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工坊 2024/08/03- 08/24 張凱理【存在心理治療】四週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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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遇見榮格:1946-1961談話記錄》

《紅書:讀者版》

《給追求靈魂的現代人:湯瑪士.克許談榮格分析心理學》

《我的榮格人生路:一位心理分析師的生命敘說》

《榮格學派的歷史》

《榮格心理治療》

《榮格的最後歲月:心靈煉金之旅》

From the Life and Work of C. G. Jung
 
作者:安妮拉•亞菲 Aniela Jaffé
譯者:王一梁、李毓
書系:PsychoAlchemy 024
定價:460 元
頁數:272 頁
出版日期:2020 年 07 月 20 日
ISBN:9789863571858
 
特別推薦:王浩威(作家、心理治療師)、呂旭亞(諮商心理師、榮格分析師)
 
超心理學:經驗和理論

榮格一直等了二十多年才發表他關於共時性的革命性論文,這是他對待科學問題的一貫謹慎。1952年,該文與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沃夫岡•包立(Wolfgang Pauli)的另外一篇論文《原型觀念對開普勒科學理論的影響》一起發表。榮格在1930年的一篇〈紀念衛禮賢〉悼文中,就第一次開創性地使用了共時性這個術語,而這是為了解釋中國的神諭之書《易經》(或《變化之書》)。這本書可追溯到西元前四千年。

二十世紀初,他偶爾讀到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的英文版《易經》。他如癡如醉研究了整個夏天。開始的時候,他用的是一套複雜的程式:用四十九根蓍草杆分堆,然後根據固定的規則進行推演。後來,他採用了一種更簡單的拋分幣的方法:把三個硬幣連拋六次,每拋一次,就形成一組線。六次拋出的線,組成六十四卦中的一個「卦象」。每組線都對應於一個來自神諭的解釋。榮格和他的朋友們從卦象中獲得了積極有意義的答案,而榮格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回答前面提到過卻沒有解決的占卜法。

在為新版英譯本《易經》寫的序言中(很久以後的1948年寫的),榮格為他著迷於該領域受到的嘲弄做了辯解,因為這是一個看似不著邊際的領域:

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荒謬教會了我,即使與我們所有的理論(最好的理論也是短暫的)相悖,也永遠不要捨棄任何東西,或者就乾脆承認我們還無法立即對它做出解釋。我們不能肯定羅盤所指的方向將把我們帶到正確還是錯誤的方向,這固然令人不安,但四平八穩肯定不會有新的發現。我們也要用這種態度對待中國占卜法。

對信奉量子力學的現代理論物理學家來說,世界的機械式圖景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迷信。出於同樣的理由,對這些人來說,就連超心理學(至少就其最重要的分支而言),也被認為是一個正當的科學探索領域。的確,沃夫岡•包立事實上把它描述為「介於物理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邊界領域。」

就榮格對超心理學,尤其是占卜方法的研究而言,他1928年與衛禮賢的密切交往是一個里程碑事件。他們一見如故,很快就建立起了友誼。那時候,衛禮賢在他博學的朋友勞乃宣的幫助下,在中國花了十年時間,剛剛完成了新版《易經》的翻譯及評注工作。

兩位學者對這本書以及卦象的解釋(對西方思維來說如此陌生)展開了頻繁的談論並交換了思想。在回憶這些談話時,榮格寫道:

感謝衛禮賢對《易經》中的複雜問題為我做了最寶貴的闡述,並對占卜結果進行了現實的評估……衛禮賢和我在蘇黎世的時候,我請他為我們心理俱樂部的處境卜一卦。我瞭解俱樂部的情況,而他卻一無所知,占卜結果的準確性令人瞠目結舌,對今後情況的預測結果也同樣令人震驚:占卜結果講述了後來發生的事,這是我自己也沒有預料到的。不過,我本人對這種結果並不感到吃驚,因為之前我就已經用這種方法測算到了一些大事。

很少從《易經》中尋求包含著實際預言的答案。更多的時候,卦像是用象徵性的語言描述占卜者自己都不清楚的心理狀態的,因為,這時候問卦者處於無意識中。對《易經》,榮格這樣說道:「它就像自然的一部分,等待著被發現。它既不提供事實,也不提供力量。不過,對有著自我知識和智慧(假如有的話)的愛好者來說,這似乎是一本好書。」經歷了二○年代的實驗期之後,榮格對《易經》不再那麼充滿科學的好奇心了,他只有在十分罕見的情況下,在特殊的時候、針對一個特殊問題尋求答案時才卜卦。出於對這本莊嚴之書的敬意,卜卦必須有節制,只有傻瓜才會反覆占卜,書中就有關於這種情況的一個卦象(卦四:蒙——初次占筮則告訴結果,再三占筮是褻瀆神明,褻瀆就不告訴他)。當榮格應邀為新版英譯本寫前言時,就屬於一種特殊情況。於是,他卜卦了兩次。第一次問的是,是否要寫這個前言。寫到過半時,他又問,他寫的東西是否正確。他對答案的分析幾乎占去了整個前言的四分之三。不帶偏見的讀者必然會承認《易經》的回答不僅睿智,而且有意義。

在為衛禮賢寫的紀念文章中,榮格用他剛創造的「共時性原理」這個術語,對這套占卜法作出了總結性的解釋:

《易經》的科學不是建立在因果原理上的,而是建立在迄今為止還沒有命名(因為我們不熟悉)的原理上的,我暫且稱之為「共時性」。很久以前,我對無意識過程中的心理學研究,迫使我去尋找另一種解釋原理,因為就我而言,用因果關係原理是無法對某些明顯的無意識表現做出充分解釋的。我發現,一些心靈對應物不能夠用因果關係將彼此聯繫起來,而必須用另一種原理將它們連接在一起。這種連接似乎本質上就處於相對同時性的事件中,於是我使用了「共時性」這個術語。

榮格把《易經》中應驗的卦象解釋為共時性現象,這是一種「心靈與物質事件不可思議的對應。」這是問卦人的主、客觀處境與卦象之間有意義的聯繫(通過對等物),卦象是由反映該處境的拋幣結果形成的。然而,別指望卦象與內外現實之間存在著有規則的對應。任何試圖證明其中存在著規律的做法都是徒勞的,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占卜結果取決於問卦人是否理解卦象的意義。卦象是以象徵性的、隱晦的、難以解釋的形式出現的,並且取決於問卦人是否相信答案的正確性。榮格本人傾向於相信(無法證明,甚至也不想去證明):「正確」答案「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規律的。」他私下的相信這種結論與他自己的科學理論是不一致的:在任何情況下,共時性現象都應該被視為無規律的。他的私下相信應該被解釋或理解為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只有在關鍵時刻,他才向《易經》求卦,正如將會顯示的那樣,關鍵時刻的先決條件就是一種非因果現象。

在對《易經》的解釋過程中,榮格也觸及了占星術的基本問題,特別是根據星相測性格,至今仍廣泛應用。最初,榮格認為占星術具有時間特性。正如品酒師可以絕對清楚地說出葡萄酒的出產日期和產地那樣,好的占星術士也能說清楚一個人出生時的太陽、月亮和上升的黃道宮位。之所以與時間有關,可能是因為一般認為,時間不僅僅是一種抽象概念與認知的前提,還必須將它理解為「充滿品質的能量流」,因而時間的特性,特別是人出生時刻的時間特性,也加進了人的性格中,並可能構成他的命運。

古老的占星星座神話就表達了透過直覺所掌握到的時間特性。它們是最初的人投射到星星上的原型意象,是「無所不知的無意識」的無心之作。榮格(1960年)在一封信中寫道:

我們必須牢記,不是我們在做投射,而是它們撞上了我們。這一事實得出這樣的結論:最早的時候,我們是從星星上第一次領悟到我們的身體,尤其是心理的。換言之,最遠的實際上就是最近的。正如諾斯替教猜想的那樣,我們是莫名其妙地從宇宙之外「收集」到我們自己的。

占星術具有時間特性,這一概念比其他任何概念都更有力地平息了反對把占星術作為一門嚴肅正當科學的爭論。也就是說,由於存在著分點歲差,黃道帶上星座的天文位置與占星術所計算出的星座位置是不一致的。這裡有必要解釋一下。3月21日(vernal equinox),太陽升起的點,被稱為「春分點」。西元前二世紀,薩摩斯的希帕克斯(Hipparchus of Samos)把這一點定為白羊點。歲差就是春分點沿著黃道帶穿過十二宮,即從白羊座到雙魚座、寶瓶座等星座的緩慢運動。從春分點到走完整個黃道帶一周,需要花兩萬五千兩百年(柏拉圖年),也就是說,每穿過一宮至少需要兩千年(柏拉圖月)。我們的紀元一開始,是從白羊座進入雙魚座的,大約到本世紀中葉,它將從雙魚座進入寶瓶座。

因此,一個今天的人,如果他出生時太陽位於雙魚座的話,那麼根據占星術的演算法,他並不在雙魚座,而是在寶瓶座;如果按占星術算是寶瓶座的話,那麼按照天文學算,它卻位於摩羯座,以此類推。照此來看,占星術怎麼可能是對的呢?

假如占星術實際上是建立在星體及其影響上的話,那麼就有理由根據天文學來反對占星術。但根據榮格的早期觀點,這與是不是受到星體及其位置的影響無關,這不是一個因果關係的問題,而是一個共時性的問題。也就是說,與人出生時的特殊時間性質有關,正如在神話和原型意象中描繪的那樣,它是人生命中內在與外在事件非因果關係的同時發生。「無論在這個特定時刻誕生的人做了什麼,它們都具有這一時刻的特性。」

榮格用了一個例子來解釋這個難以理解的時間特性概念。占星術確定的「白羊座中的太陽」(三、四月間)的時間,都具有春天的特性,時間上屬於春天,「不管實際上太陽處在天文黃道帶的哪裡,當我們說它是白羊座年代時,幾千年後,太陽實際上卻處於摩羯座,因而,儘管春天還沒有失去它的威力,時間卻已經是寒冬了(採用的是冬天的符號)。」三、四月的時間特性,或者占星術中所謂的「太陽在白羊座」,都是春天。星星的天文位置僅僅是出於人們測量和確定時間的需要,並沒有告訴我們時間的特性。一個古老的農夫法則:春天誕生的家畜與秋天誕生的家畜有著截然不同的習性。

1951年,榮格對自己用共時性理論來解釋占星術開始動搖了。那一年,馬克斯•諾爾(Max Knoll)在瑞士阿斯科納(Ascona)的艾瑞諾斯會議上舉行了一次演講:我們時代的科學轉變。他指出,由行星之間的合相、對分相和四分相,對從太陽中釋放出來的輻射質子產生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有相當大的把握來預測產生電子風暴(太陽黑子期)的可能性。既然太陽黑子期與死亡率以及在黑子期形成的「無線電氣候」干擾之間存在著對應關係,那麼就可能存在著真正的因果連接和直接影響。這些天文觀察證實了占星術始終認為的,行星之間的合相、對分相和四分相帶來負面的影響,而占星術所喜歡的三分相和六分相,則帶來正面的影響。

這些因果關係的科學發現使榮格意外地瞥見了占星術的理論基礎。起初,他傾向於認為:占星術不同於那些建立在共時性基礎上的占卜方法,因為,根據新的發現,就不得不嚴肅地去考慮行星相位與人的心理、生理傾向之間存在著因果聯繫的可能性。他說:「占星術正在成為一門科學。」

榮格後來修改了這個過分偏激的說法,認為在解釋占星術時,共時性和因果連接都應該考慮到。1958年4月,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占星術似乎需要不同的假設,我無法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我們或許不得不求助於混合解釋,因為大自然絲毫不在意我們智力思維範疇的純潔性。」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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