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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式的地位 「形式」先行的想法，以及從這個想法發展而出的種種學問，讓一向試圖以主觀（subjectivity）作為知識基礎的哲學家們感到不安。奧地利哲學家，現象學創立者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959-1938）也是如此。原本是數學家的胡塞爾，正確地掌握到十九世紀後半數學的形式化（集合論）的意義。儘管許多現象學家都知道，胡塞爾的著述生涯從《算術的哲學》開始，結束在《幾何學的起源》，他們卻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胡塞爾所關心的議題，全部與數學的基礎論問題有關。結果現象學經常被視為「文化科學」特有的方法，比方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覺現象學」、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的「現象學的精神病理學」、舒茨（Alfred Schütz）的「現象學的社會學」等等。這樣的傾向，繼承了李凱爾特（Heinrich John Rickert）對「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所作的區別，以及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的詮釋學界定——認為文化科學依賴主體的了解與經驗而存在。
胡塞爾的確說過這樣的話：「現實的知覺賦予我們的，是我們經驗到的世界，也是可以被經驗的世界。那是我們生活的世界，也是唯一現實的世界。然而我們必須注意——這件事極度重要——這個世界正逐步被取代中。」（《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但是胡塞爾所主張的，並不是要我們回歸知覺或生活世界；相反地，他試圖在那個浪漫主義情緒與氣氛瀰漫的法西斯主義時代，確立理性的基礎。胡塞爾下降到這樣的一個地點——在這裡，理性的事物本身已經是非理性的選擇，如同尼采所指出的。從一開始，胡塞爾所說的「危機」，就和二十世紀初暴露而出的「數學的危機」密不可分。
自古以來就被視為哲學特有領域，並且早已完成的三段論法理論，最近也被數學家據為自己的主張，並且在他們手中得到意想不到的發展。連公認早已解決的這個理論，都尚且如此。同時，數學家的陣營還發現了過去傳統邏輯學所忽略或誤解的幾個新的推論種類，並且以數學真正的精緻，完成其理論。數學家試圖獨占所有能夠以數學的形式與方法處理的問題，任誰也無法阻止他們。只有那些不認識作為現代科學的數學（特別是形式數學），只知道以歐幾里德或里斯（Adam Ries or Adam Riese）為基準來認識數學的人，才會到現在還墨守一般成見，以為數學的本質就是「數」與「量」。如果哲學家抗拒邏輯學的「數學化」理論，不願意將暫時被寄養的孩子歸還予他們的親生父母，那麼偏離自己的自然權領域的將不是數學家，而是哲學家。哲學邏輯學家總是給予數學的推論理論過低的評價，但這些蔑視一點也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如同對所有嚴密發展的理論（當然，這句話必須以它真正的意義來理解）一樣，對這些理論來說，數學的論述形式是唯一的科學形式，是唯一能提供體系化的完結性與完成度的形式；只有數學的論述形式，能鳥瞰所有可能的問題與其可能的各種解決形式。
但是，如果所有純正理論的發展都落入數學家的管轄範圍，那麼，哲學家還剩下什麼？（Logische Untersuchungen,《邏輯學研究》）
胡塞爾知道，哲學家自以為仍然屬於自己的領域，只不過是一種錯覺。同時他也很清楚，所謂的「文化科學」或「精神科學」，以一個一般的成見為前提，那就是「數學的本質在於『數』與『量』」。「文化科學」與「精神科學」反對以解析幾何學為典範的其他科學，並且認為自己研究的對象，是其他科學無法掌握的。胡塞爾所說的「危機」，來自他這樣的認知：形式數學讓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一般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區別失去了意義，並且終將摧毀哲學固有的領域。他的現象學，從一開始就和「哲學（家）還剩下什麼？」這個問題密不可分。
用胡塞爾的話來說，「留給哲學的」除了闡明這種「形式性存在」（eidos）的基礎，闡明其「存在性格」（on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之外，已經沒有別的。他透過「現象學還原=形相還原」（eidetic reduction），抽取出這樣的「形式性存在」。既然形式數學的形式既不是以客觀的方式存在，也不是以心理學的方式存在，迫使胡塞爾的認識論立場不得不靠近柏拉圖的理型論。然而對胡塞爾來說，雖然「理念性存在與認識的主觀或其認識的作用都沒有關係，以其自身存在」，但是它並沒有「存在的場所」。
我們不妨這樣認為——胡塞爾已經察覺到二十世紀的形式主義將不限於數學，而必定會滲透到所有的領域。今日的電腦科學與分子生物學，就是典型的例子。換句話說，精神、生命、詩等十九世紀人們殘存的堡壘，也都將被形式主義征服。對於形式主義擴張的反彈，在一九三ま年代爆發為「非理性主義」。政治上來說，那就是法西斯主義。胡塞爾就在這險惡的情勢中，思考「形式」的地位。他的周遭有試圖由黨（哲學王）以理性的方式構築社會的史達林主義，還有與之相抗衡、試圖解放非理性激情的法西斯主義。但胡塞爾的態度，不屬於任何一方。
西方思想中最重要的不是宏偉的知識建築本身，而是在面對危機時不斷更新的「追求建築的意志」。那是面對混沌多樣的生成（becoming）時，試圖建立自主秩序與結構的非理性選擇；但很清楚地，這樣的「意志」只是眾多選擇之一。柏拉圖就在這胡塞爾所說的「危機」中復活。反對這種傾向最激烈的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他甚至在政治上，也成為「非理性主義」的同路人（加入納粹）。
然而以今日的情況來說，以電腦為代表的「形式主義」已經無所不在，完全包圍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浪漫主義者（為了反對形式化）所提倡的知覺、情感、自然、生命、生活世界等等概念，已經看不到任何前景。這是今日的我們所面對的「危機」。「如今哲學已走入其最後的階段，這代表了什麼？」——晚年海德格提出這個問題時，思考的是模控學（cybernetics, 「人工智慧」即為其分支之一）的問題。
不需要任何預言家，我們也可以很容易就看出，現在建立中的科學，未來將由新的基礎科學——模控學——定義與領航。
模控學與這樣的想法是相對應的——那就是將「人」定義為「在社會中活動的存在」。因為模控學理論處理的問題，就是如何竭盡可能地營運、計畫並組織人類的勞動。模控學將語言轉化成資訊的交換，藝術則成為「被控制—控制」資訊的工具。
哲學的正式完成，被解釋為各個獨立、卻日益相互依賴交流的科學。今日，哲學已然終結。（Martin Heidegger, “The End of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 Basic Writings, ed. David F. Krell, Harper & Row, 1977）
如果只從這段引文來判斷，海德格並不是真的理解模控學——英國學者貝特森（Gregory Bateson, 1904-1980）所說的「二十世紀的知識革命」——的意義；乍看之下他只是把它當作「科技」來思考。然而無須贅言，透過將一切視為「差異=資訊」的觀點，模控學讓物質與生命、動物與人類等傳統二分法（dichotomy）觀念，化為烏有。在這裡，「精神」、「人類」已經不再具有先天的特權。成立在這種價値觀之上的「哲學」，如同海德格所說，「已然終結」。
只有從這裡看，海德格的問題——「面對哲學的終結，思想還保有何種使命？」——才具有意義。我們必須把它視為胡塞爾問題的延伸。模控學是「本體的」（ontic），留待哲學處理的是「本體論的」（ontological）問題——海德格要說的並不是這個。哲學要處理的，也不是被意識與理性排除在外的「某物」。重視對實體的關係，重視差異勝於同一性的「哲學」，已經由科技實現。追趕著我們的並不是思辨的，而是已然現實化的「差異的哲學」。舉例來說，我們已經無法宣稱人類擁有異於機械的「精神」。相反地，我們必須以電腦（人工智慧）的存在為前提，思考人類何以是人類。向來被浪漫主義者神祕化的「生命」，也已經被分子生物學徹底形式化。但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質問，讓生命成為生命的，究竟是什麼？
如果我們心懷好意來看待海德格的問題，或許可以說他和胡塞爾一樣，在新形式主義中思考。正因為如此，海德格一方面對尼采讚不絕口，一方面卻批判他自閉於近代主觀性哲學的圈子裡。相反地，海德格弔詭地推崇柏拉圖將「存在」視為理念。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解構」，也可說是如此。他之所以批判柏拉圖以來的「語音中心主義」，提出「書寫學」（Grammatologie，或譯「文字學」）的概念，不只是因為他對古代的思考；顯然他還意識到今日分子生物學的成果，也就是將基因分析為四組染色體的「書寫」（écriture）組合這個事實。
德希達和這些前人不同，他沒有問「哲學還剩下什麼？」相反地，他問的是「為什麼哲學能夠存活這麼久？」而這才是哲學真正該問的問題。處於所有的形式化之中——包括哲學本身的形式化在內——我們必須問的是：形式真的存在嗎？如果有，在哪裡？這樣的形式有「外部」嗎（譯按：是否無所不包）？於是，我們不得不再次面對柏拉圖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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