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隱喻的建築》

柏拉圖在為「哲學家」下定義的時候，曾經以「建築師」作為隱喻。之後的哲學家們，總是一再回到這個隱喻來。笛卡兒以都市規畫者為模範，試圖為知識的建築建構堅固的立足點。黑格爾則認為，知識必須是「體系化=建築性」的。就連齊克果——黑格爾曾經嘲笑他，說他明明蓋起了宏偉的大廈，自己卻住在一旁的簡陋小屋裡——也跟著大家使用這個隱喻。今日，建築用語四處氾濫。人們將試圖否定柏拉圖以來的形而上學的運動，稱之為「解構」（deconstruction），這件事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接下來我要做的事，就是從「construction=建築」的觀點，來思考「解構」這件事。

西方思想中，有一種可以稱之為「追求建築的意志」的要素。這樣的意志不斷反覆出現，遭遇危機的時候一再被更新。一般認為它的「起源」是柏拉圖。在古希臘語中，architectonice（建築）這個字是architectonice techne的省略，意思是architechton的techne（技術）；而architechton則是由arche（始源、原理、首位的意思）與techton（工匠）這兩個字合成的。對希臘人來說，建築不只是一種工匠的技藝，而是領導者的技術。這樣的領導者，必須擁有原理性的知識，熟稔所有技藝，擬定製作企劃，由上而下領導工作者。在這個意義下，techne這個字指的不是狹義的技術，而意味著所有的「製作」（poiesis）。柏拉圖這樣說：「創作（poiesis）這個字具有廣泛的意義。無須贅言，任何事物（由不存在）轉換為存在的狀態時，造成其轉換的唯一原因就是製作。因此，所有屬於技術（techne）的製作都是創作（poiesis）；而從事這種工作的人，就是創作者。」（《饗宴》）柏拉圖在作為隱喻的建築中，找到以「製作」對抗「生成」的架勢。

但是，這種語源學的回溯考證，不足以說明柏拉圖為什麼以建築比喻哲學，更無法解釋這樣的比喻為什麼具有強迫反覆的性質。因為，其實柏拉圖看不起實際的建築與建築師。根據孔佛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1874-1943）的看法，希臘的思想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其一是進化論的觀點，認為世界如同生命一樣誕生、成長；其二是創造論的觀點，認為世界就像藝術作品，是被設計出來的（《未被寫下的歷史》〔The Unwritten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換句話說，一種從「生成」（becoming）的角度觀看世界，另一種則將世界視為「製作」（making）的產物。抱持「製作」觀點的人，在希臘的思想環境中是少數。在大環境中，少數派的觀點只能消聲匿跡；而事實上也是如此。
「製作」的觀點要延續下來，還需要其他的觀念，那就是「作為建築師的神」（God as the Architect）。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主張，支撐各種科學的，並非數學或是其他任何確實的基礎，而是一種「信念」——相信世界是由「作為建築師的神」所創造，因此終極來說是可知而具有秩序的。這樣的「信念」是在中世紀，由基督教與柏拉圖主義者所形成的，因此近代科學只出現在西方世界（《科學與現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然而，將西方思想視為希臘與希伯來——理性的希臘與非理性的希伯來——的綜合體，這種通俗的觀點並不能理解「追求建築的意志」的強迫反覆性質。尼采將基督教視為「通俗的柏拉圖主義」，並且這麼說：

當一個人需要讓理性成為暴君時——蘇格拉底就是這麼做的——他一定面對著不小的危險：有其他事物正扮演著暴君。理性在當時被視為救世主。但不管對蘇格拉底或是他的「患者們」來說，讓自己合乎理性，並非出於他們的自由選擇。他們被迫如此（de rigueur）；那是他們最後的手段。全部希臘思想狂熱地委身於理性，暴露出一種危急的狀態。人們身陷危險，只有一個選擇：要不就是滅亡，要不就是「荒謬地合乎理性」……柏拉圖之後希臘哲學家的道德主義，受到病態的制約；他們對辯證法的高度評價，也是如此。所謂「理性=德行=幸福」只有一個意義：人必須效法蘇格拉底，製造一道永恆的陽光——理性之光——以對抗黑暗的慾望。不論任何代價，人都必須保持審慎、清晰、光明；任何對本能、無意識的讓步，都只會帶來墮落……（《偶像的黃昏》）

尼采說的是，始自希臘的理性志向，本身就建立在非理性的選擇之上。從這個觀點來看，所謂希伯來思想與希臘思想的區別，不過是膚淺的表象。在這裡尋找西方思想的「起源」，反而隱蔽了它的另一個源頭。我是這麼想的——在希臘，柏拉圖屬於少數派。他的想法來自希臘之「外」，也就是發展出靈魂不死、一神教、國家統籌計畫等等觀念的「埃及」。柏拉圖關於「哲學王」的想法，起源自埃及。卡爾･巴柏（Karl Raimund Popper, 1902-1994）認為，馬克思主義「先鋒黨」（vanguard party）的想法起源於柏拉圖「哲學王」的觀念，更進一步指出，後者來自埃及的神權政治。不過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說「猶太—基督教」也是如此。舉例來說，佛洛伊德在《摩西與一神教》中這樣敘述：摩西是意圖恢復一神教的一名埃及王族，與當時處於奴隸地位的猶太人訂定契約，試圖帶領他們逃出埃及（Exodus），卻在途中遭到殺害。他的遇害形成後來的強迫性反覆運動，也就是「被壓抑者的回歸」。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西方思想的兩大要素——希伯來思想與希臘思想——其實都起源自「埃及」。而且也可以說，由於它嚴重受到壓抑，所以必定會強迫性地反覆出現。

然而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這種歷史的回溯，而且我不認為這種回溯能帶來任何啟示。現在我們之所以必須思考柏拉圖，理由在別的地方，亦即瀰漫這個世紀的「形式主義」迫使我們思考的問題。尼采將柏拉圖當作攻擊的目標，試圖重新評價受到柏拉圖壓抑的前蘇格拉底——或者說「悲劇時代」——的哲學家。尼采奠立了批判柏拉圖主義的模式。但不論尼采的批判如何犀利，他忽略了一個弔詭的事實。那就是，與他同時代的那些「荒謬地合乎理性」的人（譯按：指「柏拉圖主義者」）雖然想要建構堅固的建築，但他們的意圖反而只暴露出其基礎的不存在。

今日常見的種種思考，不論如何援引尼采，其出發點和尼采基本上的浪漫主義思想是截然不同的。我們要從這一點重新理解尼采。相對於理性，浪漫主義者認為身體、情緒、感覺的多樣性與混沌性，才是根源性的要素。然而，能夠解構理性的，只有理性本身。換句話說，十九世紀後半開始日益尖銳化的「形式主義」，最後解構了自己。而任何對「追求建築的意志」的批判，若是沒有經過形式的思考，必定會淪入浪漫主義。這樣的批判不論如何反覆進行，都不會有任何成果。
舉例來說，柏拉圖一直以數學作為（思想的）典範，但理由並不是因為數學原本就是「建築性」的學問。早在柏拉圖以前，數學在巴比倫尼亞等地區已經得到充分發展。但是對柏拉圖來說，那不是嚴密的學問；因為巴比倫尼亞的數學來自實踐與經驗。柏拉圖為數學引進了「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的「證明」方式。也就是說，一旦設定了某種約定作為公理之後，與該公理相矛盾的任何事物都必須予以排除。歐幾里德將這樣的思考框架發展成為公理系統，而且主張只有能夠從公理系統演繹得出的命題才是真理。換句話說，將原本並非「建築性」的數學「建築化」的，就是柏拉圖。但是這對數學來說，並非必然的需求。不僅如此，這樣的規定還阻斷了巴比倫尼亞以來的代數發展。實際上，數學在與柏拉圖渴求的嚴密建築性毫不相干的狀況下，發展至今。

然而，最貫徹柏拉圖「追求建築的意志」的領域，畢竟是數學。因此，如果要批判柏拉圖，終究必須在數學中進行。因為，數學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純粹理念的事物。舉例來說，在定義上一個「點」是沒有面積的；這樣的「點」不可能透過經驗去認識（因此要批判「馬」的「理念」相對容易，要批判「點」的「理念」，就不是那麼簡單）。雖然尼采攻擊數學，但那只是因為他採取了浪漫主義的觀點；數學對他來說，只不過是數與量的問題。然而所謂的數學，是處理事物關係——不論事物如何變化，都保持不變的「關係」——的學問。數量是這類關係的一種型態。而且對尼采來說，概念只不過是一種「破舊不堪的隱喻」。但正如馬克思所說，概念不是別的，就是關係。一般而言，所謂學問就是對事物之各種關係的探究。而因為這樣的探究在數學中看起來最為純粹，所以數學才會被視為學問的典範吧！柏拉圖就是如此。但是在這裡產生了一個問題：（事物的）關係是否以「事物的存在」同樣的方式存在？

柏拉圖不但最早提出這個問題，也是第一個回答這個問題的人。他說關係就是理念，存在於理念界。我們不能嘲笑他的說法。舉例來說，自然法則是事物的關係；它和自然是分別存在的嗎？如果自然法則存在，它存在於何處？康德是另一個例子——他在構成現象的主觀的先驗形式中，尋找關係的存在。就算我們否定理念，二元性還是會以其他的型態產生。如果我們試圖將它一元化，就會形成觀念論（idealism）。因此，如果我們否定理念，就必須重新思考「關係」在存在論（ontology）中的定位。

二十世紀的「形式主義」就從這些問題中浮現。形式主義放棄了關係的存在論定位問題。形式主義的觀點以任意的形式（與對象或意義都無關的）為優先，並且反過來將對象與意義視為形式的「解釋」或「模型」。在數學上，以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 1862-1943）的形式主義為代表。當然，形式主義出現在各種領域，並不限於數學，有時候也不見得使用「形式主義」的名稱。比方在語言學中，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的思想就被稱為結構主義；但其實他的研究應該放在「形式主義」的一般潮流中來看待。舉例來說，索緒爾將語言定義為一種差示的（differential）形式體系。現實中它可以是任何東西——可以是語音、文字或手語。讓語言成為語言的是任意的「形式」；而意義與對象，只是伴隨著形式而來的東西。狹義的結構主義應該是從雅各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 1896-1982）開始的，而不是索緒爾。換句話說，它來自布爾巴基的數學的結構主義。但是因為數學的結構主義與數學的「形式主義」一起出現，廣義而言，我們不妨把結構主義視為形式主義的產物。
舉例來說，雖然結構主義者強調「看不見的結構」，但這是理所當然的——結構本來就不是事物的外形，而是其「轉變的規則」或「功能」。在結構中，「無」也作為「空」而發揮功能。然而歐幾里德的幾何學也可說是如此。在歐幾里德幾何學的定義裡，「點」不具有面積。不論在知覺或想像中，我們都無法經驗到這樣的「點」。換言之，這樣的「點」是一種關係或功能，也就是「看不見的結構」。如果「結構」存在，那麼它是以什麼方式存在？——就算我們否定「理念」，還是會留下這樣的問題。然而，形式主義者「收拾」了這樣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如果問這種問題就叫做哲學，那麼這樣的哲學不要也罷。

乍看之下，形式主義似乎成功地廢棄了柏拉圖的理念說。但是，在數學的領域中有一種想法，認為「關係」（數學的對象）確實存在於某處，數學家的任務只是把它找出來（dis-cover）。秉持這種想法的人，在數學的圈子裡被稱為「柏拉圖主義者」；而今日大多數實踐的（working）數學家，都是「柏拉圖主義者」。維也納學派的數學家哥德爾（Kurt Friedrich Gödel）透過對數學進行徹底的形式化，而證明了形式主義的破綻。哥德爾本身就是這樣的「柏拉圖主義者」。在這個意義下的柏拉圖主義，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否定的。

第二，形式主義以柏拉圖所提出的「證明」為前提。柏拉圖的特質並不是像尼采所說的那樣，主張現象世界背後有本質性的世界存在。這個想法是「埃及」的產物。柏拉圖帶給我們的，是在「對話」中尋求確實性基礎的想法。這一點，當時除了雅典這個民主國家以外，在其他任何地方恐怕都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公理並非來自經驗的自明性，而是對話開始之前的相互約定。現代公理主義（形式主義）的出發點並非任何清晰明確的前提，而是相互的同意與約定，並且堅守約定。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公理主義的立足點與其說是笛卡兒，還不如說是柏拉圖。我們更不能忘記，柏拉圖將蘇格拉底塑造成一位堅持守護「法=約定」的人；即使對自己不利，甚至因此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

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柏拉圖在主張理念性事物的「存在」以作為知識的基礎時，態度絕不是輕率的。現實中他試圖實踐「哲學王」的理想，卻慘遭失敗；於是他在想像中實現那「不可能的事物」。從這一點來看，柏拉圖的《對話篇》從蘇格拉底的遇害開始，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在那之後的著作中，蘇格拉底也以各種樣貌出現，同時柏拉圖不斷提醒我們，這時候蘇格拉底已經遭到殺害了——為了證明那懲罰他的「法」的不朽不滅而自殺。這件事一方面顯示理念性事物（理想）的實現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卻也再三激起「實現那不可能的事物」的理想——也就是追求建築的意志。簡而言之，光是主張理念性事物的「不可能性」，是無法否定柏拉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