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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精神分析診療室 我對精神分析愛恨交織的情感有其更原初的根源：在分析關係裡，我希望被愛，甚至只是被原原本本地當作病人一樣地愛著；然而就像許多診療室裡的病人一樣，我不認為我得到足夠的愛。——彼得．海勒（Peter Heller），《安娜．佛洛伊德的兒童分析》（A Child Analysis with Anna Freud）
診療室裡的「愛」很早就成了燙手的山芋。
一八八○年，布魯爾對安娜．歐（Anna O.，本名柏沙．帕芃罕﹝Bertha Pappenheim﹞）的關注讓他天天去探望這個年輕聰慧、才二十一歲的女病人，他的妻子理所當然醋意十足地懷疑起丈夫的動機。布魯爾不以為意，自信滿滿地認為他的殷勤探望不過是出於醫師對病人的關心與責任感，當然還有他正在實驗的新治療法（安娜．歐稱之為Talking cure）所帶來的興奮與刺激；直到安娜．歐告訴他，她已經懷了他的小孩，並宣告：「布魯爾醫師的寶寶就要誕生了！（Dr. Breuer's baby is coming!）」
安娜．歐當然並沒有懷孕，但她相信她真的已經懷孕。根據恩內斯特．瓊斯（Ernest Johns）的版本，布魯爾聽到安娜．歐如此宣稱，當場拔腿就跑，而且再也沒有回來見他的病人。回到家後，他立刻收拾行李，告訴他的妻，他要帶她去二度蜜月。他的妻在這二度蜜月時懷了孕，九個月後生了一個女兒。當更多史料出土後，這段公案得以澄清。其實當布魯爾與安娜．歐還在治療中時，布魯爾太太就已經懷孕了，安娜．歐從頭到尾都知道這每天來看她的醫師有個太太，且這個醫師娘己懷了孕。就在布魯爾喜獲新生兒時，安娜．歐向他宣告自己也身懷六甲。
布魯爾被安娜．歐的告白嚇壞了，許久許久不願意再談起這段往事。是佛洛伊德，因為深切地知道這段實驗性心理治療的重要性，一再催逼布魯爾好好善用所做的詳細治療紀錄。《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於一八九五年出版了，但布魯爾和佛洛伊德再也沒有看彼此一眼；布魯爾好像從頭到尾都覺得他是被迫和佛洛伊德合寫這本書。布魯爾被安娜．歐的「移情愛」完全地打敗，從來沒有從情緒上的震驚裡復元；他不想再提這件令他痛苦的往事，書寫並沒能治癒他的創傷。佛洛伊德則從這段「別人慘痛的教訓」展開他「精神分析之父」的偉大旅程。
病人愛上治療師是無法避免的命運
一九二五年，佛洛伊德在其自傳裡提到，他也曾經有過差一點就淪陷在女病人的移情愛中的經驗，幸運地是，這段經歷有驚無險。為了處理女病人無法自拔地愛上全心全意傾聽的心理治療師，佛洛伊德一再強調治療師的中立態度。一朝被蛇咬，雖然是別人被咬，草繩也自然而然地很容易被誤當作蛇。佛洛伊德不斷告誡他的追隨者，不要以為病人愛上自己是因為自己貌似潘安，才智過人；病人會愛上治療師是無法避免的命運，治療師要維持清楚的腦袋，中立的立場，小心自己的反移情。因為害怕重蹈覆轍，於是矯往過正。這無可厚非，但多年後也就形成分析師冷漠淡然的專業面具。談分析師對病人的愛，成了自曝不專業，於是談技巧，談如何詮釋，談如何深入病人的潛意識。
然而打從一開始，就有人認為分析師對病人的愛才是治療的關鍵，或者說，分析師與病人建立的關係才是使人復元的主要因素。費倫齊（S?ndor Ferenczi）一直如此堅信。在那一切都在萌芽的階段，費倫齊有許多自己的想法及創意。他不同意佛洛伊德的中立論或空白銀幕論（而我們知道佛洛伊德早期也與他的病人吃飯散步），費倫齊認為許多病人的精神官能症實在是源自於童年沒有得到足夠的愛，基於於此立論，費倫齊認為要治癒病人的最佳方法是「提供足夠的愛」，他認為分析師無條件的同理是心理治療的必要條件（Ferenczi, 1928）。問題是，分析師應該如何表達他的愛與同理？費倫齊強調在態度上，分析師必須尊重病人乃是與分析師對等的個體，在技巧上，費倫齊會清楚地讓病人知道分析師對他卅她的關愛，需要時費倫齊更會擁抱、親吻病人。許多分析師對這些前衛的想法和做法不以為然，批評費倫齊太極端，佛洛伊德曾直接了當地警告費倫齊，這種所謂的「主動技巧」（Active Techniques）很危險，他指出分析師太過「和藹可親」會導致病人將分析躺椅當作避難所，精神分析很可能變成協助病人逃避現實的工具。佛洛姆（1935）則認為費倫齊是一九二○及三○年代真正瞭解治療關係之重要性的少數分析師之一，只可惜他死得太早，而活著時太在意佛洛伊德對他的看法，以致於在專業上，一直處於不知如何是好的衝突裡。
費倫齊與克萊恩
在布達佩斯執業的費倫齊是克萊恩的分析師（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他非常關心克萊恩的專業發展，鼓勵她開始分析兒童。在費倫齊看來，精神分析對真實世界的嬰兒和小孩知道得太少，而這個領域可以開拓的空間非常大。他的看法非常準確，兒童分析後來確實成為一塊有別於成人分析的專業領域，而克萊恩因著他的鼓勵及個人的興趣成為兒童精神分析的重要開創者之一。晚年的克萊恩在自傳中提到對費倫齊的感激，強調她與他之間的正向移情卅反移情關係如何強化了她的自信，以及他的關愛如何激發她的潛力。然而，她也批評費倫齊忽略負向移情的影響，以致於病人沒有辦法處理她對分析師的敵意，長久下來，關係便有了缺憾。費倫齊與克萊恩的關係後來確實是比較像是「想成全學生天賦的老師」與「天資聰穎的學生」，而不像是分析師與病人。
一九一九年底，克萊恩決定搬到柏林，一九二○年她帶著孩子在柏林落腳，並漸漸與亞伯拉罕（Karl Abraham）靠近。她於一九一八年於柏林參加精神分析年會時認識了亞伯拉罕，見識了他的過人才智。雖然有傳聞說是費倫齊因為關心她的前途而將她轉介給亞伯拉罕，文獻資料支持的卻是她決定要離開費倫齊，投靠柏林精神分析學會。她與費倫齊的分析因著她搬離布達佩斯而告終。
亞伯拉罕是佛洛伊德「七人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the Seven Rings，翻成「七劍客」搞不好還比較貼切）成員之一，在精神分析學會的地位非常穩固，是佛洛伊德忠實的跟隨者。他對佛洛伊德非常重要，因為他是第一個執精神分析之業的德國醫師，也是柏林精神分析學會及學院的創立者（一九一○年創立）。一九二○年，亞伯拉罕找到了個大金主，艾丁格（Max Eitingon），設立了第一個精神分析治療中心。他出色的外交手腕及絕對的自信，使他同時能獨立發展其精神分析理論，而不冒犯佛洛伊德。他與佛洛伊德的友誼也避開了「朋友變敵人」或「朋友變陌生人」的命運，可見其人格之成熟穩定。更令人佩服的是，亞伯拉罕是第一個提出分析師除非自己接受分析，否則便不該執業的分析師；歷史證明，他果然具有洞見。克萊恩在柏林參加學會活動，也發表了她第一篇文章。亞伯拉罕非常欣賞她的聰明才智，還向佛洛伊德提起她時說了句：「she is very good.」
克萊恩於一九二三年向亞伯拉罕提出想接受他的分析的請求。亞伯拉罕拒絕了，因為他已經看多了，也經驗多了此種「多重關係」帶來的麻煩，他甚至給自己立了個規矩，絕不分析同在柏林工作的同業。克萊恩沒有死心，再接再勵，亞伯拉罕這回接受了，於是克萊恩於一九二四年初開始接受亞伯拉罕的分析。閱讀克萊恩，讀者很容易發現她與佛洛伊德及亞伯拉罕一脈相承的思路。在理論發展上，亞伯拉罕對克萊恩的影響大過費倫齊。他同時也提供克萊恩安全保護網，保障了非醫學院出身的克萊恩在柏林精神分析學會有一席之地。可惜，他死得更早，一九二五年底就因癌症去世，死時才四十八歲。當時克萊恩四十三。他對克萊恩的愛護雖不似費倫齊那麼外放，卻不亞於費倫齊，他的成熟內斂反倒對克萊恩的專業發展有更長遠的影響。
真正重要的，是「愛」
究竟什麼樣的行徑才是愛或關愛？費倫齊對其受分析者的熱情建議及指導是一種形式，堅守專業倫理界線是另外一種形式。一百多年來，精神分析已有太多因為分析師以「愛」為名，跨越界線而造成的悲慘故事，歷史已經清楚顯示什麼樣的行為舉止態度才是診療室裡應該有的愛。診療室，分析師堅持守住界線是對病人最基本的關愛。克萊恩就很「愛」她的病人。
閱讀克萊恩的《兒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讀者很難不討厭這個嘮嘮叨叨一再重覆某些主題的分析師。讀者也很難不同情她那小病人理查（Richard），並升起「真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太太那些繁複難懂的概念」的想法。但眼尖的人應該會看見太太和理查之間非語言的親密及溫柔。克萊恩寫在紀錄裡的詮釋有其政治任務，在她與安娜．佛洛伊德爭奪誰才是精神分析真正傳人的時代，她必須讓人看見她的立場，她必須清楚標示她的品牌，她的書寫與出版對抗著真實的敵人。
八○年代，梅爾徹（克萊恩學派分析師）批評克萊恩只把焦點放在詮釋，而忽略了她與理查的「關係」才是重點。梅爾徹說得沒錯，克萊恩確實對她與病人的關係隻字不提。但，那個年頭（一九三○卅四○年代），根本不會有人提，其中當然有害怕被同事們嘲笑的憂慮。梅爾徹說（1988）：「我認為機構化了的精神分析製造了某種有害的氛圍，使我們不敢放膽談論移情及反移情中的愛，因為我們害怕自己顯得多愁善感，害怕自己與病人共謀，用愛來掩蓋了情慾移情裡的攻擊。」
然而，梅爾徹其實誤會了克萊恩。埋首於克萊恩檔案的史匹利爾斯（Spillius）發現了一個不為人知的克萊恩，溫柔親切，對病人有很深的關愛及同情。克萊恩甚至曾經埋怨為什麼她的跟隨者的論文全只在談攻擊，難道他們不知道，重點不是「攻擊」，重點是「愛」，只有愛才能真正修飾「恨」啊（"It's love that modifies hate"）！克萊恩全集裡，有一本就叫作《愛、罪疚與修復》（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 1921-1945），但比起她談攻擊及嫉羨的文章，「愛」這個主題顯得孤單許多。而不少分析師則因為太過強調「愛」，而忽略了病人對分析師的情慾渴望中其實有著極深的敵意，即痛恨分析師這個比他卅她高一階的角色，而一心想把分析師從分析椅上拉下來︱藉由勾引治療師將其反移情愛行動化，病人便證明他與分析師其實位階同等。移情愛並不是愛，不是克萊恩所談的愛，也不是彼得．海勒（Peter Heller）所渴望的愛。有意思的是，在倫敦修習精神分析多年，我發現，那些非常強調人性中各種「搞破壞」、「挖牆角」等毀滅性慾力的分析師們往往是那些在診療室裡非常關愛病人的分析師；而那些不斷談論著「大愛」的分析師則往往有著和榮格一樣的問題。
無論時代如何向前推移，世界如何不同，「精神分析診療室裡的愛」從未脫離其「兩刃之劍」的特質，這個主題很難談，尤其很難在學術研討會之類的場合談，便別提把它談清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