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書序作者：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 這裡呈現的筆記，是貝納特醫師在出版《榮格》和《榮格到底說了什麼》之前，他拜訪榮格期間記錄下來的。他是個富有洞察力的觀察者，對他與榮格見面時的氛圍極為敏銳，及時記下了他們的見面情況。這些筆記也見證了他們持續了近三十年的友誼。
愛德華•阿姆斯壯•貝納特於1888年10月21日生於鄰近北愛爾蘭阿爾馬郡的波因茨帕斯。他曾在貝爾法斯特的坎貝爾學院接受教育，在都柏林的三一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在那裡獲得了哲學榮譽學士的學位。在劍橋瑞德利堂學院（Ridley Hall, Cambridge）進一步深造之後，任職於英格蘭教會（Church of England）。一戰爆發後，作為隨軍牧師，他加入了北安普敦郡第六團。1915年，他獲得了M.C.卓越勇氣勳章。這一段從軍的經歷促使他又重返三一學院，並於1925年在此獲得了從醫資格；後來的1939年，他又從這個學院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自醫生涯開始，貝納特的興趣就在精神病學上。1925年，他遷居倫敦，任職於塔維斯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他還曾就職於倫敦的西區神經系統疾病醫院（West End Hospital for Nervous Diseases）。有好幾年，他定期主持心理醫學的演講。他的工作被認為是極大地體現了對人類痛苦的深切關懷，而這種品質，或許正是所有真正優秀的醫生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品質。
在榮格自己寫下的回憶錄中，描述了在他學習生涯的最後階段，偶爾讀到克拉夫特•埃賓（Krafft Ebing）寫下的精神病學教科書的情景。當榮格讀到「精神病是人格疾病」時，他寫道：「我異常興奮……只有在這裡，我的兩種興趣愛好才能匯成一條河流，然後再一起去衝擊出各自的河床。這是一個生物學上和精神上的共通經驗領域，對我來說，終於能找到這個領域，真是『踏破鐵鞋無尋處』。在這裡，自然與精神的衝突成為一種看得見的現實。
這是西方哲學與宗教之間由來已久的分歧，但榮格卻在「心靈現實」這個科學的新維度中看到了它們的統一性。這種覺醒來之不易，因為他的醫學同事們很少有人能理解他對於宗教體驗的興趣，包括佛洛伊德；神學家和哲學家也不理解他對於神學和哲學觀念所持的經驗主義態度，即，用科學的方法對待神學和哲學。
貝納特醫師不僅具備神學和哲學背景，還擁有醫學知識，這讓他很容易理解榮格的這種科學態度，並倍加珍惜。他第一次遇見榮格是在三０年代初期，從1935的塔維斯托克演講（榮格帶給聽眾巨大衝擊）時起，他就開始與榮格保持聯繫。之後的許多年，為榮格思想在英國的傳播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一些人因為受榮格思想的吸引而成為了追隨者，有些人則試圖「超越榮格」。相比之下，貝納特的態度來自於思想的內在發展。首先，他秉持了一個精神病醫生的本色，為每一個病人找出他認為最恰當的治療方法。但毫無疑問，他最有影響力的工作是：榮格學派的個人化個體心理治療。他的洞察力以及對人的善良、關懷，使他成為傑出的心理治療師。
然而，他與榮格的長期聯繫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了。當時，貝納特作為一名精神病醫生，服役於印度兵團和第十一軍團，官至準將。在此期間，他養成了一種訓練有素的堅毅品質，而這正是心理治療師最重要的品質。戰後，他應邀任職於伯利恒皇家醫院和莫茲利醫院（Royal Bethlem and Maudsley Hospitals），1955年退休。1953年，他擔任英國醫學協會催眠分會（Hypnotism Sub-committee of the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委員；1954到1955年間，擔任精神治療委員會醫學分會（Medical Sub-committee of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s Commission on Spiritual Healing）委員。1955到1961年，他還是毒品上癮委員會（Drug Addiction Committee of the B.M.A.）成員。1977年3月7日，貝納特去世。他的離世是他的朋友、同事和患者們的巨大損失，也是曾受過他影響的榮格學派的巨大損失。
下面的筆記，並沒有提供一幅榮格生活或思想的完整畫面，它們只是他日常生活、他的談話、他自然而然的活動和思想的曝光。這本書裡多次提到的榮格作品，不少是榮格當時手頭正在撰寫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寫這本筆記的結尾幾章時，正是晚年的榮格寫《記憶、夢和反思》的時候。對那些想要進一步瞭解與這本榮格自傳相關話題的讀者來說，他們將會發現，眼下這本書裡的談話和評述，為《記憶、夢和反思》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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