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生：從創傷中自我救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集中營的生還者重新回到家園，然而那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家園，人心受到荼毒，先前的價值與信念全都瓦解，當時大多數的歐洲人只想要盡快遺忘戰爭這段非人的記憶，跳過那四年，彷彿那四年不算數。如果那時很多集中營倖存者嘗試將自己的見證經驗公諸於世，他們遭遇到的困境是：沒有出版社願意出這類的見證。猶太裔作家埃利•維瑟爾（ElieWiesel）的小說《夜》（La Nuit）一直到了一九五三年才付梓，而且是在遠離歐陸的阿根廷以意第緒語出版。義大利猶太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的書《如果這是一個人》（Si c’est un homme）發行的銷售量不超過二千五百本，而法國作家羅貝•安泰姆（Robert Antelme）也曾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恐怖煉獄，事後只能自己成立出版社，於一九四七年發行自己的書《人類物種》（L’Espècehumaine）。

長久以來，法國對納粹集中營的記憶始終停留在政治犯集中營，少數倖存下來的猶太人往往被歸類為這一類型。大致上來說，法國對集中營這段歷史的認知疊合了兩種意識形態：其一、國族抵抗運動神話；其二、猶太人送往集中營的屠殺滅絕。布肯瓦德集中營（Buchenwald）可說是代表性的集中營，這裡象徵著法國在抵抗運動中英雄對抗的精神，然而，在這片獨傾英雄主義的歌頌中，大屠殺的記憶反而模糊了。問題是，一個猶太倖存者來敘述滅絕行動，肯定與透過抵抗份子來講述集中營的事件大異其趣。對於抵抗份子來說，集中營事件可說是一件正義的最後考驗，面對這樣的事件，他們選擇奮鬥對抗；而對於猶太生還者來說，這段過往意味著正義公理的滅絕，人性道德的全然撤除。然而在大多數歐洲人的想法中，抵抗運動與猶太屠殺這兩種處境通常混為一談。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電影《夜與霧》（Nuit et brouillard）就很能代表這兩種視野的並置與重疊。該片雖為集中營紀錄片，對於猶太人的敘述也只是點到為止。「無以名狀呀！」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作家總是如此嘆道，西班牙裔的法語作家喬治•桑龐（Jorge Semprun）在戰後五十周年時也說「無法講述呀！」而同時另外一位作家埃利•維瑟爾則振筆疾書：「緘默？辦不到！」因此，關於猶太大屠殺的這件過往，似乎存在著一種「說」與「無法言說」的張力。如何言說？如何言說無法言說之物？無法言說，因為史無前例。這場世紀浩劫除了造成原初的傷痕，更帶來了許多事後敘述上的困境：失語、多語、無語，若倖存者試圖講出，則很容易被斥為危言聳聽、流言蜚語、瘋言瘋語……

普遍的反應就是沉默。沉默幾乎是這場浩劫之後唯一可行的反應。我們也可以聯想到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e Adorno）說過的這句話：「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後，連寫詩都顯得野蠻。」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體會，阿多諾反對將集中營的這場世紀大悲劇進行任何的書寫或抒情的抒發。任何文字的表述都有可能偏離那場大恐怖。然而沉默卻隱含著另一種危險，遭到遺忘的危險。就像美國文學評論家喬治•史坦納（Georges Steiner）曾表示，吾人固然可以理解大多數人選擇沉默來面對這場鋪天蓋地的集體罪行，然而見證資料更有其迫切的重要性，無論如何悲戚，如何慘絕人寰，唯有見證才能帶來回響。

戰後開始有一些曾經經歷過集中營的人試圖以檔案書寫的方式將內部的生活陳述，提供文學、社會或歷史的見證。法國歷史學家塞吉•克拉爾菲德（Serge Klarsfeld）特別收集了這段歷史中的檔案資料，他認為，這段歷史就像一場召喚，由那些未能活下來的罹難者所發出的召喚。克拉爾菲德的傳記以羅列的方式，記錄了八萬多個受難者的人名、出生年月日，男性女性和兒童，這樣的企圖心正是一種對納粹的滅絕行動提出的挑戰。別忘了，當時納粹先是將猶太人撤消姓名，褫奪公民權與身分，代之以刺在身上的編號，將人的處境貶低為奴隸或牲畜。

本書的作者鮑赫斯•西呂尼克是法國知名心理分析師。他的父母親都在奧斯威辛滅絕營慘遭殺害。「這是怎樣的感覺，本來和他們住在一起，接下來他們突然徹底消失？這或許不叫痛苦，沙漠之中無關痛苦，在沙漠中只攸關生死，就這樣」，他分析道。戰爭結束後，關於猶太的敘述都變得無法言說，也無法真正被聽見。沒有人真正願意聽。這一部分的經歷彷彿遭到雙重扼殺，西呂尼克除了緘默，還是緘默，囚禁在自己內心的幽暗地窖之中。然而，幽暗地窖卻是自己的能量貯藏室，既可藏身亦可蓄積勇氣與能量。

於是，西呂尼克講述這段過去。他的描述方式不同於普遍回憶錄作者採用的直線型敘述。為了讓自己的經歷對他人產生啟發之效，每講述一則童年中的過往，他就會試圖為心靈的傷口提出註解、分析：突然與父母親天人永隔、寄人籬下的飄泊不定、情感的連結才一產生隨即中止，經歷著不斷遭到遺棄的孤寂。這樣的手法使本書呈現雙重層次的閱讀：一方面他描述他自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另一方面，他分析著自己的回憶以及他人的觀點；前者是戰爭倖存的猶太兒童的觀點，後者是成為精神分析師的專業人士的觀點。或許西呂尼克正試圖以心理分析師的專業職能撫慰受創的自己，受創的集體心靈？

作者並不是以悲慘嗚咽的語調陳述過去苦痛的回憶，相反的，他試圖以持平的立場回觀過去。他不試圖尋求他人的憐憫，他總是不斷自我調整，不使自己陷入情感用事的境地。他重組過去，那些碎片，那些下臨無地的深淵，那些無垠的苦楚，那些謬誤的記憶，那些死亡蔭谷……就像一個調查員，西呂尼克重新拼湊人生的拼圖。透過這本書，他捕捉著回憶。有些回憶是千真萬確的，有些是事後加油添醋的，但這些自主或不自主的回憶都努力地將那段無以名狀、無法思考的黑洞轉變成條理分明的東西，藉此可以活下來，且活得更好。敘述的真實並非歷史的真實，敘述是一種事後的重新編織，生命中的重大創傷藉由敘述變得可以承受。回憶並不使真實再度回返，但是回憶重新裝配了真實的碎塊，把這些零星不完整的生命斷片轉化成我們內心深處一幕幕的影像。這也印證了：透過心理韌性，一個受創的人可以從深絕的痛楚中療癒，成功的走出生命中的暗黑。書中展現出一種勇氣的例證，一種慷慨的精神，那股力量使他戰勝一切厄運，使他變得更強、更無畏。西呂尼克把自己變成書中的研究客體，從自己的創傷經歷中獲得啟示，也試圖將這場啟示傳送給他人。他因為不幸而理解不幸，駕馭不幸，體現了心理韌性的奧祕：懂得回觀過去的遭遇，透過現在的亮光照亮過去，那一段創傷因而顯現出其超越一切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