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藝匠：公眾、赤貧家庭及社會體制如何結盟，攜手改變社會？》

坦白講，第四世界運動的思想和故事引進到台灣應該已經有三十個年頭了；但，令人遺憾的是，它似乎仍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名詞，沒有給我們的社會帶來太多行動和改變的靈感。在閱讀本書第一部的第三章時，我感觸特別深刻。就在我們剛開始介紹第四世界運動的那一年（1988），法國國會多數票通過了《最低收入保障法》，這是根據若瑟神父在前一年提出的《極端貧窮與經濟社會的不穩定》報告書——又稱為《赫忍斯基報告》（the Wresinski Report）——制定的，也就在這一年的二月十四日若瑟神父病逝於巴黎。這一章的訪談中，安德魯（Jean Andrieu）詳細地回憶了他和若瑟神父的相識、論辯，以及後來如何共同說服其他委員、推動法律案通過的過程。這個公共政策的形成，因為若瑟神父和第四世界運動持久志願者的參與，有著跟一般社會救助體系完全不同的本質、人觀與方法論。「極端貧窮」者的見證，讓這個法案的「立足點」走得更深、更遠。直截了當地說，貧窮議題牽涉到人權的侵犯，且在進行評估或對抗貧窮的行動時，絕對必須有窮人全面的公民參與權。若瑟神父說：「重點不在於他們不再貧窮，而在於他們是完整的人，他們應該能夠活得更有尊嚴、更像人，就像你我一樣。光說我要給他們最低收入保障，給他們錢，給他們住的地方，是不足夠的。」第四世界運動的革命，要求的不是單方面貧窮人的改變，而是所有人的改變。從這個角度說，若瑟神父的想法是非常激進的。法國、歐盟乃至聯合國對抗貧窮的政策與行動，一九八八年以後都深受《赫忍斯基報告》的挑戰與影響。

我國早在一九八ま年即制定《社會救助法》，目的是「為照顧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救助遭受急難或災害者，並協助其自立」（第一條），而其所稱的社會救助，「分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第二條）。該法明顯地以「救助」的概念為核心，第一章〈總則〉除前引第一、二條外，集中闡明最低生活費標準的計算方式、低收入戶資格的認定、家庭計算人口範圍以及家庭總收入計算總額等等。第二章之後，即分別從「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災害救助」等內容範疇一一訂定相關條文。包含〈附則〉，整部法案共九章。該法一九八ま年公布後，直到一九九七年才開始修訂，至二ま一五年共修訂十次。對照台灣一九八ま年代以後社會、政治、經濟、兩岸和國際關係的劇烈變化，民主化的進程的確將農民、勞工、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以及其他弱勢族群，逐步納入社會安全體系的保障裡，這當然是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非常珍貴的果實。

但這正是第四世界運動質疑和憂慮的起點，法律如果和底層的人民脫節，便喪失了它的活水源頭，反而成了一種障礙，遮蔽我們的目光，讓我們看不到真正需要的人。就像許多人很難接受赤貧者存在的事實一樣，法條成了一道圍牆，將「社會排除」法制化。台灣目前的狀況是：以最低生活標準為基準的所謂中低收入戶，有比較清晰的輪廓；農民、勞工、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甚至新移民等，皆有各自的「子民認同」，力量或有強弱之別，但都有能力集結意志，參與並影響政府的決策與資源的分配。接下來的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真的還會有第四世界的子民嗎？我們的社會真的還有法律照顧不到的赤貧者嗎？就如安德魯當初對若瑟神父的質疑，極端貧窮對多數人來說，似乎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看起來一九八八年之後，我們對第四世界運動的引介，並沒有讓台灣的社會大眾經歷類似巴黎、法國、歐盟乃至聯合國那樣的洗禮。我們仍然描不出赤貧者的輪廓，我們還是執著於貧窮線的劃定和社會救助的信仰，我們更關心「定義」而不想深入「事實」。

《民主藝匠》在台灣出版，或許可以是另一個新的起點。約納．羅生福（Jona M. Rosenfeld）和唐弟予（Bruno Tardieu）兩位編著者，非常細心地挑選了十二個不同類型的例子，驗證赤貧家庭、第四世界盟友和政府體制，如何結盟並攜手改變社會現狀的故事。前言、第一部的導讀和整個第二部，再加上附錄，則是編者詳盡的分析與綜論，是以赤貧者為中心，結合持久志願者及盟友的實踐經驗，累積建構起來的一套知識論。兩位作者顯然有意將它寫成一本行動指南，鼓舞大家從自己的改變做起，改造社會。「民主」不單是主權在民的政治體制改造，也不單是個人自由與權益的伸張追逐，它更是一種維護人性尊嚴的卓越技巧，需要學習和培養。

今年（2017）十月為了紀念若瑟神父一百歲冥誕、第四世界運動創立六十年、巴黎自由廣場「拒絕貧窮」立碑三十週年，我們籌辦「貧窮人的台北」系列活動。準備過程中有機會重新檢視持久志願者楊淑秀女士整理的三十年來第四世界運動在台灣推展的點點滴滴，驚覺它穿石的力量。三十年的醞釀或許沒有獲得驚天動地的迴響，但是它堅實地見證了赤貧者在台灣的存在。問題不在它們有多少人？範圍有多大？輪廓清不清楚？重要的是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他們。安德魯在親自拜訪第四世界運動的出發地諾瓦集（Noisy-le-Grand）之後，他反省說：

是的，那是我們瞥見的一個通道，一個進入隧道的入口。你會告訴自己：進入隧道裡面，是因為你想看看是否能找到盡頭；不過，你又懷疑，到底有沒有盡頭？在諾瓦集社區裡，我彷彿進到隧道裡面，然後就像我後來一直認為的一樣，我告訴自己：這隧道的彼端是另一個世界，只有改變我們的社會，我們才能走出隧道，沒有其他出路。

換句話說，我們和貧窮人雖然身在不同的路徑上，但從「人」的角度說，我們同樣走在追求人性完滿的旅程中，不是「二」，而是「一」。為了從隧道裡走出來，我們必須將極端貧窮的人放置在一個更寬廣的價值參考架構上（比如人權），以便認出我們應該共同擔負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價值系統裡的參考架構，不能只是一個概念或法條，安德魯進一步地說：

沒錯，我們的價值系統裡有幾個重要的引導指南，比方《世界人權宣言》，但誠如你意識到的，「宣言」與「事實」相距甚遠。「宣言」確實存在，然而有一群人卻與宣言的內容完全掛搭不上；對他們來說，這個「宣言」並不存在。

所以，第四世界運動在台灣的微弱存在，為我們預留了一個法律制度外與貧窮世界更深對話的可能。根據《民主藝匠》的教導，貧窮知識的建立，必須來自於貧窮人的經驗本身，因而我們需要累積更多相關貧窮人的紀錄與證言，培養耐心和更純熟的溝通技巧，藉以團結貧窮人的家庭、學者、企業家、媒體、學校、家長會、工會、民間社團、立法者、政府官員以及持久志願者，共同打造一個更能活出人性尊嚴的社會。若瑟被祝聖為神父時，選了〈路加福音〉的一句話作為他的座右銘：「划向深處去，撒你們的網捕魚吧！」划向深處去，意味著離開自己熟悉、自以為是的地方，邁向充滿困惑的人性之海，成己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