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工坊 2019/02/27-03/03 Jill Freedman & Gene Combs【敘事治療:從創傷後遺症中取回你的生活】五日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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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逃,生:從創傷中自我救贖》

《重新學會愛:在傷痛中自我修復,創造幸福》

《意義的呼喚》

《斯賓諾莎問題》

《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

《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

《醞釀中的變革:社會建構的邀請與實踐》

《心理韌性的力量:從創傷中自我超越》

UN MERVEILLEUX MALHEUR
 
作者:鮑赫斯•西呂尼克 Boris Cyrulnik
譯者:謝幸芬、林德祐
書系:Caring 087
定價:380 元
頁數:312 頁
出版日期:2016 年 03 月 15 日
ISBN:9789863570578
 
 
〈第二章 黑色太陽,不憂鬱〉摘文

當記憶變得氾濫,我們成為過往的囚徒,就如後創傷症候群,或屈服於極權社會的口號之下

然而,一點小小的原因,可能是一個字,可能是一個影像,或是一個偶像,原本必要的歷史化過程會變得過度而遭到濫用。濫用記憶的情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後創傷症候群。數十年間,心靈受創者,在每次淡忘之際,在每次警覺性降低的的時刻,又會再次經歷悲劇重演一遍,彷彿惡夢乍醒。他花了好久的時間才總算能夠講述自己的悲劇,因為之前文化幾乎每次都試圖讓他三緘其口。於是,他只能任憑痛苦吞噬著他,隱忍不發,而別人都無法理解為何他如此疲倦、失眠或容易暴怒,或是痛苦不堪卻無法清楚講述。

所有的故事都是一場社會協商。但是在後創傷的症狀中,受創主體是置身事外的,是周遭環境令他混亂,闖入他的記憶中。但是歷史化過程可以有意圖地進行記憶重建。

私人記憶具有意圖性,試圖治療受創者,辨識出他:「我在智利親眼目睹父母親遭人凌遲。有一天,我要扒下這些劊子手的皮。」受創者自我防衛是有道理的,不過往往只需要一個句子,一場相遇,就可以讓他挪用自己的故事來影響別人,讓對方感到罪惡感,或是把自己的復仇泛道德化。而他所屬的團體則是經常把這場悲劇工具化,藉以操縱公眾輿論。於是,歷史化過程變成戰爭的斧頭,因為所有的民族都可以重新挖掘一段記憶。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的功用變成解釋,具有訓誨意義的論證,政治性的道德訓誡,或是有計畫性的行動,過去變成跳板,隱藏了未來的動機。

群體記憶可以被有意圖的操控,這一點特別可以從國家領導候選人的企圖中展現出來,他們試圖掌控歷史的編撰者:「……教會決定制訂一套審查體系,因為隨著印刷術的發展,書籍嚴重威脅了宗教的教義。一六二二年,羅馬教廷發明了新制傳信部(Propaganda fide),試圖運用影像、事件和文本等技術來傳播信仰。拿破崙企圖掌控作家,讓他們只談論帝國創造的市民生活情況。二十世紀初,社會黨認為『基督教已經被超越了』。但是為了取代基督教,社會黨又故技重施。」納粹主義強制單一文學主題,即尊重傳統:「認識祖先流傳下來的知識與物質傳統可以讓我們增廣見聞,使我們明辨是非。」俄羅斯美學將人民英雄的事蹟一再地搬上螢幕,呈現這些英雄掙脫資本主義枷鎖的事蹟,中央委員會獎勵一些值得出版的書籍。今日,阿爾及利亞最受打壓的作家就是那些不吹捧掌權候選人,只寫其他主題的作家。極權主義運用過去文本鞏固自身。這樣挪用歷史通常是為了挑起仇恨。探掘過去的歷史,總是可以找到復仇的動機。遺忘並非上上策,因為如此一來我們會讓歷史重演。然而,耽溺於過去又會導致無止盡的報復。遺忘會讓歷史重蹈覆轍,而濫用記憶則又導向刻意的重複。

無關遺忘,也非挪用:唯一走出的方法就是理解。為了掙脫困境,獲得內心的平靜與記憶的連貫性,心靈受創者被迫將自己的經歷作成文本,獻給社會,而這個社會先是讓他們三緘其口,如今又要褒揚他們,把他們當作意識形態的武器,或是社會協商的關鍵。受創者才敘述了自己的苦難,就可以發現聽眾已經挪用這些苦難來渲染社會關係。主體會把事件當下的情感背景置入記憶。然而,受創者才完成自己的敘述,他就眼睜睜的看著故事逃離他,滋養了另一個他不熟識的論述。為了自我捍衛,他描述了自己的災難,然而他的聽眾是一個多變不忠的文化,同一個事件,意義卻可以無限歧異。

這世上也存在著一些沒有歷史的民族,他們並不比其他民族差。比古丹人(Bigoudens)居住那塊土地上,不知來自何處。吉普賽人沒有文字,他們以物件儀式來描述過去,自己並不熟諳其中意義。巴斯克人擅長吟詩,他們的詩歌來自語言與起源的神秘性。對我們來說,總有一個時刻,歷史突然停止轉動,幾個世代之後,消失在霧靄之間。

相反地,猶太人在所有民族之中是最有歷史的。猶太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歷史混在一起,要理解他們的歷史必須要以地圖集來輔助。他們會說多種語言,穿著各式服飾。他們的源頭蹤跡本身就是遷徙,可追溯到三千年前:因為拒絕將孩童獻祭而離開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Ur),定居於巴勒斯坦,迦南人的土地。他們適應下來,並在所有追隨的文化中留下印記: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和拜占庭、阿拉伯和奧圖曼文明,也積極加入現代西方和中東文明。他們的歷史闡明了一項事實:認識過去阻止不了悲劇的重演。當其他的文明漠視這一段歷史,它們正捏造一道神話,並把神話強加於猶太人身上。


當記憶使未來癱瘓,當操弄往事揭露一個極權的計畫,見證變成不可能的事

神話製造者用敘述雕塑一種文化圖騰,讓群體可以藉此認同。他們會以扭曲、變形的方式挪用歷史,製造小團體。例如美國人發明西部鄉村牛仔,以及善良的北方佬。他們使用了真實歷史的局部片段,但是對於令他們侷促不安的片段則隱匿不提,讓所有的移民自然而然地認同這場虛妄的歷史。

濫用記憶會將未來僵化於某種意圖之中,比起遺忘還會更加導致重蹈覆轍。學習理解歷史而不是挪用歷史,可以將記憶與過去做連結,過去引發創新,而記憶會以違抗的方式給出意義。

直到目前為止,西方社會對於記憶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西方近代的祖先崇拜極有可能就是一種政治意圖。克羅維斯(Clovis)返回法國,義大利帕達尼亞(Padanie)的出土,耶路撒冷的迦南瓷器,美國境內出土九千年前的高加索人骨,這些都是一種記號,彷彿在說道:「滾開,我們才是最早來的。」或許是真的。問題在於「我們」是誰,才能決定誰該退場。美國哥倫比亞河發現的遺骸是高加索山的,所以是白種人,那麼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應該閃開。過去被用來規劃未來,虛擬了一個意識形態文法。

這個荒謬的邏輯正可透過社會身體的可塑性來理解。幾年的時間內,「我們」可以被清楚地界定,大約就是組成一段文化潮流的時間。社會的身分只有暫時性的真實。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然而,創傷者依舊挾帶著昔日的傷痛,在他的記憶中,在他個人的身分中。漫長的人生中,我們會緩緩地改變自己。而一段文化潮流可以迅速熄滅或顛倒過來,甚至可以說,在一段個人傳記中,個人面臨著變動的社會背景。一九四六年,一個波蘭天主教徒抵達美國,他曾經遭受納粹德國的意識形態之荼毒,兩個小孩也被擄走,寄養在亞利安人的家庭中。當時許多波蘭文的報紙都還可以允許這樣的敘述。創傷者可以陳述他的遭遇,提供他的見證。今天,波蘭文的報紙都已經消失了,因為孩子們只會講英文。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大學,考試的時候是用西班牙文進行,日後可以獲取美國頒發的畢業證書。也有一些亞洲學校,亞洲學生若是跟西方人交往,會被認定為有「漂白」之嫌。同樣的波蘭人,同樣的內心創傷,如今只能三緘其口,沒有人會願意聽他講述。

要如何呼吸,要怎樣描述自身的不幸,才能完整介紹自己,才能把自己如實地呈現給他人,而聽眾的文化不斷在變,同樣的事件,意義卻紛歧不一?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從滅絕營回來之後,一九四八年時,他想要做見證,他的書只賣了七百本。當時,他已經是個知名的化學家。換言之,只有他的親友買他的書。物換星移,來到一九八七年,整個文化氛圍變了:這類型的書籍風靡了整個歐洲,《如果這是一個人》(Si c’est un homme)幾乎賣到十萬冊。

二戰後,集中營歷劫歸來的戰俘只能三緘其口。他們既奇怪又突兀的言論可能會破壞晚會的氣氛,威脅到浴火重生的法國。他們的見證可能會妨害希望。一九七一年,佛里頌(Faurisson)教授的論文研究否認主義者,提及他們會在記憶中進行清除的工作,這樣的論文在當時毫無困難就可以被接受。

沉默是文化同謀的結果,大家都有份。要集中營戰犯不要講述災難當然也是要讓他們不要在傷口上灑鹽,希望他們變成跟其他人一樣。「眼淚,這是甚麼?無所謂,生活還是要繼續」,芭芭哈曾說過。重返融入社會已經不可能了。所有的浩劫都必須蛻變,若是不轉變,就只能任憑傷口惡化,放縱黑暗心靈蔓生。總之,不講話可以讓人不要再受苦,就像一個傷患不要別人移動他。

所有的文化都會有否認的企圖。我們似乎很少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否定主義。戰爭的恐慌前所未見,當時的政府決定不要提及,免得夜長夢多:一百五十萬人喪生,四百萬人受傷,五百萬人得了不治之疾。每個家庭都有人喪生或終生殘廢。而且還必須閉口不談!

路易.馬翰(Louis Marin)是一九二一年法國南錫的眾議員,他主張推翻否認主義。老戰士協會於是被成立了,協會在每個村裡建造了紀念性建築物,樸素與典雅兼具,紀念碑上銘刻的不是將軍或官員的名字,而是街角的肉鋪老闆、村里的里民的名字。這可說是小人物、弱勢族群的報復,是他們參與了恐怖的戰爭,而大家居然要讓這些事情銷聲匿跡。「一年一度的追思會並非由公共單位舉辦,而是老戰士協會籌辦。」「這否認主義的意義為:『你們快點死掉吧,你們的苦難讓我們感到困擾。』」但是小市民群起反抗。他們把自己的苦難寫下來,亨利.巴布斯(Henri Barbusse)的小說《火焰》(Le Feu)獲得了龔固爾文學獎。

當現實令人困窘,大家就致力於社會否認。有人就開始醜化老戰士協會定期的聚會,讓他們二度緘默。這些從地獄歷劫歸來的人講述過去時,引來哄堂大笑。阿爾及利亞的衝突,一九六○年代的「警察行動」,更是一場「被沉默」的戰爭。出於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感因素,許多在地法國人都認為部隊是去阿爾及利亞度假,捍衛殖民地的利益:三百萬士兵當中,兩萬五千名死亡,一百萬人受傷,還有數千人下落不明,這些人幾乎都被否認掉了。

與情感性否認相反,記憶的掌控則是一個極權的符號。否認現實曾是蘇聯一九五○年代的規則,當時共產主義的發展正如日中天,蘇聯的知識分子都拒絕聽見勞動收容所的見證,對於昔日蘇聯大公審、政治肅清和反猶太主義的真相也是否認聽見。為了要讓理論連貫一致,必須箝制會讓理論不攻自破的訊息。秩序籠罩再現。真實在他方。


種族歧視者無法設身於他們的角度,寧可從屬於一個名為「集體記憶」的神話文本

情感性否認和受創者的否認屬於同一種秩序:否認是一種防衛,可減輕痛苦。但是否認主義是意圖性的。它會在論述中展現滅絕的企圖,它會付諸行動。心理否認可以讓人度過一個寧靜的晚會,但是意圖性的遺忘則可以營造種族歧視者那種一廂情願的幸福。

說幸福實在不為過。一九三○年代,德國電影工作者萊尼.里芬斯塔爾(Léni Riefensthal)拍攝柏林奧運時,她讓納粹影像入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她說。片中的年輕人長得好看,頭髮金色的,眼睛看向天空。光線突顯出他們的肌肉線條。他們不斷地贏得獎牌,產生了一種貪婪的愉悅感,因為他們凌駕了其他國家。所有這一類型的影片都把他們的影像意義化,傳遞出秩序、階級、榮耀、純潔、武力和祖先的意義。群眾整齊劃一,領袖走上燈光區,尋覓種族創辦人的金科玉律。同一時期,共產主義的電影則是呈現了軍隊遊行的威武壯大,將勇敢的人民與他們的領袖連結起來。

在這兩種情況之中,極權的戲劇和群眾的景象調度組成了一道影像文本,隱含著否認主義。為了讓再現清楚且具說服力,為了讓再現產生證據的效果,必須阻止負面的見證出現。所有的爭論都會使影像效果變弱,不斷將影像分化,從而動搖了信念。質疑會破壞幸福。提倡民主的人就是在破除迷魅。民主人士會讓我們發現,黑人不是只會跳舞的蠢蛋,他們和我們一樣能夠討論藝術,探討哲學,民主人士會讓那些情感修辭不攻自破,這些情感修辭一直讓我們相信我們的本質優於其他民族,說我們因為生對地方,長對膚色,於是就不用提出品質的證明。我們存在,故我們優越。這個「貴族血統」讓我們豁免提出證據的繁瑣。如果不幸地我們發現他人也同樣具有價值,我們的喜悅無法徹底,因為我們必須接受不同的意見。如果罪惡感使我們無法嘲笑他人,壓垮他人或拒斥他人,歸屬感也會無法突顯。

種族主義能大行其道,製造幸福,正是得力於否認機制。選擇性的盲目會讓某些資訊無法抵達意識,也會破壞純粹的再現,所有的種族主義者都需要透過對他人的蔑視,製造幸福感。

集體失憶是規則,否認主義非常有利可圖,它可以製造清晰的意識,準確的行為準則,美妙的歸屬感,如此一來便可以不用去思考受難者。這種滅絕記憶的企圖會體現在焚燬書籍,讓見證人無法發聲,以及重寫歷史。對於一個食古不化的秩序來說,再容易不過了!否認主義這道食譜相當有效,也因此在每個歷史的轉折時期經常被使用。西元一世紀時猶太人試圖讓猶太溫和派的蹤跡消失;異端審問制只允許單一信仰,長達六百年的時間(從十三到十九世紀),試圖焚毀異教思想者的蹤跡;一九三三年納粹分子在柏林焚書,同樣也是一種意圖性捏造記憶,正如希臘的軍政府時期,正如智利皮諾契特政權,正如所有的人類組織的集團,他們與過去的歷史搏鬥,其中隱含著不可告人的企圖。集體記憶是一場冠冕堂皇的言論,意圖將心靈受創者消音,只允許附和這場言論的人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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