的重點，堪稱是他最著名、流傳最久的概念，他說明心理治療是「削去所有阻隔在人們之間的事物，褪去種種身外之物、所有面具、角色、謊言、防備、焦慮和投射，簡言之，我們恰當或不當地以過去存留下來的東西、移情和反移情，用以做為人際關係的媒介，都要完全去除。」這項呼籲在當時極具說服力，主要是因為連恩有本事把存在主義分析的概念帶進心理治療中。他做出以下結論：
存在主義思想是團火燄，不斷地溶解、重組自身的具體語言。它無法給予安全感，無法為無處可歸的人提供去處；除了你、我在其中找尋意義之外，它並不向任何人說話。當我們跨越了個人因種種用語、形式、過錯、誤解和倔強造成的鴻溝時，從他人傳達的事物中，我們會察覺彼此關係中有一種特定的共同經驗，那正是我們渴望表達出來的，不過，我們也深知自己永遠無法徹底成功。此時，存在主義便獲得證實。
同樣在一九六四年八月，連恩在時尚的《女王》（Queen）雜誌中刊登一篇文章〈他們〉（Them）。此文是概述多位作者以主題「女人：一種特別的煉獄」發揮的文章，作者包括：美國作家和評論家克藍西•席格、十七歲的波莉•托比（Polly Toynbee）、小說和劇作家伊蓮•鄧荻（Elaine Dundy）、金斯莉•阿彌斯（Kingsley Amis）、凱若琳•威致伍•班（Caroline Wedgwood Benn）和茹絲•范恩萊（Ruth Fainlight）。同月底，連恩在該年第四度上電視節目，南方電視台邀他出席下午四點半的節目「家」（Home）。
連恩赴美「迷你巡迴」
九月底十月初，連恩到美國做了趟「迷你巡迴」，他一路隨著家庭經驗與精神病理學的研討會，前往肯德基州萊辛頓（Lexington）的退役軍人醫院（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講課，之後到貝瑟斯達（Bethesda）的健康、教育與福利部門（屬於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院）、費城精神醫學中心（Philadelphia Psychiatric Centre）和東賓州精神醫學研究所（EPPI）。雖說連恩的名聲在大西洋一端迅速拓展，但以美國人的標準他仍是「無名小卒」。連恩心知肚明，但也確信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太久，十二月紐約的電台就要在KPFK和WBAI-FM* 播送他的演講〈暴力與愛〉，一九六五年Basic Books出版社（由亞瑟•羅森索［Arthur Rosenthal］經營）要出版《正常、瘋癲和家庭》。不過，連恩這次赴美的主要目的仍與塔維斯托克研究所贊助的家庭研究有關，但他特別在這趟旅程中另外接觸到一群激進人士：他們的作品和性格特徵塑造了當年的「嬉皮文化」。連恩穿梭於主流和邊緣兩種世界，怡然地優遊其中。
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連恩從萊辛頓飛到華盛頓，在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院辦完正事後，隔天就到紐約與兩位年輕醫師喬•柏克和里昂•瑞德勒（前一年在倫敦認識）碰面，同時也與蘇格蘭存在主義學家約翰•湯普森醫師（John Thompson）會面，他在紐約愛因斯坦醫學中心（Albert Einstein Medical Centre）擔任精神科教授。星期天他和美國詩人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以及他的情人彼得•歐洛夫斯基（Peter Orlovsky）見面，接下來兩天他都在紐約激進分子和詩人圈中遊走，遇見堤摩西•利瑞、克勞迪亞•米契爾（Claudiet Mitchell）、喬•歐藍諾斯（Joe Oranos）和哈利•范恩瑞（Harry Fainwright）。星期三（不由分說，他累壞了），連恩飛回萊辛頓參加講座，星期四又飛回華盛頓，在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院與羅傑•夏皮洛和萊曼•韋恩開會。週末他參加EPPI的家庭研討會小組，與立德茲（Lidz）、唐•傑克森（Don Jackson）、利曼•韋恩和雷蒙•博威斯特爾進行討論。當晚在羅斯•史貝克家中度過，羅斯發表了一小段演說；隔天就空下行程以便悠閒地逛逛班傑明•富蘭克林的宅邸。這趟短短數天的美國之旅就像經歷了一輩子之久，連恩在一九六四年十月的這段早年時光中，一定清楚知道自己喜歡「邊緣事物」遠甚於主流生活。下次他到美國就不再是「無名小卒」了，他是R.D.連恩。
連恩持續竄紅
連恩回到英國本土，隔月就再度上電視，這次是上聯合轉播電視台的節目「愛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ove）。
這樣竄紅的速度在一九六四年持續一整年；十二月一日，連恩又在牛津的歐斯勒醫學會（Osler Medical Society）中舉行「精神科與醫學」講座，隔天在《女王》雜誌刊登的〈祝你們全變成快樂的輕躁狂〉（A Happy Hypomania to You All）出乎意料地大受讀者歡迎。連恩利用這個機會抒發他的怨氣，抨擊聖誕節變得極度商業化，以及大肆縮寫成「Xmas」。
連恩緊接著又在聖馬丁藝術學院（St Martin’s School of Arts）演講「論空無一物」（On Nothing），他也寫了兩篇書評，一篇在《新左派評論》評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另一篇評卡爾•雅斯培的《普遍心理治療》（General Psychotherapy），刊載於《國際精神分析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在一九六四年結束之前，《理性與暴力》也出版了，似乎隨處都可見R.D.連恩這個名字。*
連恩周遭的知識分子圈
同樣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期間，連恩透過與作家艾倫•西利托（Alan Sillitoe，因他的劇作《長跑者的寂寞》［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成名）和他的美國詩人妻子茹絲•范恩萊的交情，開始結識倫敦的作家和詩人。他在艾倫家中認識作家羅伯特•葛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詩人泰德•休斯（Ted Hughes，之後被封為桂冠詩人），休斯的妻子是西薇亞•普拉絲（Sylvia Plath），同是極富盛名的詩人。連恩對遇見羅伯特•葛雷夫斯的紀錄僅是：「葛雷夫斯和我之間明顯缺乏共識，但至少還恭敬有禮。」
經由另一位東歐貴族友人貝芭•拉芙琳（Beba Lavrin），連恩認識著名劇作家哈洛•品特（Harold Pinter），這時連恩開始跟一些作家、廣播主持人及生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爵士（Sir Julian Huxley）共進午餐，朱利安爵士著名的弟弟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剛在一九六三年過世，他不僅因寫作廣為人知（包括《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眾妙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也因臨終前注射LSD引發軒然大波。
一九六四年底，連恩周遭的知識分子圈急速擴散，不僅在倫敦，也橫跨全美。
連恩成名
一九六四年是連恩人生中標的性的一年。透過各種廣泛的報告、文章、演講和電視曝光，再加上出版《正常、瘋癲和家庭》以及《理性與暴力》，R.D.連恩「突然」變成佛洛伊德和榮格之後最出名的心理學家（至少在英國是如此）。只要一有機會，不論對象是精神分析師、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家庭社工人員、心理治療師、激進分子、學生或「追求流行者」，連恩都傳達了一種足以接受並容納瘋癲、疏離、愛、暴力、家庭、政治和宗教的信息，他幾乎是在瞬息間被視為新時代的先知。有人認為連恩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範圍，認為這一切讓他消耗殆盡、精力枯竭──但他才剛要大展身手而已。「智慧的殿堂」即將要為尋找真實自我的人敞開大門──金斯利會所就要開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