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工坊 2024/04/13-04/20 陳代樾【大開眼界】費登奎斯兩日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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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ies on the Roads
 
作者:王浩威
書系:Caring 086
定價:380 元
頁數:320 頁
出版日期:2016 年 02 月 19 日
ISBN:9789863570561
 
特別推薦:陳怡蓁、孫大川、許悔之、蔡珠兒、劉克襄、韓良憶
 
尋找真正的新世界

1
在入冬的南京,我帶領一個需要兩天課程的工作坊。工作結束後,終於有一個白天可以四處走走。我先去了鍾山,從明孝陵、中山陵、一直到美齡宮,一個早上就這麼結束了。朋友問我還想去哪裡,我這一次前來以為只是工作而已,因此沒有做任何的功課,也就沒太多想法。朋友說了幾個地方,但看我的反應都不是十分有興致。他忽然想起說:「要不要去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呢?」

我曾經看過這個地方的相關報導。這個博物館是在一九八五年,由來到南京的鄧小平,題名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我有點心動,但還正猶豫著。另一位也是外地來的朋友問在地的朋友說:「你們覺得這個紀念館怎麼樣?」南京的朋友說了一些十分推崇的話,包括它的設計、它的美感、它的壯觀、還有它的歷史意義等等,最後還說:「如果你們去了,一定會十分震撼,內心必定充滿了恨。」

聽到了最後一句話,我就決定不去了。或者說,我就知道自己是不敢去的。

我喜歡旅行,喜歡在旅行途中參觀各式各樣的博物館,即便是行程緊湊也不會覺得浪費時間。然而,有幾個博物館或紀念地,是我一定會拒絕的,因為湧上來的感覺雖然是如此飽滿,但卻也是如此沉重,幾乎是寧可死去算了。

這樣的拒絕,在我的旅程裡曾經出現過兩次。

2
一次是到柬埔寨的吳哥窟。那一回是我第三次到這一個值得再三拜訪的古蹟勝地,只是當時航空公司有糾紛,只好從首都金邊轉機。去的時候,班機順利銜接轉機,但回程因為沒有恰當的班機,我們因此在金邊過了一夜。

我們下榻在洲際大飯店,一個還不錯的五星級旅館。

那一趟是四個人的自助旅行。不知怎麼的,除了我以外的三個人全都生病了,不是上吐下瀉就是發燒肚子痛。在我這個受醫學科學訓練的人來看,他們的症狀應該歸咎於腸胃型感冒,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這三位好朋友恰恰都是身心靈相關論述的信徒,一直認為是吳哥窟的陰氣太盛,使得自己的靈體沾上了一些晦氣所導致。他們甚至覺得來到金邊之後,陰氣更盛,索性就不出門,只想留在旅館裡好好靜養。

唯一得以倖存的我,卻是不相信這一套的。傍晚住進了旅館後,立刻去按摩,還在旅館附近四處逛逛。第二天一早,覺得這樣大好的白天太可惜了,還是決定一個人出去,善盡一個觀光客應有的責任,到城裡的名勝古蹟走走。

我在洲際大飯店的門口就看到了一群摩托車,準備供這飯店的旅客出門雇用。一位年輕人主動走過來,看起來還算面善,我也就直接和他談好價錢和行程。我期待的旅程,包括昔日的皇宮、傳統建築改建的國家博物館、和五花八門專門販賣給觀光客各種貨品的中央市場。

國家博物館是我最主要的目標。吳哥窟文明所發現的相關文物,除了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和泰國的國家博物館,就是這裡收藏最豐富了。在吳哥窟幾天的文化旅行,能夠以這裡作為終點會是個完美的結束。

只是這些行程結束了以後,想要做更多生意的摩托車司機一直問我,既然有時間,為什麼不再去一兩個地方呢?我問他何處值得一去。他立刻說起一個每位歐美遊客都會去的地方,也就是好萊塢曾經改拍成電影《殺戮戰場》的現場。我知道那裡,這個一般直接稱為「殺戮戰場」的地點,也就是吐斯廉屠殺博物館(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我立即的反應就是:不!

去過的朋友曾經告訴我:「太悲慘了!」他說,也許他們去的那天正好是淒風苦雨吧!也或許當天抵達已是傍晚時刻,整個博物館只有他們兩個人。但後來我看了一些資料,知道這個博物館只是充滿了控訴和血腥的紀錄。這樣的博物館,同樣是讓我心情可以沉重好長好長的一段時間。

我不是不能承受這樣的悲劇,我甚至痛恨那些遺忘這一切慘痛歷史的人。只是,我所不能承受的是,在這麼多年以後,直到現在還繼續糾纏著表面的情緒:恨、悲慘、控訴。被害者的聲音是淒厲的,只是在這永無止境的高度張力背後,除了讓每一個人都精疲力盡以外,也同時將每一個人都困住了。

3
恨是一個不容易離開的情緒,甚至是教人容易上癮的。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最先是由東南大學建築學院齊康設計,就是以「生與死」、「痛與恨」為主題。即便到了一九九五年,紀念館的二期工程建設改由華南理工大學何鏡堂主持設計,以「戰爭、殺戮、和平」三個概念來發展和構思,有了悼念廣場、大型雕塑「古城的災難」、刻有南京大屠殺發生時間的十字形標誌碑、遇難同胞名單牆、紀念館大門「殘破的城門」等等;然而,淚水和怨恨還是流竄在這廣大空間中,扮演著最最主要的情緒。

這樣的恨,沒有經過轉換的原初情緒,能帶給我們什麼呢?除了綿綿不絕而縵縵奈何的仇恨,以及背後以被害者身份襯托的永無止境的厚重低音?
然而,在這個時代,我們的仇恨還不嫌多嗎?

在南京的那幾天剛好是台灣總統選舉的日子,國民黨可能在這一戰就要走入歷史了。大陸的朋友除了好奇我為何没有留在台灣投票以外,更加關心會是誰贏了總統的寶座。這些年来,我對政黨形式的民主開始感到困惑;特别是在激情中完成的投票制度,更讓我不知如何看待。然而這一場選舉是不同的,投票的結果早已在選戰還没結束的許久以前就知曉了,不會有太多驚奇;唯一可能有意思的是,新成立的這些小黨,究竟可以得到多少支持。

比起總統或立委的選舉結果,我其實更關心:沒有國民黨以後的台灣,是否已經從過去的漫長悲情裡,完成了足夠的轉換,一個真正的新的世界可以因此而創造完成?

南京這一趟旅程的一個月後,我又到了重慶接洽公務。這次的行程更加匆忙,只能在落腳的旅店附近走一走。為了工作方便,朋友幫忙安排的旅館就在目前重慶最熱鬧的觀音橋。三四個人吃完晚餐後,也就在朋友的建議下,到附近的方所書店買書。

這裡陳列的書很合我的喜好,而且第二天就可以回家了,不用擔心行李,不禁貪心地多買了幾本。其中有一本就是義大利小說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的小說《若非此時,何時?》 。

在台灣翻譯成普利摩.李維的小說家,恐怕是二次大戰後,第一位發表自己在納粹集中營悲慘經歷的作家。在台灣,他的作品翻譯出版的有短篇故事集《元素周期表》 和散文集《滅頂與生還》 。

《滅頂與生還》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第二年他就從自家三樓的陽台,朝公寓內的天井縱身一跳,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這本書裡,他又再一次回顧了集中營的經驗。

4
對於歷史,的確,是不能忘記的。而且,更恐怖的是周邊的人都急著要你快快遺忘。所以他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如果這項傷害尚未在我們身上或周圍留下實質的痕跡或永久的空虛時,這種說法其實只是愚勇,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會很樂意遺忘已經痊癒的嚴重病痛。」

只是,「我們同樣慣於簡化歷史。但歷史事件的排列並不一定只有單一明確的模式。但或許因為人類天生就是社會性動物,因此強烈地需要劃分『我們』與『他們』,也就使朋友卅敵人這種二分法遠遠凌駕其他歷史分析模式之上。」

而且這樣的情形在生活中無所不在,「這也許就是許多觀賞比賽,如足球、棒球與拳賽等,廣受歡迎的原因。場中對抗的是兩個立場截然劃分、清晰可辨的隊伍,而比賽最後則會產生勝利者與被征服者。如比賽結果平手,觀眾難免會覺得失望,被騙。」所以,集中營所發生的一切,其實在生活當中還是可以不斷地遇見。

他説:「特權的崛起,其實不只在集中營裡,在所有人類群居社會裡,都是一種帶來痛苦卻永恆存在的現象,只有在烏托邦裡才可能缺席。」「在所有環境,所有關係中,都存在犧牲者卅劊子手的相對動力,這種動力表現的清晰程度不一定,而且通常都存在於下意識層面。」

在這樣的競爭世界,就像集中營的囚犯一樣,是必須踩著別人的屍體前進,才能活下來的。我們現今乍看是自由的生活,同樣如此。而且,「做這種工作,要不是第一天就發瘋,就是會逐漸習慣。」「當然我可以自殺或讓自己被殺,但我想活下去,我想要報酬,而且活著作證。不要把我們當成野獸,我們就跟你們一樣,只是比你們不快樂許多。」

李維引用同樣是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的女醫師兼作家艾拉.林耕絲(夫姓雷奈)(Ella Lingens-Reiner) 的作品,認為她《恐懼的囚犯》中的有一段話「表達的最坦白」:「我怎麼能在奧斯威辛生存?我的原則是,首先考量是我,第二考量是我,第三考量是我,再來是什麼都不管,再來還是我,然後才是其他人。」

只要有感覺,任何幸福的人都應該知道,是因為別人的不幸福,自己才得以幸福的。這是李維想要告訴世人的:不只是在集中營裡,在當今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可能還是如此。

他説起最最深處的感覺:「或許感到羞愧,是因為自己取代了別人而生還?尤其是取代了比你慷慨、體貼、有用、聰明,比你更值得生還的人?你無法阻擋這種感覺,你檢視你自己,檢討自己的記憶,希望找回所有記憶,希望沒有任何記憶被掩蓋或被扭曲。不,你找不到自己任何明顯的罪過,你沒有篡奪任何人的位置,你沒有打過任何人,你沒有接受任何職位,你沒有竊取任何人的麵包;然而你還是無法排出這類可能。這不只是一種假設,而是如陰影一般籠罩的嫌疑:每個人都是殺了自己兄弟的該隱,每個人都篡奪了鄰人的位置,取代他而活下來。這是一種假設,但他啃噬著我們。」

5
杜林(Torino),這個位於昔日倫巴底王國的城市,如今是義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區的首府。遊客們有許多古蹟可以選擇,從安托內利尖塔到卡里尼亞諾宮。當然,你也可以來看一看爭議不休的杜林裹屍布(Shroud of Turin)。這一塊布一直被供奉著,忠誠的信徒堅持認為這就是耶穌的裹屍布,如今是保存在杜林主教座堂(又名施洗約翰大教堂)的薩伏伊王室皇家禮拜堂內。

我原本是有機會可以參訪普利摩.李維在杜林的家。

二ままま年剛剛入春的季節,阿爾卑斯山還是白雪皚皚。已經在瑞士山區像背包客一般旅行了半個月的我,離開了瑞士和法國邊界的霞慕尼,原本打算穿過白朗峰隧道通往杜林。沒想到,在霞慕尼遊客中心時,我才知道前一年的三月,因為油罐車爆炸而受損的隧道,其實幾年內暫時不可能通車了。我當時還記得這則新聞,在台灣電視台曾經有過驚悚的畫面。只是,短短幾分鐘的新聞,沒想到現在還是無法疏通。

當年的我還年輕,也就十分機動地從另外的路轉進義大利,自然也就錯過杜林這個城市了。

三、四年後,又有一次機會。幾個朋友一起到義大利玩,最主要的目的地是靠近法國邊界的五鄕地(Cinque Terre)漁港。不幸的是,我們事先沒做好功課,不知道五鄕地其實不適合開車前往。我們為了遷就這車子,必須在上上下下的蜿蜓山路上緊張前進,也因此超出了原來預期的時間。就這樣,又一次錯過了杜林。

這樣的執著卻又永遠不可得,像薛西佛斯推動的石頭一再滾落到山谷裡的神話一樣,究竟又有怎麼樣的吸引力?

李維的自殺,引起當時世界各地知識分子的震驚。同樣是住在杜林的著名哲學家,也是生前好友的波比攸(Norberto Bobbio) 説:「直到他死亡以前,我一直深深相信著他是這個世界上最沉穩而安詳的人。」

但是,他為什麼要自殺呢?一般的看法,是過去記憶的折磨。同一時代、同樣是猶太人的義大利最偉大的女性小說家娜塔莉亞•金茲堡(Natalia Ginzburg) 則說:「在奧斯威辛這些年來,他必然有可怕的記憶:他永遠只能極其堅毅地攜帶著的傷痛,但其中的殘酷和痛苦是一點也不能少的。我想是那些年的記憶,驅使他走向死亡。」

然而,我對甘培塔(Diego Gambetta) 的一段話卻是特別印象深刻。
甘培塔是杜林的一位社會理論家。他說:「李維是被那些文章激怒了,他在報章雜誌和訪談中不斷地反撃。這些事件似乎增加李維的罪惡感,這麼多人死掉以後他依然倖存多年的罪惡感。普利摩.李維在六十八歲時結束生命。他覺得自己關於大屠殺的寫作,想要揭發事實的努力,全都失敗了,而且徒勞無功。這樣地活著充滿罪惡感,沒有為逝去的人做到任何事情,這就是心理專有名詞所指的『倖存者的罪惡感』。當一個人發現自己在別人皆死亡的創傷事件中活下來是一種錯誤時,必然會有的感受。」
活下來,不是只有控訴而已。活下來,是希望這個世界因為真正的理解而開始有深層的改變。

6
奧斯威辛(Auschwitz-Birkenau Concentration Camp)這樣的納粹集中營,是我這些年來的旅程中有好幾次機會經過,卻又刻意避開的。
在最表淺的感官層面,我的神經似乎太脆弱了,受不了這樣強烈而持續的高度情緒。然而,在內心深處呢?

《若非此時,何時?》是普利摩.李維唯一的一本長篇小說,是《滅頂與生還》出版的前一年,也就是他自殺的前兩年書出版的。

李維在小說裡建構了一個沼澤共和國,這是由納粹恐怖的城市裡逃出來的猶太人在沼澤地所建立的營地,生活危如累卵。兩個掉隊的士兵,門德爾和列昂尼德意外發現這裡,此地一方面宛如綠洲一般的輕鬆,縱使他們的內心明知絕無可能;一方面卻得隨時進入戰爭,充滿激烈而興奮的武裝行動。就在這樣的虛構世界裡,李維又回到了那些未曾謀面卻已經殉難的猶太兄弟姐妹之中。

究竟怎麼一回事,在享有盛名的現實世界裡並沒有辦法有任何的歸屬感,只好不知不覺地退回到了昔日的戰場?

普利摩.李維曾經相信,這世界一定有善的。
在最早的作品《如果這是一個人》 ,他提到了一位名叫沛若諾(Lorenzo Perrone)的人。他是「一位義大利民工,每天帶給我一片麵包還有配額的剩餘物,整整六個月。⋯⋯他做這些東西完全沒有要求或接受任何的回饋,完全只是因為他自然而單純的善良,在我們這個世界之外還存在著一個公平的世界,在那裡還是依然單純而完整的,沒有腐敗,沒有野蠻,與所有的仇恨或恐懼完全不相關。這是很難去界定的,一個關於善良的遙遠的可能性,為了這一點就值得活下去了⋯⋯。但沛若諾只是一個人,他的人性是單純而未曾汙染的,他是在這個否定世界之外的。感謝沛若諾,我因此決定不要忘記自己還是一個人。」

沛若諾是一位確實存在的人,他是猶太人,和李維同樣是化學家。因為這樣的身分,他被徵召到集中營旁邊的工廠,研究合成橡膠。

但是,同樣是從集中營倖存以後,即便是李維在這第一本關於集中營的書裡,公開地肯定他所有的一切作為,沛若諾還是依然不顧自己的肺結核病情,繼續過著酗酒的流浪日子。有好幾次,醉倒在路旁或是出事了,李維總是搭著火車去將他保釋出來。

一九五二年,沛若諾還是去世了。沒有人知道他內心世界是怎麼一回事,恐怕連李維也不知道。

這樣的情況,對台灣的讀者並不陌生。

同樣是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台灣,曾經有許多政治受難者在監獄裡被刑求和,長期監禁。直到民主抗爭開始,台灣的黨外運動逐漸風起雲湧。在檯面上,這些倖存者開始被記起,成為一個新時代的英雄。只是,離開了舞台,回到了真實的生活中,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如何面對自己的。沛若諾這樣的悲劇不只發生在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身上,也發生在台灣的這些所謂的英雄們身上。小說家施明正是如此,畫家吳耀忠也是如此,還有許多較不為人知的倖存者恐怕也是如此。他們也許沒有像李維那樣直接往空中一躍結束生命,他們卻像沛若諾那般用酒精放棄了生存的感覺。

7
在金邊的一日遊之後,我回到了洲際大飯店,和三位稍微康復的夥伴會合,一起搭計程車前往國際機場,準備要回台北。

一位朋友說,這真是一場十分沉重的旅程呀!一路都是揮之不去的陰森森氣息。其他人也跟著搭腔起來,各自分享著自己在這一趟旅程所感受到的特殊體驗。就在這樣的熱鬧氣氛中,我忽然發現這位柬埔寨的計程車司機,眼神也跟著閃爍起來,似乎聽得懂我們所交談的中文。

我用中文開口問說,你是華僑嗎?

他十分客氣的笑笑,同時也點點頭。

當聽到他從小是在金邊長大時,我們忍不住問他,紅色高棉時代又是怎麼一回事?

紅色高棉(Khmer Rouge)是指柬埔寨共產黨及其追隨者。一九七五年柬共與原本被逼退位的施亞努親王在中國扶植的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合力下,推翻了美國資助的高棉共和國。但沒多久,施亞努被赤柬軟禁後,柬埔寨共產黨波布開始進行他的思想革命。,波布自稱奉行毛主義,實際比毛主義還要極端。他趁中國文革的狂熱氣氛,推行所謂「純粹共產主義」的政策,包含婚姻、家庭關係等都遭到解體,意識形態是極端的左傾。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紅色高棉大屠殺開始被世人所知,柬共迫於形勢而宣布自行解散。在紅色高棉管治的這段期間,僅僅三年零八個月,估計有一百多萬人死於饑荒、勞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是歷史上二十世紀最血腥暴力的人為大災難之一。

在這樣慘絕人寰的過程裡,我們好奇,同車的這位華僑司機又是如何度過的。

他一邊開著車子,一邊娓娓地說著關於赤柬執政以後的經歷。

他說,那一年他還年輕,一開始是被徵召去建築機場。機場完工以後回到金邊城的家裡,家人卻早已不見,原來都被下放到鄉村去改革了。整個景平變成了一個鬼城,所有的人忽然都消失了。他聽說下放的地點是按照街道分配的,同一個家族可能只是因為住在街道的兩邊,卻被分配到兩個極其遙遠的不同村莊。他十分著急,且找不到任何人詢問。沒多久,他也被下放到鄉下的村莊了。

這個情形我曾經在報紙讀過,波布將人民分成新國民和舊國民。所有的律師、醫師、老師等等都是舊國民,一律都送到集中營處決。至於一般老百姓,只要你是住在城市的,就是要加以勞改的新國民。

他說,沒錯,他們家是城市裡的勞動家庭,只是擁有一個小攤販,也就沒有被抓起來。

到了鄉村以後,他一邊工作,一邊繼續尋找家人。

在村子裡,村長擁有唯一的權力,可以隨時將他們判刑並且加以處決。後來,波布政權開始動搖了,許多被迫勞改的年輕人紛紛逃離鄉村。當時的政府於是強迫人民被安排結婚,將互不相識的男女配對立刻成親。他自己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和另一位完全不相識的金邊女孩結婚。

等到波布政權終於垮台以後,大家紛紛回到自己的城市故鄉,尋找失散的家人。而匆促成立的婚姻,也就匆促結束了。

他說,他們兩人當時同行回到金邊,在路上說好這段婚姻是不成立的。沒想到,回到金邊許久,他還是找不到任何一個家人;而這位所謂的妻子,只等到她的一位姐姐。就這樣,兩個人繼續作伴,直到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

這位髮鬢有些斑白的司機,訴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劇,始終以輕輕的聲音緩慢地說著。只有那麼一點的轉折,在車子的照後鏡可以瞥見他眼角的一絲涙光,但又快速消失。

他是那麼的淡定,而故事卻是如此的沉重,以至於我們四個人都無言以對了。

我們坐在車子裡,一直沉默著,到了機場、甚至上了飛機,都不知道此時有什麼話是適合開口說出的。

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時代悲劇,這樣的一個世界。

 
 
2016.3.24 (四)《沉思的旅步:王浩威的心靈遊記》新書分享會 王浩威 × 韓良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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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工坊文化貼上了 2016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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