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吻窮人：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運動》

第四世界運動在台灣

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之間，因比利時籍耶穌會修士德保仁的引介，我開始認識「第四世界運動」（International Movement ATD Fourth World），知道它是一個為赤貧服務的國際性組織。第一次到巴黎，就是到第四世界運動總部（Pierrelaye）拜訪，直到如今我仍深深感恩能以這樣的方式、角度與巴黎相遇，看到花都的另一面，領略另一種看待風華和繁榮的眼光。在持久志願者的引導下，我參觀了他們的窮人歷史紀錄館，那裡存放了法國赤貧家庭長達三十多年的訪談資料，是「運動」全部靈感的來源，他們說：「要把歷史還給貧窮人。」座談分享的過程中，我談到我的原住民身分與經驗，他們也介紹自己的故事和工作的內容，我們都同意台灣原住民族與世界赤貧者之間有著許多相似的遭遇和命運。1986年，第四世界運動的創始人若瑟神父（Fr. Joseph Wresinski, 1917─1988）到比利時南部納悶城（Namen, Namur）演講，我有幸與他見面。矮個圓臉，目光堅定卻十分謙和，站在他面前，總有一種被擁抱的感覺，後來讀他的書、翻譯他的小傳記，才了解為什麼他有那樣強烈的人格特質。一九八八年初春，就在我束裝回台的前夕，得知若瑟神父病逝巴黎（二月十四日），我當時三十六歲，非常清楚的意識到自己後半生將全力投入原住民族的事務。很難分辨這樣的轉折和決定，是受到什麼樣因素的影響；但，十分確定的是，第四世界運動和若瑟神父面對赤貧者的態度、方式和思想，始終是我行動和自我檢驗的明鏡。

在德保仁熱心的聯繫、敦促下，回台那年（一九八八）秋天，我們組織了一個分享第四世界運動精神的小團體，有洪萬六修士、宋祖思小姐、韋薇修女等。閱讀資料外，我們拜訪台北火車站的遊民、探望半夜流落在龍山寺附近的流浪漢、參與樹林原住民基督徒的主日禮拜、訪查七號公園預定地（今大安森林公園）的「違建戶」......；我們渴望描繪出大台北地區赤貧者被抹除的面容。在那段日子裡，我在《首都早報》、《中國論壇》、《聯合報》、《中國時報》、《中時晚報》等報章雜誌寫了不少介紹第四世界運動的文章，不斷見證赤貧者在台灣的存在，當然回應不多，那正是李登輝總統自詡「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

透過幾位關心貧窮問題朋友的幫忙，一九九○年三月，當時第四世界運動的秘書長佳碧葉•艾必肯小姐（Gabrielle Erpicum），和志願者唐弟予先生（Bruno Tardieu）來訪，我們還和《中國論壇》辦了一場學者、專家的座談會，記錄以「封面主題」的方式，刊登在當年四月號的《中國論壇》，我想這是華人社會第一次和第四世界運動的成員相遇。因於這樣的彼此鼓舞，一九九○年我們有了自己的志願者楊淑秀小姐，比利時籍的潘文瑾（Isabelle Perrin，現為第四世界運動秘書長）與德國籍的劉豫虹（Rosemarie Hoffmann）志願者也相繼來台學中文。一九九二年在台北成立志願者團體（ATD Chinese），持續答覆若瑟神父的召喚。之後，我因越來越忙碌於原住民的事務，參與活動的機會便少了，不過仍不斷收到來自第四世界運動的訊息。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為響應一九九二年聯合國代表大會宣布十月十七日為「世界拒絕赤貧日」的呼籲，台北志願者團體和貧窮家庭代表在大安森林公園植樹、立碑，狄剛總主教和台北市長陳水扁皆前來支持。今年（二○一三）十月十七日我參加了同樣的紀念活動，沒有政治人物，但見到了李勝雄、郭吉仁兩位律師、王增勇教授、王幼玲女士、洪萬六神父、姜樂毅先生和一些老朋友，當然，還有統籌本書翻譯的志願者楊淑秀。

誰是第四世界的子民

我之所以囉囉嗦嗦地敘述自己和第四世界運動相關聯的一些有限經驗，並不是為突顯自己參與的功勞；正好相反，其實我是最沒有資格談論這段歷史的，楊淑秀、洪萬六、劉豫虹以及眾多飽受飢寒威脅的台灣赤貧者，才是這段歷史的主角；更多足以讓人瞠目結舌的事實和細節，他們才是最有力的見證者。不過，我多費一些筆墨誇大描述自己的經驗，主要的目的是想提醒我們的讀者，台灣和第四世界運動的相遇不是突然現在才開始的，早在二十五年前，若瑟神父就向我們寄出了邀請卡。如果你對《親吻窮人》這本書的翻譯、出版感到突兀、陌生、不舒服，正好又一次驗證了若瑟神父一直不斷重複告訴我們的主題：世人大都拒絕承認第四世界赤貧者的存在，也不會認為赤貧者可以成為我們的導師，引領我們走向一個更公義的社會；他們是我們的包袱，一個我們極力想擺脫的陰影；他們的存在，問題不在我們，而在他們的無知和懶惰。閱讀《親吻窮人》，想進入若瑟神父的精神世界，這樣的心態是我們首先要去面對的障礙。

「第四世界」這個用語，有它法國的淵源註一。法國大革命時杜傅尼•德•維力耶（Dufourny de Villiers）等議員，企圖在國王召開的三級會議上，爭取代表農村短工、乞丐、貧病者等處境最不利者所組成的「第四階級」來參與會議，結果其他三個階級的人，當然都否決了他的提案。其實這個提案背後揭露了一個事實：在人類的社會裡一直存在著一群輪廓模糊、始終無法嵌進我們整體社會框架的人，他們四處流竄、無家可歸，比弱勢的農民、工人階層還弱勢。馬克斯稱他們或他們的子孫為「衣衫襤褸的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若瑟神父有時用法語的表達方式稱他們是「下層無產階級」。這些極端貧窮的人和相對物質匱乏的人之間有著天壤的區別，若瑟神父在訪談中這樣說：

「以相對貧窮為例，你可以看到他們被剝削的情況，這些受害者至少還能揭 發不公平的待遇：『我的薪水太低，我失業了，這都是資本主義和老闆唯利是圖的結果！』但是，極端貧窮的這一邊，你看到的是全然的壓迫，是被合法化且完全沒辦法反抗的壓迫：『你很清楚，這些人變不了，做什麼都沒有用！』赤貧，並不是因為被剝奪了權利而低人一等，而是它毀損了你身為人的品質。」

赤貧者被「排除」在我們社會體系之外，本書中若瑟神父花了四個章節集中反覆分析、反省這些「結構性排除」的社會、心理、歷史背景及其澈骨的影響。政府部門對他們束手無策，教會和慈善團體雖然願意提供援助，但很快的會發現赤貧者有著非常複雜且難以掌握的家族歷史，沒有人有耐心和時間為他們停留；這些組織和團體的成員肯定充滿愛心誠意，但在追求速度和效率的前提下，「赤貧者對他們來說是個負擔，不但拖累行動，也會弄皺漂亮的分析」。我們通常會以我們自以為適宜的作法，急著讓赤貧者上架，我們很難以赤貧者為核心去思考問題；聆聽他們的故事，只能算是一種善意的敷衍。我們根本不認為赤貧者的想法是有意義的，那只是一些不切實際的妄念而已。如果能夠用錢、用救濟的方式塞住他們嘟嘟嚷嚷的嘴，問題就算解決了。事實上，我們還真的相信，事情頂多就只能這樣！觀察台灣近二十幾年來社會發展的狀況，行政、立法部門和民間的輿論，大都聚焦在勞工、農民、消費者、環境和動物保護等議題上，這些團體和個人是「強而有力」的弱勢；甚至原住民人權也逐漸找到了越來越多支持的盟友。我們的「街友」呢？那些貧病孤獨、徘徊在精神崩潰邊緣的第四世界子民呢？他們得到照顧了嗎？我們找得到他們嗎？這麼多年來，我們的社會和制度為他們改變了什麼？根據法國經濟研究局的最新統計，法國單單街頭遊民的數目近年來有增加的趨勢，自二○○一年起，人數成長近五○%，二○一一年時已突破十四萬人。台灣的情況呢？

將歷史還給貧窮人

若瑟神父晉鐸為神父時，選了《新約聖經》〈路加福音〉的一段話為座右銘：「划向深處去，撒下你們的網捕魚吧。」這後來也成為他鼓舞第四世界運動志願者常用的話。對若瑟神父來說：「划向深處去」意味著離開原地往更陌生、更遼闊的人性深處冒險。意識世界所呈現的邏輯構造，往往讓我們故步自封，失去對生命及社會深度的理解力和想像力。這些具有原創性的人性風景，大都隱藏在我們慣性思維的意識底層或背後。赤貧者做為我們逃避的陰影，潛藏了理解人性、改造社會最原始的能量。迎向它，就是「划向深處」的意旨所在。這需要極大的勇氣、決心和毅力；它有可能瓦解我們對人性、對社會既有的理解和想像。若瑟神父告誡第四世界運動的志願者：接受赤貧者和其家庭，意味著不替自己保留任何安全感。「划向深處」，要付出代價！
問題是：要如何划向深處呢？我們一般被告知：赤貧者整個生活太混亂，無法建構歷史，他們根本沒有歷史。想想也是，看看我們的歷史何其井然有序啊！
赤貧者挫敗的處境，通常會讓他們不相信任何人；訴說自己的歷史，只會自曝其短，加深外界的指責和羞辱。赤貧者的歷史，消散在左躲右閃、互不信任的碎碎唸中。早在六○年代初，第四世界運動的志願者便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並覺悟除非能將歷史還給貧窮人，否則永遠不會有真實的相遇，運動也將喪失其堅實的基礎。若瑟神父回憶說：

「如果我們想要一起走一條長路，有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讓這些家庭有機 會訴說自己的歷史，他們的父母及祖父母的歷史；並幫助他們意識到，他們的生活經驗是令人敬佩的。當這些家庭告訴我們越來越多關於他們過去的故事時，我們越發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我們越是專注，他們就透露更多自己的歷史。藉由口述重新走過這些歷史，對自己的經驗感到驕傲，而非羞愧，是這個運動當時非常突出的方法學。」

為此，若瑟神父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心，並推動一項特別的訓練：每天傍晚寫下赤貧者及其家庭說過的每一句話、發生的每件事；志願者們決心一點一滴重建一個以赤貧者為中心的歷史。若瑟神父說：「書寫幫助我們內化這一切，我們想像一種完全划向這些家庭的日常省察。」多麼動人的文字！對赤貧者來說，有人願意聆聽並珍惜自己破碎的歷史，不被潑冷水、不是問訊、不打斷、不訓誨……，只有分享和參與，形塑出大家共同的歷史。若瑟神父以罕見的自我陶醉的語調，讚嘆當時的狀況：

「這個罕見的熱情，對家庭和志願者來說，都是喜悅的來源：（對志願者而言）要有多大的福樂，才能發現這樣一個充滿生存意志的歷史，那種護衛尊嚴、維護家庭權利的硬頸精神？……（對赤貧者來說）要有多麼豐富的想像力，要使出多少把戲，才能在資格審查時拐個彎，既不會失去濟助，也不至於被慈善團體訓斥說教。還有，原本失去聯繫的親人，在重新探尋家族歷史後，親情得以重新連結，與父母或姊妹團圓，真是不亦樂乎！在六○年代，志願者的生活充滿了喜悅，他們會在週六晚上到馬恩河畔（River Mame）跳舞；放假的時候去愛爾蘭、以色列或非洲旅行，雖然口袋裡只有幾塊法郎。不認識志願者的人，會以為他們個個心情沉重，最後卻發現他們年輕、幽默，充滿幹勁與膽識。」

請讀者見諒，我情不自禁抄錄這麼一大段若瑟神父的談話內容，因為他說的每一個字，都觸動了我靈魂的深處。台灣原住民族原本就沒有文字，從小我就有失去歷史的焦慮。我無法理解、也難以接受台灣歷史和文化的敘述中，為什麼獨漏了早就生活在這裡的原住民。坦白講，這二十幾年來我原住民工作的主軸，其實就是想贏回原住民族的歷史。一九九三年創辦山海文化雜誌社；之後陸續舉辦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營；主編《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七冊，印刻），策畫《台灣原住民族神話與傳說系列叢書》（中英對照，十冊，新自然主義），和日本天理大學下村作次郎教授合作編譯《台灣原住民文學選集日譯本系列叢書》（十冊，日本草風館）；二○○九年至行政院原民會服務後的那幾年，設立「台灣原住民族文獻會」、辦理《原住民族文獻》；凡此種種，目的皆為強化原住民「介入書寫」的力度。整理自己的歷史，就是重建自己的存在。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常在原住民作家身上，看到那種創造歷史的喜悅；聆聽耆老訴說自己部落遷移的歷史、指認每一處傳統的領域時，他們淚光中閃爍著自信的喜悅，或許更應該說是「存在的喜悅」，一種真實的自我肯定。在第四世界運動志願者推動將歷史還給貧窮人的行動中，一定也碰觸到了同樣的感動。

第四世界與教會

本書的英文原名是”The Poor are the Church：A Conversation with Fr.Joseph Wresinski Founder of the Fourth World Movement”，主標題翻成中文應該是：「窮人就是教會」。我很早就有這本書，二○一一年春時任第四世界運動秘書長的尤金•布蘭德（Eugen Brand）來原民會看我，又送我一本，並表示譯者楊淑秀等人的翻譯已接近尾聲。今年初，淑秀寄來了全書的譯稿，也非常感激王浩威醫師、王桂花總編輯的支持，慨允由心靈工坊出版社出版，這需要勇氣。定書名時，編輯同仁建議將主標題改為：「親吻窮人」，避免讀者誤以為這是教會內的讀物。做為若瑟神父晚年親自主導完成的重要文獻，淑秀頗擔憂書名的更動會不會扭曲若瑟神父立論的初衷。我支持編輯同仁的看法，以若瑟神父行動派的作風，應該可以諒解他的書在一個非基督宗教國度裡的小小轉彎。不過，這的確是一個障礙，華文世界的讀者，應該用什麼樣的眼光看待這本書呢？

只要稍微翻閱一下第四世界運動自一九五七年創立以來的歷史，我們會很快發現：若瑟神父從一開頭就將這個運動視為一個跨越宗教、黨派、族群、國家和意識型態的組織，志願者當中有無神論者、共產黨員、外交官、科學家、律師、媒體工作者等等；形形色色，有極大的差異性；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都接受「窮人優先」的信念，而結成一個團體。即使如此，撇開與天主教的深刻淵源及其神職的身分，若瑟神父仍極其堅定地嘗試引導我們重新去認識一個不一樣的教會，回到基督本身在世之前所樹立的芳表，從存在和普世的角度，讓我們和赤貧者面對面（face to face）。如果單從「護教」的立場來看待「窮人就是教會」這個命題，我們將錯失若瑟神父送給我們的禮物。

我沒有深入研究若瑟神父創立第四世界運動組織以來，他和基督各宗派之間互動的情況，也不清楚天主教會對他的志業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若瑟神父堅信，基督宗教的本質與貧窮直接相關；耶穌一生的行誼，從出生到死亡，一次又一次的見證了這一種關係。換句話說，窮人就是教會，捨棄窮人，教會只剩下世俗的軀殼。從基督信仰的歷史來看，這是一個很難反駁的宣示。當教會越來越遠離貧窮人，便一步一步走向腐化；隨後總會有一批人以貧窮之名，要求教會改革。聖本篤、聖方濟、聖依納爵……；乃至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總結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精神，宣告：「教會乃窮人的教會」。這都在在顯示，窮人是教會的鏡子。若瑟神父說：

「教會的每一個時代，而且對她來說這樣的時代並沒有真的結束，她不斷宣稱最貧窮的人是她的肉中之肉、骨中之骨，是她最深的事實。但教會要完美無缺地活出這個事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為此，我既不焦慮也不氣憤。教會就是最貧窮的人，最貧窮的人就是她的本質。也因此，最貧窮的人遲早會被她所認同，被她優先接待，以多少來說是具體且持續、或私下或公開的方式進行。」

這正是我從童年時代，對教會銘刻最深的圖像：教會始終和我們弱者站在一起。在那政治高壓、物資匱乏的時代，神父、修女和牧師們奔波於偏遠部落，以簡樸、受苦的形象，和族人共同生活。駐守堂口，說我們的族語，試著了解我們的習俗和想法。從中國的立場來說，或許有人對近世以來基督宗教的普世傳播，會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但從弱者的角度看，儒、道兩家的思想，似乎都沒有「走向貧窮」的傳統；漢代以後的發展，大致和朝廷上層建築糾纏，徹底成了士大夫知識分子腦袋裡的義理思辨和境界觀照。我常懷念周遊列國如喪家之犬的孔子，也心儀「何必曰利」的孟子，更佩服「磨頂放踵」的墨子，甚至疼惜河決鄭州投入救災充滿俠骨的老殘劉鶚。近年來，佛教以其聞聲救苦、大慈大悲的心懷，在台灣開展出一條和貧窮人對話、連結的道路，令人讚嘆。而我們的儒家呢？在高談儒家第三期、第四期發展的同時，儒者如何找回貼近生活、掌握民間疾苦的原始動力，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課。若喪失對生活苦難的敏感度，則經典的閱讀與詮釋，只是一場源頭枯竭的概念遊戲。

這樣看來，第四世界運動的召喚，就不完全是教會或西方文化的事；它也可以是台灣甚至中國文化自我檢驗的起點。

我們的答覆呢？

在巴黎初遇第四世界運動的志願者時，我心裡就一直存在著一個重壓：我要怎麼答覆第四世界赤貧者的邀請呢？我想這也是讀者翻完這本書，要面對的最後也是最難堪的事。若瑟神父在末章〈獻身的生活〉裡，坦率地提出了他的觀點，甚至強力批評天主教會目前獻身生活的種種狀況，看來他是嚴肅且毫無妥協的。想划進人性的深處，當然不能帶著半調子的心態，這是維繫整個運動最底部的磐石。也只有像耶穌那樣的堅持，甚至不惜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夠有那麼龐大的吸引力，兩千年來讓千千萬萬的追隨者，前仆後繼度著獻身的生活。所以，要做這個答覆是非常不容易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答覆得了；它需要機緣，也需要一些過程。閱讀志願者獻身的故事，彷彿在重溫耶穌和門徒們之間的聚散離合。以我的經驗來說，起碼先對這個邀請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這會開啟一扇門，讓你過去沒看到、沒想到的事，一一呈現在你的面前。在和第四世界接觸之前，我從來沒有在意過台北火車站是不是有遊民存在。一九八八年之後，不論我走到哪裡，台灣、大陸、日本、紐西蘭……，目光總是會被街頭那些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第四世界朋友所吸引，覺得親切，也盡力在可能的範圍內和他們交談幾句。赤貧者的召喚成了我每天會去面對的事，也許我無法成為全身奉獻的志願者，但我至少可以成為赤貧者的盟友，我的生命的的確確一點一滴在改變。

一九八五年我寫過一篇自我反省的文章〈與我會晤〉註二，為回應第四世界志願者的挑戰，我對「承諾」（commitment）做了如下的剖白，就當做是若瑟神父為赤貧者種在我心田裡的一棵希望之樹吧：

「承諾的決斷包含舊生活的死亡，我們一旦決意要專心致志於某一種生活，就不得不同時放棄那與新的計畫不能並立的態度、想法與習慣。一個人的生活之所以黯淡無光，乃是因為他缺乏下定決心、敢於割捨的勇氣；『他們常常猶豫不決，常在期待確定的到來；但其所期待的確定卻永無到來之日。』當然，這種決斷、放棄，不是光靠勇氣就能成事，刻苦與紀律，是隨之而來的考驗。人因為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因而雖然一方面要向自己的未來開放，但是另一方面卻又得背負自己的過去。一個坦誠、健康的人格，絕不可將自己的承諾交由專橫的意志來管轄；我們得首先承認自己的脆弱無能，將我們的承諾置放在一連串衝突、對話的實踐歷程當中。謙遜因而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完全是一種德行，而是一種人生的基本態度，使我們始終能保持我們心靈的柔軟度，免於去度一個自欺欺人的生活。承諾的光輝因而必須由謙虛與隨之而來的對人性脆弱的敏感度中浮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