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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早年起步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我在倫敦的米德爾賽克斯醫院（Middlesex Hospital）以臀部和這個世界相見。當時的臀產式生產意味著產科醫師需要將胎兒在母親體內旋轉，讓胎兒的頭部能夠先出產道，而不是由背部或腿部先出。我們現今所能見到的各種診測胎兒狀況的科技當時都不存在，因此在生產過程中，我的左手臂斷了，但幸運的是並未傷及神經，這是臀產式生產常見的併發症。我的手臂上了好幾個星期的石膏，根據當時見過我的人所言，我看起來就像是個英國警察。
不僅僅我的生產過程帶著生理上的創傷，從我父母親的觀點而言在心理層面上也是困難重重的。雖然我是個被期待的孩子，但我的雙親知道另一場戰事正在歐洲上空匯集，主要因為希特勒是個不能相信的狂妄份子。在動盪不安的時刻生孩子真的是明智的決定嗎？儘管他們心裡清楚未來充滿變數，曾經想過要拿掉孩子，但最終敵不過心中對孩子的想望。未來雖然充滿模糊不確定，但也充滿各種可能性。看到這一點，他們幫我起了三個名字：湯瑪士•貝索•摩德凱（Thomas Basil Mordechai）。這其中湯瑪士是個國際通行的名字，而貝索在希臘文中意指「國王」，聽起來很有英國味，也很適合一個年輕的英國家庭；而摩德凱是我的希伯來文名字，起源自《舊約》全書裡的〈以斯帖記〉（Esther），當時父母幫我起了這個名字為的是有一天我們可能會回到巴勒斯坦。
在我出生的時候，當時我父親的一個病人瑪麗安•雅各比幫我排了一份星盤，她和她的先生也是從歐洲流亡的難民，他們和我父母在倫敦成為好朋友。我在倫敦的生活記憶裡並沒有瑪麗安的印象，但三十年後我們重新取得聯繫，那時她已經成為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的個人會員，也是英國心理治療師學會（British Association of Psychotherapists, BAP）的創始會員。一九七四年，我們兩人同時出席國際分析心理學會在倫敦的會議，而我請她幫我重解星盤。她對於我過去與女性關係的困境的見解聽來挺有道理的，並提到我未來的難題主要是在於與男性的關係，我不確定她是否一語成讖，但在我人生的後半場，我所持有的爭議性立場的確讓我捲入許多衝突中。
我的父母在德國相遇，在我出生前幾月他們抵達倫敦。我的母親希爾得•克萊爾•克許史黛（Hildegard Klara Kirschstein）來自於受德國同化且富有專業背景的家庭，家族的根源可以追朔到十四世紀。她的祖先逃離西班牙的宗教迫害，在西班牙正式驅離猶太人前就移居到德國北部，再次開始流亡新生活。直到我母親在一九○二出生時，她的家庭已成為受德國同化的猶太專業圈的一員，他們也不再信奉傳統猶太教規儀。她的父親是個牙醫，而叔叔立奧波得（Leopold）也是個醫師，這是我長大之後才知道的。她有兩個哥哥，其中我們一家熟知的華提（Walter；亦名Welty）叔叔和我父母一生都維持親密的聯繫。他跟他的妻子羅娜（Lona）兩人在倫敦的牙醫生涯累積了小小成就，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所受的優秀德國醫學訓練，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採用了昂貴的美國設備。當時美國機械超越群雄，在牙醫界拔得頭籌。我母親的另一個兄長在一九四三年逝於倫敦，我對他沒有任何印象。我母親在柏林長大，視自己為德國人，對於她的猶太根源沒有任何概念。她完成高中學業後，旋即與一個成功的帽子商赫曼•席伯（Hermann Silber）訂婚。年紀輕輕就生了兩個兒子，分別為一九二三年出生的詹姆斯•魯道夫•席伯（James Rudolph Silber）及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哥哈•華特•席伯（Gerhard Walter Silber）。當時德國正處政治及經濟的混亂期，整個國家努力從一次大戰後復甦，她的先生赫曼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病程發展迅速，直到一九三三年已完全失能，對於自己的狀況感到沮喪並自殺身亡。我母親是個典型的德國家庭主婦，她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也沒有任何技能及專業，帶著兩個孩子心情極度沮喪，面對高度通貨膨脹的德國經濟，手上的錢所剩無幾，她只好帶著家人搬進出租的公寓，因此遇見了一個年輕的法律系學生麥克斯•澤樂（Max Zeller），後來成為我雙親在洛杉磯時代子的摯友及分析師同僚。當時母親絕望沮喪，迷失了未來的方向，可能是麥克斯、或是她前夫赫曼的孿生妹妹凱特（Kate Nottman）建議她接受心理治療，推薦了當地的精神科醫師兼治療師詹姆斯•克許（James Kirsch），而這個極具意義的轉介為身涉其中的每個人都帶來難以想見的結果。我母親向這位未來要成為我父親的人約診，對他迅速地形成強烈而情慾的依賴移情，而深深改變了她的未來。
至於我的父親，則是來自於正統的猶太背景家庭。他的家人從波蘭流亡德國，於十九世紀晚期流亡落腳美國。整個克許家族致力於商業，部分家人前往舊金山追求商業發展，另外一部分家人，包括我的祖父則轉戰瓜地馬拉。我沒見過我的祖父，當時他落腳瓜地馬拉市創建他的鈕扣事業。我父親在一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生於瓜地馬拉市。祖父選擇到瓜地馬拉的決定最後證明造福了所有人，一九四○年我們移居美國時，不是以德國或英國的身分申請入境，而是憑著瓜地馬拉的配額而得以入境美國的。
我父親在五個孩子中排行第四，上有三個姊姊，下有一個弟弟。因為我父親聰穎過人，我的祖父決定將他的妻子及家人送回德國，好讓年輕的詹姆斯接受瓜地馬拉所欠缺的扎實教育。家族在一九○七年經由舊金山返回柏林，而我父親也得以接受古典的歐洲式教育。他的父親則繼續留在瓜地馬拉，當時的共識是他每兩年會回德國一趟。然而，一次大戰攪亂了這項規劃，我父親在一九一二到一九二一這段期間都沒再見過他的父親。我父親認為他的父親必定在瓜地馬拉另組家庭，但即便這麼想，他從沒見過他們，最後他的父親於一九三一年離世。
在我父親青少年時期，他就熱中於錫安主義，即猶太復國主義（Zionist）。他後來到海德堡大學就學時，仍持續加入猶太復國主義學生組織（Blau-Weiss），在組織裡結識了他一輩子的朋友埃里希•佛洛姆及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助手厄恩斯特•西蒙。西蒙後來成為猶太大學（University of Judaism）的教授，對我及我父親都帶來重要的人生影響。我父親選擇就讀海德堡大學醫學院，這讓他的家人頗為失望，因為他們希望他能加入家族事業；我父親卻反其道而行成為精神科醫師，在柏林奧利維爾廣場（Olivaer Platz）三號開設診所。他接受了兩年的佛洛伊德式精神分析，之後接受托妮•蘇斯曼（Toni Sussman）的榮格分析。一九二八年他聯繫榮格，並規劃在一九二九年在蘇黎士接受榮格的分析。一九三一年時，他成為柏林榮格社群（Berlin C. G. Jung Gesellschaft）的創始會員，他的精神科門診及榮格分析執業也鴻圖大展。他在柏林頗具名望，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母親會被建議找他做心理治療。
在我的雙親相遇時，正值希特勒掌權，德國猶太人的處境急速轉劣。我父親當時仍是猶太復國主義學生組織的一員，因為深深相信歷史牆上的手稿內文，他建議他的家人及猶太病人離開德國、移居他鄉，最佳地點就是巴勒斯坦。一九三三年，他帶著家人、妻子及兩個孩子前往巴勒斯坦，而我母親也帶著兩個男孩跟隨前往。兩家人緊鄰落腳於特拉維夫（Tel Aviv），彼此建立了友善的關係。
我父親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夏娃（Eva）在一九三五年離婚，為了完成離婚手續，兩人必須短暫回到德國。夏娃在一九二○年代曾經跟著我父親參加蘇黎士的研討會，成為榮格取向的心理治療師，所以她當時決定留在德國。一九三八年，她理解自己必須要離開，但是走得很辛苦。她在威爾斯（Wales）展開新生活，再婚，從事心理治療多年，後來在九十八高齡辭世。當她與我父親的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她參加了榮格的研討會；在一九二○年代的夢研討會資料中，仍然可見她的名字列在與會人員名單上。
同時期，我父親跟他的病人希爾得建立了親密的浪漫關係，然而兩人都不喜歡一九三○年代中期的特拉維夫及巴勒斯坦。在那時候，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展，但瘧疾及其他疾病也猖獗肆虐，我父母一方面擔憂政局，另一方面也擔心家人的健康，因此開始思考離開巴勒斯坦。
一九三五年我的父母正式結婚，也把他們的組合家庭帶往倫敦。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當時正處歐洲難民潮，大英帝國對於入境設有嚴格的限制。當我父親將申請書送至大英帝國移民署時，當時的移民署官員對於榮格熟識，因為榮格才剛在塔維斯托克（Tavistock）發表演說。我父親帶著榮格的親筆信，信中陳述我父親信譽良好而且對榮格的心理治療有所涉略，而海關官員認為英格蘭需要更多的榮格分析師，就讓我父親及家人入境。我從小聽這個海關故事長大，一直到五十年後才真正得到驗證，當時我正在紐西蘭的威靈頓，紐西蘭的第一位榮格分析師桃樂絲•諾曼•瓊斯告訴我她一九三五年居住於倫敦並接受訓練，正巧與這個讓我家人入境英國的海關官員是好朋友。
在我週歲後一直到一九四○年九月後期，我的家人住在倫敦的哥爾德爾斯格林（Golders Green）猶太人區，緊鄰著漢普斯特德荒野公園（Hampstead Heath），我還記得當時常到公園及公園內的巨樹林（Big Wood）健走。而在我不滿一歲時，我母親接到一通改變她及我們全家一生的電話。
我母親結束與我父親的治療工作後，她在一九三五年得以與榮格見面，而在她徘徊於巴勒斯坦、歐洲及英國這段時間，她斷斷續續地接受榮格的分析。很快地，她就成為倫敦分析心理社團（Analytic Psychology Club in London）的會員，這是一個附屬的社團，只要經過榮格派分析的人都能成為會員。在社團中她遇見一位渴望成為榮格分析師的年輕精神科醫師麥可•福德罕。一九三七年五月，我母親在家照顧我的時候，接到一通從福德罕撥來的電話，榮格教授推薦福德罕找我母親做分析。母親對這個請求大感吃驚，她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分析師，然而她還是開始與福德罕的分析工作。福德罕之前曾經接受貝恩斯的分析，他千里迢迢前往蘇黎士想接受榮格的分析。但是，榮格當時挪不出時段，因此建議我母親幫福德罕分析，這就是我母親開始分析執業的故事。不僅母親曾經如此告訴我，從福德罕的自傳中也能得到驗證。後續幾年，我母親接了其他好些個案。我後來在一九七一年第三次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的會議中，在洗手間巧遇福德罕，我主動上前自我介紹，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我的競爭對手」。一九三七年，當時我還是個嬰兒，而他的分析也正值嬰兒期，我母親身為一個榮格分析師的職涯就此起步，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過世時，她都持續維持很高的接案量。
直到一九四○年，英格蘭的處境益加險惡，德國征服了法國及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低地國，正計畫渡過英倫海峽。一九四○年夏末及秋季，德國飛機持續對倫敦進行轟炸，我們被迫住進空襲庇護所，我不知從哪得來的點子認為睡在椅子上會比較安全。事實上，空襲對我帶來深刻的創傷，一直到我們一年多後移居美國，我有好幾個月仍堅持要睡在椅子上。
英倫戰役正如火如荼展開，每天早上當我們從空襲庇護所走出時，都要先確認我們的房子是否仍然安好；空襲持續不斷，我家附近的其他房舍都被摧毀了，唯獨我家的房子倖存。有時侯，德國軍機在白天轟炸倫敦，我們會衝進房子的地窖躲避，直到空襲結束。有幾次我們在市場購物時，空襲警報響起，我母親會急速地將我推向牆邊以避免炸彈掉落我們身邊。
我父親害怕英國終究會落入納粹手中，他開始探究前往美國的可行性，他發現因為他是在瓜地馬拉出生，我們一家人將被歸入瓜地馬拉入境美國的移民限額，而非歸入歐洲大量尋求避難的難民潮中。因為父親的一些家人在數年前就已經定居舊金山，我父親最後決定我們要移民美國。這是一個重大的抉擇，原本的計畫是整個組合家庭成員，其中包括我們一家三口、父親在前一段與夏娃的婚姻中所生的兩個孩子如詩（Ruth）和麥可（Michael）、以及我母親的兩個孩子，全部都要一起搭船到美國。在最後一刻，夏娃捨不得讓七歲的麥可離開，最後麥可和夏娃一起留在英國。接下來十二年我都沒見過他，而十二歲的如詩則和我們一起橫渡大西洋抵達美洲。
我記得離開倫敦時，我們開車經過漢普斯特德荒野公園，我目睹一架被擊落的德軍梅塞施密特飛機（Messerschmidtt）。夜宿利物浦當晚正逢空襲，一枚炸彈落在飯店附近，是這趟旅程中第一次倖免於難。
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我們搭上一艘擠滿難民的船隻前往紐約。我們所搭乘的撒馬利亞號（Samaria），是受護航的船隻之一。當我們橫渡大西洋時，有空中的救援隨行，當時德國的U型潛艇擊沉許多艘類似的船隻，在船上每天都會演習搭救生艇的流程。有好幾次我們的船隻遭受U型潛艇攻擊，船隻以之字型方式來回躲避魚雷攻擊。幸運地，撒馬利亞號躲過攻擊，在十天之後安全抵達紐約。
抵達之後，我們在艾麗斯島（Ellis Island）登陸，也是我們進入美國的序曲。在我們抵達之前，有許多難民船都被U型潛艇擊沉，我們的順利抵達讓美國人振奮不已。有好幾位乘客接受當地媒體的採訪，當然也包括四歲的湯瑪士•克許為記者提供了兒童的觀點。當被問到我對艾麗斯島的看法，我回答說我很喜歡這家飯店，這段訪談上了紐約的日報，正巧也讓我父親在柏林的好友沃納•恩格爾（Werner Engel）在地鐵站看見，沃納在好幾個月前就先我們一步抵達紐約，因這篇報導得以確認我們已平安抵達美國。當我們從艾麗斯島放行時，他還前來迎接我們。
當我們抵達紐約之後，面對的就是要不要留在那裡或是繼續前往舊金山，父親有許多親戚舊金山在定居。父親在紐約期間受到紐約當地榮格治療師不甚熱情的接待，這讓他想去拜訪他在舊金山的親戚，因為他們的贊助我們才能來美國。所以他隻身前往舊金山拜訪他的家人，在回紐約的途中停留洛杉磯。當時的洛杉磯一片空曠，讓他想起特拉維夫及瓜地馬拉，他立刻就喜歡上這個城市。此外，那裡有許多歐洲人落腳，距離他在舊金山的家人還算合理的範圍，所以我們都搭上挑戰者號蒸汽火車前往洛杉磯。途中我們在芝加哥停留，拜訪和我母親在柏林一起長大的表兄弟哥哈得•達內柳斯 ，他當時在芝加哥是個放射學家，戰後他搬到洛杉磯在一個比佛利山知名的醫療團裡工作。一九六○年，他的生涯再次轉變，他前往蘇黎士接受榮格分析師訓練；訓練完成後，他返回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在那兒執業二十年。他曾經跟我母親表示他並不滿意自己的放射學工作，我母親是促成他前往蘇黎士的關鍵人物。
開始分析工作，這也開啟了我十六年的被分析時光。我的分析肇始於蘇黎士，其後是紐約，最後，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三年這段期間則是在舊金山接受喬瑟夫•韓德森的分析。在舊金山期間，我在完成醫學院的學習後成為精神科醫師，也完成了在舊金山的榮格分析訓練，其後在帕羅奧圖開始個人執業、結了婚、離了婚、再結婚，之後生了兩個孩子，這段期間引領我走過人生迷宮的就是榮格分析。
一九七六年我成為舊金山榮格學院的主席，而一九七七年我獲選為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nalytical Psychology, IAAP）第二副主席，這是全球的榮格分析專業組織。接下來的十八年，從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的副主席到主席身分，我奔走於世界，因此認識了許多不同國家的榮格分析師，而這職位讓我如同傳教士般與許多的國家接觸，如：中國、南非、墨西哥、俄羅斯，及其他蘇聯時期的邦聯國家。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的行政中心在蘇黎士，頻繁的造訪讓我有機會深化我在那兒的友誼並建立新的友誼，當然也得知許多蘇黎士的內幕及當地人的特質。
在我結束十八年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生涯後，我回到帕羅奧圖全職私人執業。當時有些同事擔憂我會極度想念國際分析心理學會的時光，認為我一旦失去了過往的角色會不知所措。我當時決定寫一本關於榮格運動的史書，跨越一九一三年到二○○○年這段歷史。對於書寫《榮格學派的歷史》（The Jungians）一書的熱誠初衷，最後卻演變為令人忘之卻步的工作，主要是因為書中涉及許多個別榮格社群的近身細部資訊，這本書的中文版在二○○七年由心靈工坊出版。想當然耳，因為我對個別社群缺乏內線觀點，有些人對我書中關於他們所隸屬群體的描述內容感到不悅。
過去十年，我對於分析心理學的歷史、榮格的生活及工作、心理分析歷史及深度心理學的歷史充滿興趣。我父母將我引介給許多榮格身邊的第一代榮格分析師，長久以來我對他們也有些熟悉。其後，我任職國際分析心理學會，對於分析心理學的發展更為了解，而經由我的早期家庭歷史及我後期的專業生涯，我得知許多分析師不得曝光的個人私事。另一方面，當我回顧一生時，我對我的個人經驗，包括：我對於某地的感受、我所遇見的人、當時他們給我的印象及現在我對他們的感覺等等，都有許多可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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