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建構主義運動的來龍去脈
書序作者：宋文里（輔仁大學心理系教授） 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 1935—），今年（2014）七十九歲，是賓州費城附近斯沃斯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的長青樹──他從1963年起擔任這所只有大學部（本科生）而沒有研究生的菁英學院心理系主任，十年之後，他會間歇地到世界各地的幾所主要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但最終他還是回到原地，以資深研究教授的身分持續他的教學、研究以及推動其他學術研究運動的工作。
這位在1982年，以《邁向社會知識的轉型》（Toward transformation in social knowledge） 一書（以下簡稱《轉型》）而奠定其學術地位的學者，到了1985年，以〈現代心理學中的社會建構主義運動〉（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一文刊登在APA 龍頭期刊American Psychologist（40 (3): 266–275）而聲名大噪。 在此期間，他和其他一些響應「社會建構主義」的學者們一起編撰了許多本不同主題的著作，在其中，格根一直被聲稱為這些系列著作的「核心倡議者」（central exponent）。說到這裡，我們就可以先把格根界定為心理學建構主義運動的一位「龍頭」，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知道，他不是這個主義或運動的「創立者」。
為什麼要把「倡議者」和「創立者」的身分加以區別呢？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的《轉型》一書已經提出了針對經驗論、實證論這些佔據美國學院根深柢固地位的「常態科學」提出很鮮明的批判，以及說明了科學所須轉型的必要理由，但在該書中，他還沒使用「建構主義」來稱呼自己所倡議的革命性知識運動。他的提議是要以早在學術世界中（特別是歐洲）已經發展成熟的四種不同源流的學術路線，來共同搭建美國學術所需的「新科學」：詮釋學、辯證法、批判論述、在地本生知識。到了後來，還有另兩種路線也被他明白地標舉出來，那就是：後現代主義（後結構論述，解構主義）以及關係論（對話邏輯）。 由此看來，格根這位美國龍頭實際上是有意要把（主要是）發展於歐洲的許多學術新潮，以集其大成的方式，帶入美國的學術界，特別是美國心理學界。
「美國心理學」是世界學術發展中的一項奇觀。在格根的種種著作中，有時以「心理學」，有時以「社會心理學」為標的，展開他的批判革新事業，而他一直聲稱，那必須予以解構、重構的對象，就是這些心理學中冥頑不化的「經驗實證論」或「邏輯實證論」──我們可以在其他地方另闢篇幅來詳談為什麼他的對手是這樣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美國（本土）心理學 一直有個傳統，就是自行構建了一個在二十世紀五○年代稱為「行為科學」，而在當今稱為「認知科學」的特殊科學種屬。它們都自認為較接近「自然科學」（即前文所謂的「常態科學」），而不是「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但這種自成一格的「行為科學」或「認知科學」，在其理論根基上卻幾乎沒有自己的「後設理論」，只有借用自物理、化學、生物學乃至計算機科學等等現成科學的基礎理論，而它究竟憑什麼能「自成一格」呢？只因為它得到「心理」這個詞彙的特殊意涵，好像可以跟「物理」顯然有別，但在所有的研究操作上，「心理學」，特別是使用實驗研究的，都只是「物理學」等科學的翻版，乃至半調子的套用，而從未曾發展出可以成為「心理學」的特殊理論基礎，也就是沒有特殊的後設理論，所以，歸根結底，全世界有眾多各行各業的一流學者都看出 ：美國心理學只是一種自滿自足（自己玩）的科學，而不像其他科學那般，必須和人文、社會知識的相關領域產生必要的銜接。
最後稍稍提一下對於“constructionism”這個詞彙的中文翻譯問題。本書大陸簡體版翻為「構建主義」，我並不反對，卻無從知道這種選詞的理由，只知道：在其他學術領域，譬如女性主義，或社會學等等，早已使用的譯名是「建構主義」（編按：本書台灣繁體版亦使用「構建主義」），譬如所謂的「本質論卅建構論」爭議，或如格根常提到的知識社會學名著，彼得．柏格（Peter Berger）和托馬斯．盧克曼（Thomas Luckmann）（1966）的The Scial Costruction of Rality一書，也早被翻譯為社會實體的「建構」， 所以，「建構論」至少在某些學術領域中已經不是新名詞，至少在研究所的課堂上，有許多師生已經朗朗上口，只不過，格根本人倒是對於英文中的“constructionism”和“constructivism”用法區分頗有意見──他認為：後者常常會有皮亞傑（Piaget）結構主義心理學的意味，以及會和某種當代藝術的主張（譬如Mondrian）產生混淆。用詞的混淆很難避免，但我們也知道，這兩詞在目前確實常是用來指同樣的主張。
翻譯用詞的問題是吵不完的。光是心理學中常用的基本詞彙就有許多在現代漢語中仍處在「尚待商榷」的狀態，譬如「同理心」（empathy）、「移情」（transference），甚至「知覺」（perception）、「感覺」（sensation）等等，不勝枚舉。但這些商榷只要能夠進行，就是當代漢語學術裡必要的發展步驟，我們不必為這種「吵」而擔心。我更想說的是，一本重要的世界名著在中文翻譯中出現，是我們的莘莘學子都殷殷切盼的事情。在台灣、大陸，學術界的標準用語仍是現代漢語，雖然我們採用了許多英文的教材。我作為一個已經在大學教書三十年的老師，非常明白我們的學生中絕大部分的英文閱讀會比中文閱讀多花三倍到六倍的時間。我們需要的好翻譯常常超過我們一般人的認知，以致問題也被嚴重淡化──但我們的理解仍然障礙重重。我們真的能夠忽視這個問題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