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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從醫師化身指揮官
李叔同（1880-1942）是中國近代最知名的藝術家，精通繪畫、音樂、戲劇、書法以及詩詞，在日本留學時，他罹患了肺結核，病情時好時壞，聽聞斷食療法有助於病情，因此前往杭州西湖之南的「虎跑寺」進行斷食療法，因而邂逅佛法，並決心皈依佛門，師父賜予法號弘一，出家後的他專心禮佛，是近代佛家律宗的最高成就；弘一大師因興趣跨足各領域，而我則是在因緣際會之下，在傳染病領域中成為跨足急性傳染病與慢性傳染病的從醫者。
太快了。
這些年來，雖然生活並非日日都是歲月靜好，但我壓根都沒想到那麼快就從一場好夢中被驚擾而醒，冷不防又將我拉回那個得全副武裝迎戰的身分，這場好夢實在太短了，才十七年而已。
當細碎的晨光遍灑花蓮大地，巒山的青綠還沒被夏日的豔陽照得發亮的清晨七點，我已經走入辦公室，一如以往，我是這個辦公室最早上班的人。這個時候，通常我是滿心平靜，默默地倒一杯茶、打開電腦，等待八點開始巡房。
自四十幾年前從台大醫學院畢業之後，我最為人所知的身分，是一位胸腔科醫師，尤其專攻結核病。
然而十七年前，國家賦予我另一個身分，那個身分所帶來的驚心動魄僅維持短暫的一個季節，我一直以為，此生不會再度過那樣的時光。
我以為。
十七年後的現在，放在左胸襯衫口袋裡的手機驟然響起鈴聲，這些日子以來，它幾乎時不時都在響，總是不超過三聲，我就會接起。
「全部陰性。」沒有鋪陳，沒有一字贅言，電話那頭以簡潔的四個字展開這通語音交流的開場，也讓我再度鬆了一口氣，輕聲在心裡安慰著自己：「這一天，又驚險的度過了。」
二○二○年才剛開始五天，元旦煙火的煙硝味還沒有從空氣中抹去所有的氣息，時隔十七年的指揮官會議緊急召開，再過十五天之後，指揮中心正式成立，而這一次我們要對抗的敵人，是二．○版的SARS，全名「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
從二○○三年擔任東區指揮官後我持續擔任此兼職，中間歷經大大小小的戰役，如二○○九年的流行性感冒世界大流行、狂犬病、伊波拉病毒、腸病毒等，但是十七年後又是一場大戰。
百年一遇的疾病
我常苦笑著跟朋友說，SARS是百年一遇的傳染疾病，我這輩子遇上這麼一次，夠了；可沒想到，就在即將思考退休之際，我又再一次碰上了百年一遇。
「這是一種新的病，我們對它還不甚熟悉。」在進入夏季的時刻，新冠肺炎決定在小島上稍稍休兵，偶爾射來一隻茅、丟來一塊盾牌，告訴台灣人它還存活著並未退去，除此之外，它的「夏眠」，讓島上的人們足以放鬆腳步，過上平穩的生活；然而即使與它抗戰了長達十一個月，我們對它仍然半知半解，並將一切冀求疫苗問世。
新型疾病啊！以前我是不屑一顧的。
坐在那張不盡舒適的辦公椅上，我放心地往後躺，讓自己陷入椅子裡，閉上眼，任由回憶將我拉回四十幾年前。當時我的頭髮黑得發亮，每一根都奮力的朝著天空散發著青春的氣息，臉上細緻平滑，手臂因為練習射箭而刻畫出條理分明的肌肉線條。
那時我還是醫學生，正在眼科實習。
「同學、同學。」實習單位的老師急促地要我們跟著他走，話語中有藏不住的興奮，「有個病人你們絕對要來看一看，他罹患的是百年難得一遇、很罕見的疾病！」
大夥兒興沖沖跟著老師的腳步，獨獨只有我停在原地，「我不去看。」
這句話引起紛紛議論，但我回答的理由足以理性成立，「既然是百年難得一遇的病，我以後也看不到了？那為什麼要學？」心裡還有句話沒說出口的是，反正我以後也不走眼科。
早在進入醫學系不久之後，我就確立了自己的志向，一路順著腦中所繪的藍圖直行，畢業從醫後，我處理各種胸腔肺部所引發的各種疾病，尤其熱切關注已有數千年歷史的慢性傳染疾病肺結核。日日，我面對的是常見的疾病、頑強的結核病，超過專業範圍的罕見疾病，幾乎甚少上門。
回憶漸漸淡去，張開疲憊的雙眼，辦公室裡的助理們已經各自就位，開始一天的忙碌。
我輕嘆口氣讓自己坐挺身子。
曾幾何時，那個誇口不去看百年難得一遇的輕狂少年，已經將屆七十高齡，從醫四十多年來，曾以為這輩子就是這樣，頂多就是為了多重抗藥性結核病而煩惱，直到二○○三年那場突如其來的傳染病朝著台灣鋪天蓋地而來，我的人生也就此被吹向不同的方向。要面對的疾病已不再是長年老友，而是張起獠牙大口卻令人摸不透的新型疾病，上天彷彿認為讓我遇上一次還不足以嘲笑我，足足讓我遇上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傳染疾病，而且還被指派站在第一線領軍抗戰。
指派的電話響起
第一次的百年一遇，起初我還只是個旁觀者。
SARS，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的簡寫，世界衛生組織於二○○三年三月底證實其源頭來自中國廣東，全球共發現八千零九十六例病例，造成七百七十四人死亡，主要受到感染的國家包含中國、香港、台灣、加拿大以及新加坡。
台灣疫情開始，來自三月中旬一對夫妻，緊接著足足有一個月的時間，台灣抗疫的表現在國際之間始終維持亮眼的成績，甚至得以驕傲的喊出「三零」口號——零社區感染、零死亡、零輸出，並大張旗鼓的舉辦國際研討會。
當時的台灣怎麼也料想不到風向會突然驟變。
四月二十四日，和平醫院爆發大量院內感染，措手不及的政府單位在短短一小時內勒令封院，醫院大門一關，無論是在裡面從業的護理師、醫師、行政人員、住院病患，或是正巧前去探病的親友、回診掛號拿藥的人，高達一千三百多人開始長達了十四天的恐懼生活。
一直到和平醫院封院時，我都「還算是」一位旁觀者，因為身為胸腔科醫師，要在這個呼吸道相關的疾病裡置身事外，可謂天方夜譚，然而當時感染戰火大多只集中在北部地區，尚未延燒到花東，頂多也只是繃緊神經。
一直到我接起了那通電話，那是李明亮教授打來的。
李明亮教授是花蓮慈濟大學第一任校長，而我長年在花蓮慈濟醫院任職，我們相識也相熟，但當時我還不知道這通電話打來並非敘舊，也並非是關心東部地區疫情可好，這通電話是一個請求、一個指派。
當時我正在玉里榮民醫院協助該院醫生診療一名疑似SARS的病人，對於新型疾病，我們知道的太少，光是一名疑似患者，就足以讓我們耗去太多討論的時間。窗外的天色已經完全黑暗，清朗無雲的天空閃爍著一顆顆慘白的星星，就在此時，電話響起，手機那端傳來的聲音帶著疲憊。
前些時候，李明亮教授早就從衛生署署長的位置上退了下來，但他在電話中告訴我：「和平醫院封院了，現在台灣疫情陷入膠著，必須及時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政府請我再出來協助。」
我靜靜地聽。他說，他被委派的職務是抗煞總指揮官，「我必須要在北、中、南、東再各自找出一位區指揮官，東部可以交給你嗎？」
於情，李明亮教授是我的學長，也是我醫院的長官，我沒有婉拒他的理由；於理，在東部地區從醫二十幾年，當地醫療環境與人事條件我都熟悉，也是資深的胸腔科醫師。我自知，即使由別人來當東區指揮官，屆時我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仍有協助的義務，既然如此，何不一開始就由我來統籌參與呢？
是當仁不讓嗎？或許是吧！我沒讓李明亮教授等太久，再張口，吐出的話語是他最想聽見的答覆，「好啊！既然你要我當，我就當，沒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