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書序作者：林玉華 本書略述精神分析跨世紀以來所衍生的幾個主要學派在理論和實務上之重要論述及其中之異同，包括古典精神分析、克萊恩-比昂學派、英國客體關係或獨立學派、自我心理學、人際關係、自體心理學以及拉岡學派。這些學派的主要論點仍以佛洛伊德的核心思想為基礎。佛洛伊德終其一生不斷更新其對於心智世界之解讀，早期由創傷典範到原慾理論，強調焦慮來自對於原慾之潛抑，而提出地誌學典範（三個意識層論說）。晚期發現焦慮也是個體面對客體卅環境威脅的反應或心理衝突，而提出結構典範（三個人格結構論說）作為補充，強調自我（原慾）跟環境卅客體之間錯綜複雜的能量掛勾。
佛洛伊德於1939年辭世之後，驅力與環境之心理病因的爭議持續壟罩精神分析學界，其中首推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及其擁護者以及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及其擁護者於1941年在倫敦所展開之論戰。論戰以1944年兩個學派代表人所簽署的「紳士協議」落幕。論戰之後的精神分析各學派相繼出爐，本書作者將之統稱為「後佛洛伊德」（Post-Freudian），包括，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克萊恩─比昂模式（The Klein-Bion Model）、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人際關係模式（The interpersonal Model）以及自體心理學（Self psychology）。
回到《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 1941-1945》，可以一窺本書作者挑選這些學派之思路。爲了澄清「何謂佛洛伊德學派的精神分析」，英國精神分析師們（以克萊恩為代表）以及避難至英國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師們（以安娜．佛洛伊德為代表），針對有爭議的理論議題與理解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爭論的重點在於克萊恩是否太強調「早期幻想生活」（early phantasy life）或內在驅力，而忽略了環境對於人格發展之影響。換言之，在「驅力」和「環境卅人際」之間，何者對人格發展的影響力屬「初級」（primary），何者又是「次級」（secondary）。本書作者所挑選之「後佛洛伊德」（Post-Freudian）或「當代精神分析」（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學派之間的差異也以這兩者之向度為脈絡。克萊恩學派強調驅力對人格發展的影響是主因（初級），環境是次因，而紳士協議之後衍生的「獨立學派」（Independent），則主張環境對人格的影響才是主因，驅力是次因。與此爭議相關的是由「衝突論」（古典佛洛伊德、克萊恩學派等）和「缺陷論」（獨立學派、自體心理學等）所衍生之各學派。這兩組論點幾乎貫穿整個當代精神分析導向心理治療的核心思想。有些學派的論點比較偏頗，有些則在這兩種對立思路之間遊走（包含兩者）。正如本書作者所言，最難的課題在於如何避開宗派意識的同時，還能不掉入折衷主義的陷阱。
作者在第二章闡述心智模式的兩種典範：一者強調內在精神運作（intrapsychic），包括佛洛伊德與克萊恩學派，另一則強調外在環境，例如新佛洛伊德學派和人際學派等。「客體關係理論」則是一個複雜且模糊的歸類。作者將它再區分為看重驅力以及不看重驅力的客體關係各派別。英國客體關係以獨立學派四君子（弗爾本〔Fairbairn〕、溫尼考特〔Winnicott〕、巴林特〔Balint〕和甘萃普〔Guntrip〕）為首，一方面沿用克萊恩的論點，強調嬰兒被驅力所誘發的幻想及幻想中的母嬰「關係表徵」（非真實母嬰關係），另一方面擷取巴林特的觀點，強調早期真實的母嬰關係對於人格的影響。在美國客體關係涵蓋的範圍還要更廣，包括依附理論以及強調環境缺陷的人際模式。這種區分法將克萊恩學派由客體關係區辨出來，而跟衝突論站同一邊。
除了學派爭議之外，有關精神分析之詮釋，尚有強調自圓其說的內在融貫論（coherent），以及強調與歷史事實相符的「符應論」（correspondent）之爭議。精神分析界的臨床工作者比較強調詮釋的「融貫性或一致性」，而學術界的精神分析研究學者則較強調具有實證效度的「符應論」，這個超過百年的爭議至今仍然壁壘分明，未有共識。有關療效則有古典之「領悟觀」（insight）與當代之「新經驗觀」（new experience）（或轉化〔transformation〕）之別。當代精神分析學者和臨床工作者已不再視此為兩個彼此衝突的概念，一般認為患者在診療室中的新經驗（轉化）使領悟更具體化，而領悟則使診療室中的新經驗（轉化）成為可能，兩者互為因果，輾轉增上。以上爭議和整合持續影響著當代精神分析學派、理論、治療技巧及其研究方法之擴展和創新。
過去二、三十年來許多學術界和臨床界的先驅相繼負笈英美法接受長期臨床訓練，台灣關於精神分析的譯著也如雨後春筍，相繼出爐，因此在譯詞上也漸漸有了一些共識。這個新版本在參考台灣過去幾年來的習慣用語以及多位臨床工作者的建議之後，在譯詞上做了一些修正。其中特別要感謝劉佳昌、蔡榮裕、張凱理、王浩威、李清發和陳登義等醫師以及龔卓軍教授對於譯詞和譯文之不吝指教，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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