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工坊 2024/04/03~08/28 Irene Freeden & Meg Harris Williams【後克萊恩學派理論、臨床及討論26講】zoom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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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呼喚: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自傳》(二十週年紀念版)

Was nicht in meinen Büchern steht. Lebenserinnerungen
 
作者:維克多•法蘭可 Viktor E. Frankl
譯者:鄭納無
書系:Master 050
定價:320 元
頁數:240 頁
出版日期:2017 年 01 月 13 日
ISBN:9789863570851
 
特別推薦:審閱─李天慈;導讀─余德慧;推薦─王浩威、南方朔、趙可式、蔡昌雄
 
〈回到維也納〉

  還在集中營的時候,我就對自己許諾,如果有天能再回到維也納,我會立刻去照顧波茨爾。所以我回到維也納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就在去拜訪他之前,我得知緹莉已死的消息。到了這位昔日老師面前,我再也忍不住痛哭了起來。但很遺憾的是,我幫不了波茨爾的忙:就在這一天,他因為之前的納粹黨員身分而被撤職,並且不得申訴。而就像所有其他的朋友一樣,他很擔心我會自殺。皮特曼硬逼著我在一張空白表格上簽名,然後用這表格去幫我申請了一個職位,就這樣,此後我做了二十五年的維也納市立醫院門診部神經科主任。

  剛回到維也納幾天後,我去拜訪一位朋友保羅•波拉克,跟他說我父母、哥哥還有緹莉都死了。我還記得,我那時突然哭了起來,並對他說:「保羅,說真的,如果一個人一下子遭遇這麼多,受了那麼多的考驗,那一定有其意義。我覺得,我只能這麼說,似乎有什麼在等著我,期待我去做,我是為某事而存在的。」然後我心情輕鬆多了——畢竟在那樣的時刻,沒有任何人能比這個老朋友保羅更了解我——即使他只是沉默以對。

  繼任波茨爾出任大學醫院神經暨精神醫科主任的是歐托•考德斯(Otto Kauders),他勸我寫第三稿也是最後一稿的《醫師的心靈關懷》,並把它拿來當做大學授課資格鑑定論文。這似乎是我那時覺得唯一有意義的事,於是我埋頭苦幹。

  我不停地口述,三個速記員輪班替我打字,才有辦法寫下我每天從心裡傾吐而出的。而工作的地方是個沒暖氣、沒什麼傢俱、用紙板貼住破窗的房間。我在房裡踱來踱去,不斷口述。我至今還記得,我有時筋疲力盡地倒在椅子上哭了起來。我深深沉溺在自己的心思裡,痛苦的領悟時而襲來。我如水閘門開,欲罷不能……。

  同樣在這一年,我用九天的時間口述了那本關於集中營的書,後來這本書的英譯本在美國賣了九百多萬本。口述進行時,我決定匿名出版,這樣我可以更坦率說出心裡的話,所以出第一版時,我的名字也就沒出現在書的封面上。我的朋友勸我應該註明自己的名字來為書的內容負責,而我也覺得無法反駁他們的論點和要我拿出勇氣負責的呼籲,但書早已在印刷了。

  說也奇怪,在我所有書中,只有寫這一本時,我特意要它匿名出版,並沒打算要讓這本書在任何時候為我個人帶來名利。但這本書卻成了暢銷書,美國大學五次將它評為「年度好書」,大部分的大專院校也將它列為課堂的必讀書。

  堪薩斯的貝克大學將此書的主題——也就是書名所標示的「意義的追尋」——列為長達三年的教學計畫。據我所知,有段時間有個特拉比斯會修道院在中午進食時,會在他們的食堂朗讀我的書。還有一個天主教會在星期天的彌撒時,也曾朗讀我的書。此外也有一些修女把書中的句子印在書籤上發給她們學院的學生。另外有位大學教授出給學生的報告題目是:「如果蘇格拉底和法蘭可關在一起的話,他們會討論什麼呢?」

  而我的書頗為美國年輕人喜愛,這也讓我很感動,但為什麼他們會這樣,我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奧波特教授為此書寫了序,在他的促使下,我為英譯本加上了較為理論的第二部分,做為意義療法的入門導論。這部分從第一部分的集中營經歷報導所提煉出來的理論觀點,而第一部分自傳式的描述反過來為理論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證。兩部分各自分明,但相輔相成。

  書能暢銷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就像有次我在一本書中寫給某人的獻辭:以自己的「血」去寫東西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用這樣來寫的卻不難成為好東西。位於舊金山附近名聲不佳的聖昆丹監獄裡的一個囚犯在他們自己編輯的《聖昆丹報》中談到《意義的追尋》一書時,寫道:「法蘭可給人的感覺是,他忠實地寫出自己的生命。」

  令人感到興奮鼓舞的是,即使在今天,沒有利益團體在後面撐腰,還是有書能成功地開拓一片天地。這一切都得感謝奧波特教授的努力不懈,否則這本書的英譯本大概不會得到出版社的青睞。但即使是這樣,英譯平裝本的版權還是被出版社轉來賣去,賣了兩百美金,而最後買的那家出版社出乎意料地賺了一筆大錢。至於《醫師的心靈關懷》一書,則是戰後那幾年,美國一個國家委員會到歐洲尋找值得翻譯的書時,將這本書列在他們的清單上——也是唯一一本奧地利出版的書。

  有時歐洲出版社決定出我的書時,也會發生一些好玩的事。有次,一個葡萄牙的出版商寫信給我,說他想出版我的《意義的追尋》一書,我只好提醒他,幾年前他已經這樣做過了。很顯然,他們自己出版社為這本書所做的文宣,連他自己都沒看到。還有一次,我收到挪威出版商寫給我的通知,說他很遺憾無法出版我某本書的挪威版——而他也忘記他其實已經出版過了。

  紐約市名聲不錯的克諾夫(Knopf)出版社雖然獲得國家補助的保證,不用擔心虧本,但出版社的老闆卻在十年之後才敢出我的書,而事實也證明,出我的書是一種正確的商業選擇。

  當我一九四五年把我最先寫的兩本書交給出版社時,做夢也沒想到它們會在國外那麼受歡迎:書被譯成二十四種文字,包括日、中、韓文。

  出書經驗中,最讓我興奮的一次是,抱著最後一稿的《醫師的心靈關懷》到我第一個出版商法蘭茨•杜育提克(Franz Deuticke)那邊(他也是佛洛伊德的第一個出版商),因為這本書的出版,也就形同宣告第三維也納學派——意義療法的確立。或按照托雷羅的話來說,就是心理治療史上最後一個廣博理論系統的立足於世。的確,我總是盡可能地表達清楚,不斷地琢磨,直到一閃即隱的真理如水晶般晶瑩剔透,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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