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起源》

作為在日本當代新思潮與社會批判的代表性人物，柄谷行人教授以後現代思想家以及馬克思主義新左翼理論家的角色活躍於日本的思想界。馬克思主義一直是柄谷教授在思考後現代課題，與進行文化社會批判的最重要理論根據之一。事實上，其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是隨著世界局勢的改變而觸動著其思想理路的變化。七Ｏ年代透過索緒爾、佛洛依德的思想方法，他對馬克思的文本進行的是一種所謂「解構主義式」的閱讀。然而，面對上世紀九Ｏ年代東歐蘇聯共產集團的垮台，東西方冷戰結束後世界新局勢的發展，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說」所引發的有關現代性與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以及隨著經濟全球化而來的有關民族國家未來走向的問題，柄谷教授開始轉向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與馬克思主義倫理面向的探究。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對康德的閱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藉由康德，柄谷教授提出以「超越性批判」（transcritique）來重新詮釋馬克思主義，並且將其研究轉向政治經濟學中有關倫理的面向上。在那裡，柄谷教授以「資本—國族—國家」這一組概念，作為現代社會運作背後的形式結構。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並不會使得民族國家消失。因為一旦一國的經濟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壓迫，國家的保護和國族的文化同一性與地域經濟的保護將被要求。他強調如果要對抗資本主義，就必須同時對抗國族—國家。柄谷教授在那裡所構想的，便是如何超越這一個「三位一體」的體系。

但是，二ＯＯ一年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促使他重新反省其在《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中所作的觀察與思考。此時，單憑對康德和馬克思主義文本的解讀已無法提供和滿足其理論的需求。站在世界史的的架構上，柄谷教授強調以「交換模式」的觀點取代馬克思主義「生產模式」的觀點，作為對社會構成體全貌掌握的關鍵，並且以之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世界史的結構》就是他在這方面的成果。

在「交換模式」的觀點下，柄谷教授區別出四種交換模式：A互酬式的贈與、B支配與保護、C商品交換，以及超越它們的某種交換模式D（它是交換模式A在被B與C解體之後，在更高層次的回復）。他強調這四種交換模式的型態是同時存在於所有的社會構成體之中，但是視何種交換模式取得支配性的地位，該共同體就表現為哪種體制的社會。譬如，資本制的社會是「商品交換」這種交換型態占支配性的社會構成體。

就此，柄谷教授重新思考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社會型態演變的主張。透過「交換模式」，他重新考察了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構成體，並且提出在原始氏族社會之前，還有一個從太古以來，存在於遊居狩獵者之中的遊群社會。在這種社會中，由於生產物是共有的、平均分配，因此不存在上述提及的任何一種「交換模式」。沒有了會產生某種支配性的交換關係，這樣的社會裡面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因此，如果說原始共產制度是馬克思強調廢棄資本主義朝向共產主義社會的想像，那麼對於「原始共產制度」的回歸，就不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的氏族社會的共產主義，而是遊居民社會的共產主義。這是一種超越原始氏族社會（以A「互酬式的贈與」的交換模式為社會的支配性原理）、封建制度社會（B「支配與保護」交換模式）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社會（C「商品交換」交換模式）的一種新的交換模式所建構的社會。一種由交換模式B與C支配的階段，在更高的層次上對於交換模式A的回歸，也就是所謂的交換模式D。共產主義的實現，就在這個交換模式D為支配原理的社會中。柄谷教授主張，對這個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追求具有道德性的意義。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個人，將是一個自由平等的個體，而這是一個康德「目的王國」意義上的社會。對於共產主義的追求，變成了某種必須達成的理想，一種顯現為神或上天賦與我們的「義務」。柄谷教授強調，它將以普遍宗教的形式到來。然而，帶有普遍宗教形式的社會主義，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科學社會主義的運動中，因為不再帶有這個普遍宗教的外貌而失去了魅力。因此，柄谷教授思考，如何在不採行宗教型態的情況下，還能追求這個達成共產主義的交換模式D呢？

如果說在交換模式B與C的支配性下，對受到壓抑的人的自由解放與平等追求，是社會主義運動企圖使交換模式D在這個世上實現所欲達成的目標的話，柄谷教授在西元前七世紀到六世紀的愛奧尼亞（Ionia）找到了那種不具宗教意涵的交換模式D社會的最早例子，而西方哲學的開啟正是在這一時期的愛奧尼亞地區。這本《哲學的起源》正是柄谷教授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所撰寫的。他強調相對於雅典和希臘本土各個城邦，愛奧尼亞作為一個移民所建立起來的地區，展現出一種無支配的自由Isonomia，而這種Isonomia在他看來，與後來西方強調發源於那時候雅典的民主制度（Democracy）是不同的概念。某個意義上，它並非一種統治型態，而是意指「在革命過程中成立，組織起來的、自由的、嶄新的公共空間」。因此，我們也可以這樣來理解柄谷教授回到哲學誕生的時代，重新論述在愛奧尼亞地區所開啟的自然哲學的意義：如果現代自由民主主義（議會制民主主義）源自一般認為哲學誕生時雅典的民主制度的話，那麼他在哲學起源的愛奧尼亞地區所發現到的Isonomia就成了引導我們超越現今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社會的關鍵。

柄谷教授主張，哲學起源於愛奧尼亞地區Isonomia這種政治空間所遭遇到的危機，換言之，他提出了一個不同於傳統對愛奧尼亞哲學起源的解讀。他認為傳統有關愛奧尼亞哲學的理解與詮釋，是立基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相關說法上。他們的說法強調在脫離神話思維的同時，愛奧尼亞哲學只以自然為其思考探究的對象，而沒有關注其他有關倫理政治的問題，是蘇格拉底才使得哲學從天上轉向人間。柄谷教授強調這是一種誤解。他認為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與政治之間具有密切的關聯。作為城邦的思想家，他們以世界公民的立場，思考普遍倫理的問題，同時也試圖在自己所選擇的城邦中實現倫理，換言之，他們是「城邦的-政治的」思想家。柄谷教授強調從愛奧尼亞哲學到蘇格拉底的思想都是立基在這種起源自愛奧尼亞地區的Isonomia之上的。

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面對柄谷教授所提出的觀點，筆者感受到的不僅僅是智識上的衝擊，也對柄谷教授敏銳的洞察力與精闢的論述深感佩服。儘管這是一本討論哲學起源的論著，但其背後意涵的卻是柄谷教授對人類未來前途該往何處的思索與解答 。《哲學的起源》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面對重新思索哲學起源問題的挑戰，更重要的是，它也提醒著我們，莫忘應該為人類盡一份心力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