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做法：從318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

　　二○○三年，我翻譯出版了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間詩學》後，引發了一些討論，我記得在種種討論過程中，最常遇到的提問便是：《空間詩學》是否過於強調幸福、庇護與窩巢的昇華空間，與此相對，暴力、不義與游動的精神現象似乎付諸闕如。巴舍拉的哲學，如何回答反叛與黑暗的空間詩學呢？這個總是讓我語塞的問題，經過十二年的遍尋著落，答案很意外地浮現在港千尋這本《革命的做法：從三一八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之中。

　　《革命的做法》在書寫的方法上，取徑相當不同於《空間詩學》的心理分析與現象學，取材亦非法國現代詩歌，然而，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本基於「三一八太陽花運動」的現場觀察，如同九一一與三一一後諸多思想家，在事件發生前後立即進行的「事件書寫」，又擬似當代社會革命的藝術參與手冊。

　　從「第一部：時代之聲」引用現代社會與政治革命的系譜學開始，作者將論述導向城市群眾運動的部署，以強而有力的「都市權」概念出發，運用革命語言的反叛和街頭上的轉換，指向「第二部：革命的做法」與當代藝術的深切關聯。猶如反叛詩學的組態分析，拆解出革命做法的活動零組件，在行為表演、活動劇場、物件、空間裝置、攝影、歌曲音樂、身體、活動影像、語言翻譯、教育型態、大眾媒體的訊息表現模式基礎上，如何由當代革命歷史的系譜，導出反叛空間的佔領與移動詩學，透過非整體化的零組件佈建組態，一個個確有所指的節段，具體描述了政治歧義下的「感性分享」與「感性部署」的詩學迴盪共振，以回應「黑箱政治」和當代攝影「暗箱」的反制行動。

　　做為攝影家，港千尋首先是一位城市行走論的思考與踐行者。在二○一三年十月號的《現代美術》，也就是太陽花運動爆發的五個月前，他就已經發表了〈沿著行走之線〉這篇文章，在徵引了日本詩人芭蕉、吉增剛造的行走，歷經當代攝影者森山大道和荒木經惟的都市行走發揚此一傳統後，他轉向了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Guy Debard）國際情境主義的漂移（derives）做法，以檢視城市的精神地理學的獨特地帶與群眾狀態。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台灣攝影家張照堂的攝影價值，在我閱讀這篇文章時，著實令我充滿驚喜。

　　沒想到港千尋的行走論，不僅止於個體閒逛者式的漂移，藉由《革命的做法》，我們看到了攝影家個體以異鄉人之姿，迅速混入了城市革命的行走陣營中，「觸覺式」地成為美國文學家愛倫坡（E. A. Poe）小說《群眾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的那個人，又像法國散文詩鼻祖波特萊爾（C. Baudelaire）那個插接上都市群眾這個「大蓄電池」的閒逛者，雖然他只在三月底的運動高峰期，在翻譯者呂孟恂與陳佾均的協助下，參與了四、五天，直至三三○大遊行，卻可以在他的書寫中，清楚看到他各處行走的足跡，與歷經二十年以上，對東歐、南美洲、亞洲城市政治社會運動的用心參與觀察。除了以都市權鳥瞰東歐與南美當代社會革命的淵源，顯現了他年輕時代即已留下的「漂移」軌跡外，包括佔領議場與佔領街道的「空性場所」辯證關係，民主議會與說真話場所的語源學關係，議場外部遊行的觸覺式城市群眾集散論，議場內部裝置的物件議會和照顧倫理關係論，網路連線與媒體反制的話語圖像轉譯論，以及政治黑箱和攝影暗室之間的黑箱顯影論，在在都顯示了某種後國際情境主義者穿越當代城市的有力步伐。

　　另一方面，港千尋的攝影術之中，對深層環境抱持的倫理美學態度，也隱隱散發於《革命的做法》的字裡行間。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他和我、以及於三一八期間與一群藝術家朋友共同製作《報民》的賴志盛相約，在台南的絕對空間舉行了「絕對不純粹」東亞論壇：報民卅AABB—台南卅東京交流計畫，邀請了港、台、日、韓的藝術家朋友相互討論，從歷史、社會、思想與美學的觀點，討論東亞的局勢。我記得在論壇結束後的酒桌上，我們彼此問起熱烈參與運動的私人原因。

　　他說，早在二○○九年，他與藝術家岡部昌生來台灣進行「拓繪樂生計畫」時，他就曾經思考一個尷尬的處境：面對日本殖民時期建立的樂生療養院，身為日本人的他，在這一段禁閉空間的歷史之後，總不免有某種難以言說、進退不得的角色錯置感。相對而言，與殖民傷痛和二戰創傷一樣，樂生不啻是日台間的黑暗、惡性、邊緣場所。但無論如何，他還是決定參與這個拓繪計畫。當計畫結束後，有七、八位院民突然排成一排，用昭和時期的日語腔調告訴他：我們非常感謝兩位藝術家的到來，我們沒有什麼可以送給你們的東西，就讓我們唱一首歌送給你們吧！接著，這些身體歷經禁閉與病痛而蜷曲的院民，就用一種港千尋形容「只有他父母輩才有的古典日語優雅腔調」，唱起了〈故鄉〉（ツペイシ）這首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老歌，其詞意曲調與人聲在樂生空間湧現的同時，港千尋說他聽聞歌聲的當下，「頓時產生千百種複雜的情緒，終於崩潰大哭，淚流不止。」就在那個當下，他暗自期許，將來台灣有任何大事，他一定會設法前來，視同自己的事。

　　果不其然，「絕對不純粹」東亞論壇結束後逾三個月，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他的《革命的做法》日文版即已付梓，於東京問世，同時，他也透過出版社邀請了柄谷行人、林暉鈞和我，參與新書發表的座談會。中文版的翻譯工作，正是在會後我們一行人與編輯友人丸山哲郎共同踏查福島的路途中，拍板敲定的。以翻譯柄谷行人和河合隼雄思想而聞名的小提琴家林暉鈞，亦在心靈工坊出版社總編輯王桂花和《藝術觀點ACT》召集人孫松榮的支持下，迅速在三個月內完成了漢譯的繁重工作，為漢語世界帶來當代的革命訊息。我想說的是，這本書的寫作，不僅包含了對於樂生空間、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在城市革命中重大意涵的詮釋，也意在回應日本殖民下台日歷史交會中不堪的倫理難題，同時，更是一種善意的贈禮，是一位國際攝影者送給台灣當下歷史處境的密戀情書、友誼信札。

　　有幸與港千尋在這些特殊的歷史機緣中相遇，讓我從這本書的誕生到漢譯本的完成出版，見證了一位「對於城市的官方現實不為所動」的行走者、閒逛者，他汲汲以漂移的姿態，走向被官方認為黑暗污穢的角落，找到被世人忽略的群眾，就像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筆下的攝影師，在城市行走的路線上、命運操弄的路線外，捕捉中產階級富足生活外表下的非官方現實，猶如偵探逮捕犯人一般，精準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