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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開序幕：精神分析在北京 二○一○年十月，北京最舒適宜人的月份。我第一回踏上中國土地，對個人意義非凡的同時，對專業發展的意義亦十分特殊。還有什麼比結合了父親的祖國與我個人專業的追求更令人心緒震盪的事呢？中國與精神分析的媒合，我個人第一次回到父親的國家去參與第一場由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中國舉辦的大會，不管是從哪一個層面來思考這趟旅程，都足以讓我激動而至發狂。
五天的旅程結束後，心裡激動的是發現自己如此喜愛北京這個城市，彷彿舊地重遊一般，走在北京的長安大街及故宮附近的胡同，感受到自己並不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城市。彷彿心裡有張情緒地圖，我行走在異地，卻深深地感受到與這個城市情感上的連結。第一次到，卻有著回到家的心情。街道與人，都似曾相識，而可以按圖索驥。那在故宮城外全心全意說服我搭程他的黃包車的男子，不斷降價的同時，還希望我想一想他的家人及辛苦的工作。我感念他的誠意，不斷地告訴他，他需要放棄我這個客人，另覓目標。他走不了，我亦無法拔腿，他說話的聲音裡有著父親的味道。我並不想搭他的黃包車，特別是在這天色將暗的傍晚。我老實表達我的擔心，怕遇見壞人。他掏出證件一一陳列，要我打這個那個電話求證。我說那我還得自掏國際電話錢。他又拿出其他文件，我則心想，怎麼不乾脆拔腿離開。離不開，因為他說話的樣子有父親的神情。於是我們便沿著故宮城外的小運河，邊走邊說話拉扯著，直到我第三次告訴他，他真的得另尋目標，因為我是不會花四十塊人民幣搭他三十分鐘的黃包車的。他洩氣地離開，卻又在五分鐘後回頭，說他可以算我三十塊錢，而且強調這個價錢是如何不可思議地便宜。我笑著看著他說服我，無言。
有個婦人走過，停下，站在一旁聽我們說話。我想，只是我想，她大概擔心我這個外地人被欺負，便站在那兒觀看。男子見了，說若婦人有興趣，他可以載我們兩個人。婦人說她就住附近，我說，那我可以跟著這位大嬸找到想去的胡同。男人很沮喪，但仍無法放棄，好像已經花了十分鐘了，這個時候放棄，所花費的時間便太昂貴。最後，我狠下心來說我真的不想搭他的車，他可以早點下工回家吧。他喪氣地走了，而我則真的跟著婦人一道，往胡同區走去。
婦人問我打哪來，我說臺灣，其實應該說是倫敦，但這個當下，從臺灣來才是真相。她說臺灣是寶島，他們從小在學校裡學的，臺灣有許多美好。我說是啊，很多漂亮的地方及好吃的水果，近來很多人去玩。婦人說她也應該去看看，又問我對北京的感覺。我說像回家。她問是不是父母親從中國來，我說父親是山東人，她說那就是像回家。是啊，我說。尋根，她說，很多人回去是因為父母的緣故，想看看父母的故鄉。我問她是否天天來看故宮。她說不進去，但每天繞著故宮走一圈，每回都被那美而大的建築震憾。我完全可以想像。與婦人道別後，我沿著漁池子胡同往長安大街走，路上買了一個甜餅一個鹹餅一個肉餅，吃得非常開心，往國家大劇院走去。
富裕到不能吃蛋黃的北京
食物與人，都讓我想念父親。即使是直截了當挑戰兩岸關係的陌生人，亦然。記得第二天的早餐桌上，與一位從山西來的負責審查出版的將軍同桌。當他知道我從臺灣來時，劈頭第一個問題便是陳水扁。我回道，「陳水扁沒當總統已經很久了。」但他還是關切我怎麼想統一與獨立。我說，我的立場是，別談統一也別談獨立，維持現狀就好。他點頭，說，統一了，臺灣人覺得吃虧。我同意。他又說其實兩岸各過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也就好了，對於某些臺灣人表達的對中國的敵意，他不以為然。我說現在已經到了不可能各過各的啦，要合作呢，那麼多臺商，那麼多企業需要兩岸合作。他想想，也說對，確實沒有辦法再各過各的了。如今兩岸的發展是唇齒相依。然後這位將軍居然說，其實統一了，就叫中華民國，用民國紀年。我看著他，無法置信。他說，臺灣用的是民國幾年吧。我說沒錯。他覺得使用民國紀年其實比較適切，因為是革命之後幾年，用西元紀年彷彿忘了當年偉大的革命，有違共產黨的革命精神。飯吃到最後，將軍的盤子裡還有一顆荷包蛋，將軍把蛋白吃了，筷子挑動著蛋黃，問我，「這蛋黃到底能不能吃啊？有人說是膽固醇高。」我說是啊，年紀大了就最好不要吃了。他有點不捨地同意，決定把那蛋黃留在已經刮乾淨的餐盤裡。我心想，北京已經富裕到不能吃蛋黃啦！真是不可思議，小學時一直要解救的「水深火熱裡的大陸同胞」，這會兒也和我們一樣有著膽固醇過高的問題要煩惱了。
威權統治下的精神分析
這些個人經驗溫熱著我的心，但這些暖烘烘的個人交流卻常被其他的經驗打斷，每天行走吃食參加會議，總是隨時隨地被提醒，這是一個威權、一黨專政的國家，資訊被嚴密地控管著。坐在書桌前，沒有Youtube，沒有google，搜尋到的網站總有幾個白白的窗，窗裡寫著，此處沒有你要的資料，或是網址已被永久移除。望著那一個個白窗，第一次有種「有人對你所查閱的資訊非管不可」的感覺。行走在路上時，眼目所及到處都有公安。公安站在街角，公安站在天橋上，公安站在公交車站旁，公安站在各個觀光客聚集的景點。然後，便是那一再上演的可怕致詞。而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坐在台下聽著一串串官腔官調的癈話。精準一點說，應該是我師專畢業後，也就是臺灣解除戒嚴後，就沒再有呆呆地乖乖地坐在台下聽這類沒有內容沒有養份的官話。而這些官話居然在亞洲第一屆精神分析會議裡一再出現，完全違背我於倫敦九年所習得的精神分析精神。司儀不斷介紹某某長官上台致詞，上台致詞的長官不斷強調中國對精神分析的支持，以及文化交流如何地美好，此種官腔官調居然也漫延到精神分析師們身上，彷彿害怕得罪了中國一般地說著恭維的話，令人非常氣餒。好像，因為文化如此不同，政治立場如此相異，便失去了說話思考的參考座標。這樣害怕得罪一個文化或國家（而且這個文化其實不是中華文化，而是極權文化）令人擔心精神分析在中國的發展會扭曲到什麼程度。
公開的場合如此，私底下，卻可以聽到許多擔心。會議第二天，中場咖啡時間與一位以色列精神分析師坐在同一張沙發上，當她得知我的背景，便問我如何看待一個極權國家裡的人躺在躺椅上時，其已內化的「極權統治」（超我）。這個佈滿監控審查言論正當與否的國家是否可能給予躺椅上的說話者足夠的自由談其內在的狀態？我的答案不及我的一位上海精神科醫師朋友所言精準，他曾在二○○九年的上海精神分析會議上說道，「連天安門都不能談了，談什麼自由聯想！」連個人的電腦裡都有中央控管的監視系統，精神分析躺椅上的人的言論能自由到什麼程度？某些精神分析師們一再強調精神分析在中國有無限的可能，但持相反意見或強調「有待觀察」的分析師亦不少。連設計北京精神分析培訓計畫的德國分析師也注意到中共領導階層對精神分析培訓計畫的監看態度。一切有待觀察。究竟掌權者的態度為何，要看精神分析的「威脅性」有多少。某些分析師們在公開場合對中國推銷的「華人文化」（我得再次強調，中國不等於華人文化，中國向全世界推銷的中華文化亦不等同於華人文化）及對「中國」的討好態度已透露了危機。
來自瑞典主持我的論文發表會的分析師，會後與我談到，瑞典的分析師們爭著要來北京，希望可以在一切尚未明朗的時候，搶得一個可以影響精神分析發展的位置。她甚至提到精神分析在瑞典如同將死的學問，無法吸引新一代的青年人加入，一個垂垂老矣的學問在中國尋找第二春。此種景況聽來有些淒涼，但也反映了全球無論在科技或經濟皆向東方靠攏的局勢。我很好奇佛洛伊德對這樣的發展會有什麼看法。他老人家一輩子沒見到精神分析踏上中國大概是很遺憾，但他對於極權政府對精神分析的攻擊及迫害一點也不陌生。雖然中國一直沒有迫害猶太人的紀錄，不會因為這是門猶太人創立的學問而反對它，但對於鼓勵分離獨立個體化，探究潛意識及強調自主思考的精神分析，不尊重個別性及獨立自主的極權文化究竟可以容忍它多久？中國主事者目前大概還搞不清楚狀況，不知道精神分析到底是個什麼東西，以為歡迎精神分析到中國就和舉辦一場眩人眼目的奧運會一樣是一種中國威震天下的手勢。若這種搞不清狀況的時間長一點，也許精神分析有機會埋下深根。也許，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會在一、二十年後漸漸向尊重個人人權靠攏，那麼精神分析才有可能不受扭曲地發展吧。
寫於二○一○年十二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