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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一座山 改變的力量來自那裡？
任何和青少年一起工作的人，不論是學校老師、社會工作者、少年觀護人、或是我們這樣心理治療或心理諮詢的人，大概都會同意：行為偏差的青少年或年輕人，是最難輔導的對象之一。
朋友寄來關於臺東的一則傳奇，關於一座「孩子的書屋」的故事。
「被貼上標籤的原住民孩子；被失意父親當作出氣筒；被母親娘家不斷責罰的失怙孩子；受困於學校成績的正常家庭孩子……
「每個馨香的孩子來到世間本該擁有柔綿綿的愛，卻因為父母的失職、學校老師的歧視等，大人的蹂躪不知不覺傷害了孩子的心靈甚至身體，讓走投無路的孩子選擇自我放棄。
「在書屋裡不乏這樣的孩子，他們原可能被社會的黑暗力量所沾染或吸收，但因為有書屋這第二個家，成為孩子無路可走時的棲身之地，宛如《聖經》裡的『逃城』一般，可以避開擊殺。書屋一位大孩子這樣說：『還好有陳爸，陪我走過躁動的青春期。』」
這樣一座不惹眼的「孩子的書屋」，裡頭有一群被視為無藥可救的行為偏差少年，在一位也曾是浪跡江湖之日迌人的陳爸（陳俊朗），再加上來自三教九流的幾位所謂的老師帶領下，居然開始脫離原先的或是渾渾噩噩或是憤世嫉俗的生命狀態，開始有了他們人生的追求，有了他們的自我肯定。
他們追求的不是孩子是否回到學校，是否考上大學；他們也不是要教小孩成為世界第一的麵包師傅。他們只是希望孩子們，有一天，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當然，這些發生在真實的世界裡的故事，孩子的改變永遠不會像好萊塢電影一樣：只要讓孩子能夠一次心動，一切就能改變。真實的世界裡，孩子們在有了逐漸一點一滴累積的同理心而能替別人設想時，同時還是忍不住因為自我保護的反應而回到冷血的防禦狀態；在有了自我期許的未來想像時，也還持續懷疑著這個曾經拋棄他們的世界。
關於這一點，陳爸和幾個老師都清楚的。他們知道這些孩子身上的傷疤，不是一年半載，也不是三年五年就可以改變的。甚至，有些傷疤是砍在心頭上的，一輩子都是存在於那裡，像活火山一樣，隨時還是可能再次爆發；現在做的一切，只是讓啟動的挫折閾值拉高，發生的機會盡可能地再小一點。
從開始到現在，這十三年來，陳爸經營了這個稱為「孩子的書屋」的地方，在幾乎只有親友和少數民眾的支持下，已經有六百多個青少年和少年曾經進出這裡。大部分的他們，是被家庭和社會遺棄的，或者說，是家庭被社會遺棄時，他們也同時被遺棄了。
這些讓學校頭痛的「不良少年」，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的教科書裡認為最困難的「偏差行為」或「低動機」個案，同時也是司法系統最無力承受的對象，卻是在遇到這位半路出家的發起人所帶領的大部分來自中下階層的雜牌軍老師們，在他們的一起打拚下，才開始動起來。
於是，在這些被貼上「無可救藥」的孩子身上，被父母師長和專家學者認為幾乎不可能的改變，卻是不知不覺地發生了。
我們不禁問：這力量，這不可思議的力量，究竟是哪裡來的？
一座提供孩子們避風港灣的教堂
花東縱谷是從離開了花蓮市的公路上，在兩側山脈的圍護下，才漸漸展開。這縱谷的十一號公路是如此筆直而遙遠，一個人開車在這公路上，著實有一股莫名的寂寥。
九ま年代初，我曾因為工作而經常進出這裡，隨著慈濟的醫療巡迴和當時省政府教育廳中學輔導網絡，到過這條公路分岔出去的每一條路徑。每多一次分岔，代表的是更辛苦而貧窮的環境。而這情形，在我一九八七或一九八八年第一次來到花東鄉下時，不巧就瞥見了。
當年，還是臺大學生的攝影家吳忠維，和我一樣，跟隨著當時臺大社會系一位才從美國回來的年輕副教授，要去療養院做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1922-82，美國社會學家）所倡導的參與觀察，因而一起聚在那個遙遠的小鎮：玉里。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位當年還年輕的攝影師，他正進行著布農族人的攝影。
忠維說起他這一系列肖像作品背後的故事，關於一場車禍事故，一群肇事者與同村也在現場目擊的平地人，如何以共謀的沉默來掩飾發生在他們眼前的車禍命案。而身為外鄉人的他，正和朋友騎機車環島中，剛好經過而目擊了一切，因此成為唯一站出來作證的人。因為是唯一一位，那漫長的半年不得不來回在台北和台東之間。
死者是來自臺東延平鄉紅葉村的年輕人。我在忠維的帶領下，在結束了玉里行程後，前去了這個村，除了認識了死去的年輕人家人，也認識了村子裡的幾個年輕人。
當時，同樣是這個布農村出身的白光勝牧師剛從台灣神學院畢業，便帶著不顧家人一切反對而嫁給他的平地妻子，回到這個村子，主持村子裡凋敗許久的教堂。然而無論再怎麼努力，即便是最激動的講道，還是沒吸引太多人來教堂。
而村子裡的孩童，許多都是成長在酗酒家庭裡，家中唯一可以寫作業的桌子是被喝酒的爸爸所占據，晚上的功課也就被不斷被買菸買酒的叫喚所打斷。
年輕的牧師夫婦，索性打開沒教徒的空蕩蕩教堂。
敬拜主耶穌的聖殿，開始成為村子孩童晚上進修的安全港灣。
尋常家庭以外的替代父母
去年，相隔三十年後，我回去台東，剛巧借到一輛車子，索性直奔去拜訪了白光勝牧師，以及他現在所帶領的布農部落。
這地方是座落在村落之外，遠離昔日的教堂了。而布農部落如今已經遠近馳名，不但成為東部的觀光重點，也提供原住民上百個工作機會。
白牧師昔日的夢想成真了。
他雖然沒能改變原來的部落，但他重建了一個嶄新的部落。
當年，白牧師先是想法子要重建教堂。然而他發現，要重新振興教會就要重建部落，要重建部落就要重建社會，於是後來又投入社會運動，甚至是政治。終於，在人生繞了這樣一大圈之後，才終於回到原本的出發點，專心投入布農部落的建立。
布農部落的網頁上，這樣提到：「八十三年起， 白牧師試圖尋找一個文化傳承與經濟生機兼顧的模式，布農部落正是實踐希望工程的場域。籌建布農部落的同時，創立了『布農文教基金會』。
「為根本落實原住民的重建工作，予族人自給自足，讓國人深度參與，布農部落目前規畫有部落劇場、有機蔬菜區、生態公園，並持續舉辦藝術展、河川保育營、青少年狩獵營、海內外巡迴演出、戲劇營、兒童編織營、原住民藝術創作研討會，期望藉由有機農業、文化研究、藝術創作、環境保育、生態復育、工藝傳承、青年養成、幼兒教育、老人福利，走向原住民社會發展自主、開創生機的模式，為原住民部落的未來尋找出路。」
這目標是宏偉的，未來的努力是不容易的；然而，單單目前這樣，能夠走到這地步，這一切過程就已經很了不起。
然而，我內心深處還是忘不了當年待在舊教堂黝暗光線的感覺。
那時，待在臨晚黑暗的教堂裡，只有小孩子們在微弱的燈光下，吱吱喳喳，或聊天或寫功課。有些熱情的小孩，拉著我們，指著牆上釘著的照片或明信片要我們好好看看。原來是從村子出去的孩子們，是這些教堂裡孩子從呱呱落地就熟識的同村子大哥哥大姊姊們。他們是更早以前，同樣在這裡一起讀書玩耍的孩子。慢慢的，畢業了，功課也有一定的水平，他們在白牧師的建議下，許多都去了警校或軍校（男生）和馬偕護校（女生）。這些學校既是公費，讓貧困的父母不必煩惱學費；而且未來畢業以後又有前途保障，不必被那些熟悉都市叢林競爭文化的白浪人（台灣原住民對平地漢人的稱人，源自閩南語壞人的發音）所欺負。
那一張張的照片裡，或是坐在馬偕護校草坪上，或是站在軍校的建築前，孩子們所熟識的大姊姊穿著漂亮校服、大哥哥身著筆挺軍服。這是照片奇妙的力量，這樣薄薄的幾張紙片，就可以為這些孩子成長過程中向來封閉的世界，打開一道窗，一道可以眺望外面世界一切美好事物的窗。
在一般小孩的成長過程裡，這道窗原本應該是父母或學校給予的。然而在這部落裡，他們父母可能終其一生沒去山下發展，可能去了山下卻從不知道如何真正地進入到那個世界；而學校的教誨又離他們的生活太遙遠，從不知道他們的成長是禁錮在許多陌生的驚恐裡。
那些牆上的照片，給了孩子力量，因為它們傳遞了這樣的訊息：「我是你昔日平凡的哥哥姊姊，經歷和你一樣的成長過程；我可以做到的，你也可以做到。」
那些牆上的照片，照片後的那些人，以及那些人背後的牧師夫妻，他們都成為小孩子們在自己的家庭外面找到的替代父母（substitute parents），比父母還更進入他們心靈深處的父母。
父親在孩子發展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陳爸爸和他的夥伴也好，過去的白光勝牧師也好，都不知不覺地，在某一程度上，成為孩子生命中替代的父親。
父親的形象，是一種十分饒富趣味的存在。對子女而言，母親有撫育教養的角色，也就是母愛mothering英文這樣動詞所指的意義；然而，父親並沒有同樣的動名詞，沒有所謂的fathering，沒有同樣程度關於撫育教養的涵義。更多的時候，父親是一種存在，是一種接納或排拒的存在。
「父親像一座山」是經常被使用的形容方式。一座山，是一種有距離的穩定存在，是我們生活中不知不覺的習慣。父親就是這種存在。只要他堅定地存在，對小孩子的成長就提供了十足的安全感。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親不需要像母親一樣地動手動口的，他只要安定地存在。這樣的存在，可能一直沒有改變；然而，在孩子的眼中，隨著成長而有不同的意義。
研究父職的心理學家麥可•蘭波（Micheal L. Lamb），曾是美國國家兒童發展與人類健康研究中心，NICHD，社會及情感發展研究的負責人，目前任職劍橋大學心理系。他提出父職角色在孩子不同成長階段的不同角色：
零到五歲幼年期，父親是不可或缺的第三者：孩子從依賴母親到開始往外探索，心理上需要離開母親而追求獨立個體感時，父親成為他「安全的第三者」，讓他可以沒有罪惡感地離開。
六到十二歲學齡期，父親是具權威象徵的角色典範。這階段的孩子正是學齡期，開始學習從他律轉自律。而父親則應該善用自己的權威感，來為家庭建立規範，並且以身作則來發揮影響力，孩子也可以在自我的內在建立道德心。這也就是在這個階段時，為什麼媽媽管不了小孩時，會說：「等你爸爸回來，你就知道。」
十三到十八歲的青春期，父親成了兒子的競爭對手，女兒的第一次異性關係。女兒喜歡跟父親親近，兒子則是較接近母親。然而，這階段的男孩，需要父親在身邊成為性別認同的楷模，卻又忍不住在認同之後進而競爭，發展出如同父親的男子氣概。而女兒則是在與父親的互動中，形成往後與異性相處的模式。
十九歲以後，父親在子女生命中扮演的是精神導師。子女成年以後，不論是職業選擇或生涯規畫，父親都願意給予建議，並且加以鼓勵，在亞洲社會甚至還會在資金或社會關係上給予進一步的支持。
根據蘭波在他編輯的《父親在孩子發展中的角色》一書緒論中所提出的理論，這每個階段的父親，都是一種存在，只是孩子的解讀不同罷了。
在孩子的發展過程中，父親最重要的只是存在，不像母親是活動或互動的狀態。如果有人認為，做父親比做母親容易，這確實是事實。然而，儘管「做」的較少或較容易，在意義上，父親的重要性不見得遜於母親──至少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是如此。因為父親對孩子發展意義，同樣十分重大；對孩子的發展同樣有深邃的影響，他可能帶來的傷害程度也就毫不遜色，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修補的力量如何產生？
究竟怎樣的關係，才能產生夠安全的依附，足以重新彌補過去的傷痕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許多學者提出他們的論證，要做進一步的說明，但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讓大家都信服的說詞。
關係如果產生修補的作用，往往出現在無法預期的時候。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太離譜的錯誤，我記得多年以前在張小燕主持的「超級星期天」綜藝節目裡，曾經看過這樣的故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超級星期天」節目裡有個單元「超級任務」，是由阿亮（卜學亮）所負責的。有一集，是剛剛出道的動力火車，也就是尤秋興和顏志琳兩位音樂人，他們要尋找自己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在他們還在一起讀書時，兩人調皮搗蛋，經常蹺課出去市區胡亂逛逛。有一次，闖了禍，弄壞的別人的摩托車，對方一直要他們賠。可是他們是剛從原住民部落來到小城的單純小孩，沒太多錢，不知怎麼辦。對方告到學校去；學校的教官於是來了，他們嚇壞了。沒想到教官一句惡言都沒，幫忙賠了錢，還帶他們去吃的牛肉麵。
他們在節目中說，那是他們人生吃的第一碗牛肉麵。那時候起，他們發覺原來自己是有人關心的，做起事來也就更在乎自己的表現。他們覺得這位教官是他們這一生中的恩人，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觀。
於是阿亮就回到學校，找到這位許久不見的教官。沒想到這位教官居然表示，他完全不記得這件事了。
這位教官有學過很深奧的心理治療嗎？當然沒有。
這位教官是很用心地想要改變他們兩人嗎？當然不是，否則，一定記得他們這件事。
然而，就是因為一切都沒有。
這位教官沒有心理治療的目的，也沒有想要影響他們。他的幫助就是單純的幫助，他的關心就是單純的關心。就是因為這樣的單純，反而產生了修補的力量，也就是在短短的接觸中重建了依附關係。
無條件的關心，無條件的愛，也許就是這個祕密的答案。
療癒的力量來自於單純的真誠
對他人無條件的愛，無條件的關懷，是一件經常不必很用力就做到的事。因為我們是先對自己有了無條件的愛，自己是滿足的，付出也就十分自在，十分自然了。而且，這樣的愛是沒有所謂專業訓練的絕對必要；然而，不可否認的，如果我們要深入理解自己是如何對待自己的，透過被分析的個人體驗，或類似的專業訓練，將會是十分有幫助的。
專業不是必要條件，能夠無條件地愛自己才是重點。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成功地幫助別人的人，是不曾受過專業訓練的。
有一個例子，是我多年以前在花蓮見到的。我一直念念不忘。我在許多大眾演講提到這個例子，也曾寫進《好父母是後天學來的》一書中：
「一九九三年臺灣施行兒童福利法時，我在花蓮曾經協助過一對姊弟。他們的父母經年在都市裡作板模工，總是住在工地的流浪工人，小孩只好托故鄉的父母。可是貧窮總是殘酷的，它不只是經濟上的匱乏，也讓人容易病痛和衰老。姊弟的祖父母因此經年臥病在床，連三餐都是村裡鄰居叫姊姊帶些多餘的飯菜回去湊合的。因此兒福法實施時，這對法律上屬於被疏忽的姊弟也就由村長登錄上報，而強制安置了。
「寄養家庭原本十分猶豫，因為一口氣要多兩個小孩；可是聽到才小學五年級的姊姊是如此懂事，祖父母和小三的弟弟都是她照顧的，才放心接受。可是，住進來幾個月後，一切卻發生了與預期全然不同的發展。
「黏人的弟弟適應還不錯，倒是懂事的姊姊開始出狀況。
「她先是半夜醒來會跑去寄養父母的床上，後來臨睡便賴著不走。甚至出現每天黏寄著養媽媽，寸步不離。終於，寄養父母受不了是因為吃喜酒的那一晚。
「寄養父母原本就有兩個兒子，年紀和這兩姊弟差不多。那一晚寄養父母要去參加喜宴，姊姊抓緊寄養父母堅持要去。他們想，只有一袋紅包，總不能四個小孩都帶去而占掉半桌，索性就都不帶了。沒想到吃完喜酒，開車回家的半路，看見對面小坡的家門是燈火大亮，簡直嚇壞了。待車到門口，才看見自家大門洞開，而姊姊坐在門檻上。
「寄養父母想，是不是自己帶法有問題，才讓小孩的狀況愈來愈糟？於是透過負責安置的家扶中心，安排了一次個案討論會。這也是我遇到這對姊弟的緣故。我告訴寄養父母，不是帶法有問題，而是他們帶的好極了。
「姊姊是典型的小大人，還沒擁有足夠的依附就被迫成熟了。然而，來到這個家，因為寄養父母創造了一個可以讓她完全放心的環境，她潛抑的依附需要被釋放出來，舉止才會變得十分小孩子，也就是所謂的退行（regression）。
「英國兒童心理大師溫尼考特就曾提出『有益的退行』這一觀念，認為『欲求（精神分析式的）治療有效，必須讓退行發生以尋求真我。』這對寄養父母雖然沒任何專業，但他們單純的真誠和韌性，對這對姊弟卻產生了治療性的改變。」
這樣的單純的真誠和韌性，就是這對寄養父母對這兩個小孩的愛確實是無條件的，是沒有任何附加的期待的。
同樣的，當年布農部落的白光勝牧師也是如此，無條件的付出。剛剛畢業的他，單純地想奉獻給主，所有企圖都是放在那些走失的羊兒，也就是不再對信仰有真正企盼的族人。對孩子們的照顧，只是一種順便發展出來的附加活動。因為是無意中發展出來的，也就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反而帶出了一批批的孩子。於是，透過教堂，孩子們完成了自己的依附需要，可以適當地處理自己的創傷了。
同樣在台東的「孩子的書屋」裡，陳爸和他那一群伙伴也是一樣了不起的。也許在某一定義下，他們都曾是這個社會的「失敗者」。曾經是失敗者而又站起來，他們知道面對未來的任何人都是十分艱辛的，對孩子們對他們付出的反應，對孩子們在外面世界的表現，也就沒有太多要求的條件。
同樣的，動力火車兩個人年輕時遇到的那位教官，當他被電話通知而趕到現場時，也不會想到要創造出任何奇蹟。他只是單純地覺得，只要是學生的事都是教官或老師的事，全然沒有嫌麻煩的念頭。他去了，單純地關懷學生，也許頂多是知道這些孩子才剛離開部落，因而再多一點用心，如此而已。因為這一切作為都是應該的，對兩個學生也就無所求，甚至連記住這一切都不用了。
沒有不犯錯的父母親
颱風剛剛過境的一個下午，子軒和他的母親一起來到我的心理治療診所。母親談起子軒的事，在這樣的一個家族壓力下，自己是如何嚴厲要求小孩。忽然，她猶豫一下，有點困窘地說：「我自己身為母親，過去的作為，大概就像你所說的，有毒的父母。」我聽了，感覺既是尷尬，又不免心裡一震。
我自己在過去的文章裡，曾經數度用過「有毒的父母」這一觀念，也就是《父母會傷人》這本書的英文原書名。只是，寫文章的心情是一回事，看診又是另一回事，總天真地認為這是全然不相干的兩個世界。忽然在自己的診間裡，遇到讀我文章的人，原本就有些錯愕；文章寫的分析，竟然是當事人也點頭承認的，更是有些驚訝。
我直覺地反應是，立刻找一些話安慰，因為有些措手不及而結結巴巴的：「其實不會的，不會那麼嚴重的，妳會這樣思考，自己就不會有這問題了。」
多年以來，我不知不覺地寫了不少關於青少年或年輕人的文章。有些身為父母的朋友，會直接的表示：「你根本沒考慮我們為人父母的處境！」更多的朋友則是和子軒的母親相近，也許自責，也許迴避相關的話題。總之，好似我是指責著他們，而他們也以不同的方式承認或默認了。
一位讀者給我的信是這樣寫的：「我只是用我父母的方式來教我小孩。我一直以為自己做得不錯，至少比我父母還好，因為他們那些讓小時候的我不舒服的部分，我全改了。直到孩子開始不願上學，我又剛好看了你的書……，原來我犯了這麼嚴重的錯，竟然不知道自己傷了孩子這麼深。我怎麼辦？永遠註定是一個壞父母，無法挽回了？我對不起自己的孩子，……」這一切的反應，都是在我意料之外。
當初，從一九九六年開始在《幼獅少年》開始寫這些文章，一路寫寫停停，只是想告訴大家：我們忽略了青少年所處的世界，我們來看看青少年的處境吧。我沒想到，我以為一直沒談父母，其實老早就間接地指責了父母。
然而光是指責，只是徒然讓父母更不可能無條件地愛子女。當父母的內心有更多的罪疚，當父母不能真誠地相信自己是值得愛的，他們又怎能無條件地愛子女呢？
而這一切的問題，恐怕都來自我內心的投射。
我自己經歷的青少年階段是辛苦的，而且，沒意識到自己將這一切有意無意地全都怪罪在我父母身上。我自己沒察覺這樣的一個態度，當然就不可能去同理我父母也是在滿是創傷的過程中長大的，當然也就讓自己耽溺在自己受害者的情緒中。
我的書寫於是忽略了父母的處境，忽略了自己應該隨時提醒：所有的傷痕都是可以修補的，而做父母原本就是一種犯錯的歷程。溫尼考特早就說了：沒有完美的父母，只有夠好的父母（good-enough parent）。夠好的父母當然會犯錯，只是他們是不知道才犯錯，知道以後就不會再犯這一個錯了。
父母當然是可以犯錯，甚至，因父母而受傷的子女，傷痕也是可以修復的。
父母像山一般安定的存在，就是療癒的開始
建志因為暑假的緣故，從國外回來度假。他這兩年順利多了，過去幾年每每教他不得不休學的憂鬱症狀，似乎已經永遠離去。他來約診，也許是還有一絲對自己的不安，但更多是想和我分享他的成就感：strait A的學期成績、某某教授對他作品的激賞、獲得一份同學們稱羨的實習機會……。
然而，不經意地，他提起哥哥：他自己的情形不再讓父母擔心，反倒是向來讓父母最放心的哥哥，開始有酗酒的傾向。
建志的哥哥大他兩歲，他後面則有一位小六歲的弟弟。
弟弟一出生便是多重殘障，連胸腔發育都不良，以致於經常肺炎發作而需要呼吸器，直到弟弟十歲那年去世為止。在這之前，父母為了照顧弟弟，用盡所有精力，幾乎都忘了建志他們兩位兄弟。
建志的憂鬱症是國中二年級開始，更早以前則是莫名的腸胃絞痛而經常被送急診。現在他回想起來，已經知道自己是身心症狀，是潛意識為了引起父母注意才發展出來的。
他想，如果他自己的生病是這緣故，會不會哥哥也是如此？父母擔心建志憂鬱的緣故，恐怕是將哥哥給忽略了。
過兩天，建志的父母親自己來了。原來，我們的談話，建志回去告訴父母了。父母覺得有道理，於是來找我商量。我聽父母自己親口說起當年種種，原來有更多的辛苦是建志不曾知道的。他父母說：「可是，怎麼辦，我們對哥哥的忽略所造成的傷害已經形成了，如何才能幫他？」
父母親所著急的，是哥哥已經拒絕和他們互動。如果沒機會交談，又怎能幫忙呢？
我要他們先要原諒自己。同樣是這樣的情況，生下一個不容易照顧的小孩，有哪位父母做得比他們更好呢？如果再來一次，他們可以做得更好嗎？他們要放下自己內心的自我譴責，這是無條件地愛自己的第一步。
當他們面對哥哥是沒有罪疚的，是自在的，他們才可能無條件地去愛哥哥，進而修補以前遺漏的依附。
「如果哥哥不想談，你們不用問，也不著急，更不必自責。你們只要讓他知道，爸媽是隨時都等待和他交談，只要他願意。」
這時，既然任何積極的態度都只是造成更大的緊張，媽媽也可以像爸爸一樣，像一座山一樣地自在地存在著。只要山的子女願意親近這座山，願意走向山來，山當然樂意去擁抱他的子女，樂意成為他哭泣所倚靠的支持，樂意包容他療傷需要的停留。山，對自己的子女，只有無條件的愛。
任何子女，不論他多大了，不論他跑多遠了，只要一回頭，他立刻可以看到山，同時也覺得山也充滿關注地看著他，一股被愛的感覺自然產生，療癒的力量於是湧上。
我回覆《心理月刊》那位擔心兒子受到傷害而不理他的父親也是這樣的：像一座山一樣地存在著。大地都會隨四季遞變了，只要他能自在地持續著，終有一天，這一切誤會都會找到抒解的方式。
像一座山，自在地存在著，這是我們在這個十倍速時代最好的生命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