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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永遠活著 為了尋找教導我禪修的片桐老師安厝骨灰之處，我一路來到日本的北田，再到濱臨日本海的退藏院。在一排得以顯示師承系譜的圓頂墓地中，我找到他的墓碑。
雨下得很大。我脫下兜帽，褪下雨衣，在溼漉的泥土地上拜了三拜，接著跪在他的墓碑前。我撥開額前滴著水的頭髮，雨水流下臉頰，我對師父說：「雖然晚了點，但我來了。」這時距他往生已經八年，而我無法說出能貼近他骨灰的感覺有多好。附近有兩株杜鵑、一叢山茶以及稻田。
我聽片桐說過這地方。多年來，這裡只有他師父與年輕的片桐在此維持這個寺院。當片桐告訴師父，說想前往美國，師父沒說什麼，但走在師父身後的年輕片桐，望著師父的背影，能看出他的孤獨。
追隨他的十二年間，我在愛默生大道上一棟二層雙併公寓住了六年，那裡離明尼蘇達禪修中心只有六條街遠，每日清晨四點四十五分，我從後巷進入中心，在禪堂中與佛壇前紋風不動的師父共同靜坐一小時。頭幾年，我沒什麼紀律，但日復一日，每天清晨他總會在那兒。「坐下，」他說，「每一刻永遠都要迴向一切有情眾生。」他的全心投入，讓我整個人從外到內深受感動。於是他成了我最好的寫作老師，激勵我在任何狀況下都要持續寫作。我學會勿因人類心靈中的各種奇特變化，如抗拒、惰性或倦怠而放棄。在這面對卡爾霍恩湖的簡單建築中、在明尼蘇達州中部、在這個國家的中央，我觸摸到生命的根本。
如今他已往生二十八年。每年我總有三、四次會夢見他死而復生，再次回來教導學生。夢中我總是太緊張，因此一開始不敢見他。然後我報名參加一次閉關，但意外睡過頭錯過早課，於是趕緊抓個粉紅坐墊加入早課。
在夢中我們從未再打照面，在我想像中，他臉部的皮膚緊繃──乾燥而黝黑，一如他在棺木中即將送去火葬前的樣子。然後我醒了。
亡者能教生者什麼？
我還活著，仍在生死分界的另一邊。他的死亡讓我明白，他與我是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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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早抵達我新出版小說的簽書會場地。那是一九九五年，我坐在道斯書店（Taos Book Shop）中，和幫我繪製封面的芭芭拉．薩林（Barbara Zaring）聊天。兩位年輕女子先後走進店門，她們剛從一個手相教學班出來，滿腦子新鮮的命理知識。其中一人執起我朋友瘦得見骨的手說：「妳的婚姻很幸福。」
我朋友頻頻點頭。
「而且從事創意工作。」她們接著又列舉幾件我確知為事實的細節。我大為驚訝。
輪到我了。其中一頭紅色長髮那位，低頭瞥見我的指節與小而尖細的手指頭，說：「妳病得很重。」
另一個女子也確認這點。她們甚至不需翻過我的手看掌紋。
我抽回雙手，藏在桌下。
如今，那久遠以前的黑暗預兆，它的陰影開始邁步前進。
＊＊＊
「妳的醫生打電話來，還留了訊息。」玉光坐在我對面說道。我剛結束在紐約州萊因貝克鎮一個閉關寫作的教學行程，在那裡，每天下午我和朋友溫蒂都在臥鋪式房間外的門廊上盡情說著故事。而我住在紐約市的新女友玉光，則在我們去另一個朋友處過週末前，北上來此與我會合。她要在萊因貝克短暫停留，我便打算去住她在紐約城裡的公寓。當時我們剛在一個露天咖啡廳坐下。
「我的醫生？她打來作什麼？」
「她要妳回電。」她遞上她的手機。
我撥打電話，等著醫生接聽時，我點的午餐──無花果佐莫札瑞拉乳酪披薩──上菜了，我立刻開吃。
醫生終於接起電話，開門見山就說：「有跡象顯示，妳得了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白血病？我設法讓這個詞進入腦中，但也同時聽到了死亡。
「他們正在做進一步檢驗以便確認。」她解釋道。
我想把披薩吃完，並好好享受與玉光分別前兩人共處的短暫時光。但醫生剛才的話像顆發酸的牙在舌尖上打轉。我不能得白血病──我甚至不確定那是什麼東西。
那天晚上我開車從鋸木廠河大道接上哈德遜大道，轉錯了幾個彎後，發現自己身在布朗克斯區一個破落地帶，而且快沒油了。我得離開這裡。街角有個週五夜間仍有營業的埃索加油站。所有加油機都有人，後面並排著等待加油的車輛。兩個男人走出加油站，各抱著一箱香菸。有個女人站在人行道邊，深深吸了口菸，一隻涼鞋內的腳趾蜷曲著。空氣在振動，我跟在一輛收音機放著刺耳嘻哈音樂的敞篷車後面，緩緩開向一座加油機。嘻哈音樂並不刺耳，那只是快速行進的重拍與短拍，刺耳的是我內心的尖叫。我可能得了白血病。我迷了路，而且油箱空了。加油機另一邊有個留山羊鬍、頭戴藍色棒球帽的男人。我問他：「我要怎麼開回上西城──曼哈頓？」
他的表情頗愉快。他知道路而且願意幫忙：「往前開到第二個紅綠燈口，左轉。再開到下一個紅綠燈口，右轉。然後就會看到交流道標誌……」
我把該轉彎的地方複述一遍，接著再說一遍。
他點頭頭，對我豎起拇指。過去這些年，我想起他好多次。知道方向是件好事。
時近午夜，一片街燈亮起。我租來的小車接進右邊車道，開上通往大蘋果之城的弧形公路。
我沒打開隨身行李，就這麼放在玉光公寓裡的餐廳地板上。那一夜我無法入睡。我穿著發皺的衣服，不斷從這把椅子換坐到另一把椅子，從頭到尾沒有開燈，望著窗外生氣勃勃的霓虹燈與黃色計程車，最後脫得一絲不掛直接躺在床罩上，聆聽永不止息的車流嘈雜聲。
當一道光痕劃過黑暗天際，我抱著最微小的希望祈禱，期盼最後的檢驗結果是陰性。
＊＊＊
一九九○年，我的禪修老師在一整年間進出不同醫院並做了數次化療後，死於淋巴癌。最後那幾個星期，他躺在床上，幾乎無法翻身。每天夜裡會有個學生坐在床邊陪他，而不可逆轉的冰冷，在他身上緩緩蔓延。
三月一日。我飛抵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時已近傍晚，他已在幾小時前往生。白色的三層禪修中心對面是彷彿帶著憂思的灰色湖泊。樹上的枝椏至少還得再禿上六個星期。
他已被安置於禪堂。這是我頭一次親眼目睹的遺體。直到火化前，我們就坐在那裡陪了他三天。
我雖修習佛教禪宗，但古老的家族信仰從未遠離。在猶太教，你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將遺體下葬。我在一具遺體旁坐上這麼長時間，以此抗拒我出身的文化對我的要求。沒有了他，我極度疲憊而失落。過去十二年來，我們共同深入修習。你要如何解決一個對你如此重要之人的死亡這個問題？你解決不了。
老師往生兩個月後，我投入一場長達十個月的爆炸式狂野性愛關係。每當我們吵架，我便彎著身子，哭得像地面都要被我哭裂。我知道這不是這段關係造成的。這爆發出的悲痛──漫長、深沉、古老、超越此生。我的損失巨大無匹。我被扯向兩個不同方向：一邊是狂躁又令人神迷的混亂性愛，對上的另一邊則是朝著內心猛力拉扯直到毀滅，直到所有一切的盡頭。
進入這段新關係兩個月後，我發現左耳後有三道長長的痕跡──是蜘蛛的咬痕？──之後我整個人都變得虛弱，便去看醫生。
「帶狀皰疹。」他作出宣判。
「那是什麼？」
他解釋道，這是一種因壓力造成的神經感染。不用特別處理，它會自己消失。
這場病的根源還潛伏著其他東西：這些年來我一直未曾放下的，當年離婚時的壓力。在我三十出頭時，由於無法克服的悲傷，我狂吃了整整兩年──大半都是巧克力可頌和巧克力碎片餅乾。街角咖啡館剛出爐的可頌與餅乾看起來如此華美而豐盛。那香味有如女妖賽蓮的歌聲，緩緩滲入客人埋頭於報紙與筆記本的空間（我便是每天在此寫下我的悲傷）。但就像我的禪修老師，這地方也是許久前就不存在了。
如今我六十三歲，發現自己得了癌症。四十二歲時，我覺得身體有些不對勁。但二十多年來沒人能找出任何原因。也許是慢性疲勞？或是傳染性單核白血球增生症？只要聽說任何名醫，我就去掛號看診。「妳的血液運作正常──只是白血球數量有點高。可能只是最近感冒或發燒的關係。」於是我點點頭，收起我可能已神祕痊癒的潛在希望，然後離開。
為什麼我覺得自己病了？我寫書、健行、在這個國家四處教課。我不是憂鬱症患者。但每年冬天照例發燒感冒時：不管打不打疫苗，我的朋友兩星期便能康復，我卻都得五個星期才下得了床。只要空氣中有任何病源，我一定都碰得到。我好像身在某種邊緣，彷彿我的免疫系統已經薄到變得透明。
最後，我終於明白，是離婚與死亡的雙重壓力，為這場大病在接下來二十多年間先在血液裡暗中摸索、接著透過血管四處航行，最後對我的猛然一擊鋪好道路。它在我的免疫系統中找到一道裂口，鑽了進來、找到安頓處、不聲不響但耐心十足，從我四十來歲起，直到五十歲甚至六十歲出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