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靈、死亡、夢境：榮格取向的鬼文本分析》

榮格和女人的關係，一向都是令人感到好奇的。然而，本書的作者安妮拉･亞菲（Aniela Jaffé），雖然在榮格的生涯當中，是如此重要的一位女性，但有關她生平的資料，卻是出乎意料的少。包括知名的治療師兼作家瑪姬･安東妮（Maggy Anthony），連續寫了兩本書介紹榮格身邊的許多女性，以或多或少的篇幅寫了二十幾位，卻沒有亞菲的篇幅。從這一點，或許可以看出亞菲個性中的內傾和低調。

對她的生平稍有詳細描述的，主要有兩處：湯姆士･克許（Thomas Kirsch）《榮格學派的歷史》（The Jungians, 2001む中文版：心靈工坊出版，2007〕）和勞勃･亨蕭（Robert Hinshaw）在亞菲去世時所寫的訃聞。（Aniela Jaffé (1903–1991): In Memoriam. 刊於Quadrant. Bd. 25, 1992, H. 1.）
勞勃･亨蕭是位榮格分析師，1970年代就讀於蘇黎世榮格研究中心，在那裡他參加了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芭芭拉･漢娜（Barbara Hannah）、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等人的課程。還是學生的時候，他在春泉出版社（Spring Publications）與達瑞爾･夏普（Daryl Sharp）一起工作，最終成為業務經理。後來，春泉出版社隨著詹姆斯･希爾曼遷至美國，亨蕭便創辦了自己的戴蒙出版公司（Daimon Verlag）。亞菲後來的作品，還有許多第一代榮格學家晚年的作品，都是由這個出版社出版。現在每屆國際榮格學會大會年刊，以及每年艾瑞諾斯（Eranos）的年報，都是由這個小型出版社出版。亨蕭因為是她寫作時的編輯，自然在亞菲的晩年生活上有許多的協助。
本篇文章，根據這兩篇文章為主，參考其他資料增減完成。

儘管亞菲（Aniela Jaffé）對榮格心理學世界的歷史和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很少有人有比這位蘇黎世分析師兼作家更謹慎或更溫和的人了；至少，在她晚年是這樣。她最著名的貢獻是榮格生命的最後四年（1957年至1961年）幫忙記錄和編輯了榮格的《記憶、夢和反思》。為了寫出這本被譽為有史以來最不尋常的自傳，亞菲與榮格談論他（主要是內在的）生活，速記她的觀察，然後處理材料並編輯。正如她在這本自傳的前言中寫道：

「這本書的起源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它的內容。談話或自發的敘述不可避免地是隨意的，這種調性貫穿了整部『自傳』。這些章節是快速移動的光束，稍縱即逝地照亮了榮格生活和工作的外部事件。這一切像是回報一般傳遞了某種氛圍，關於這個心靈就是深刻現實的人，關於他的智性世界和經歷。（我經常向榮格詢問外在事件的具體資料，但我的詢問是徒勞的。只有生命所經歷的精神本質還留在他的記憶中，而在他看來，僅此一點就值得努力講述的了。）」

亞菲在本質上也是高度靈性的，雖然不屬於任何有組織的宗教。她於1903年出生於德國柏林，父母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猶太人（她的父親是律師），在與兩個姊妹度過了幸福的童年之後，她在漢堡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時愛上了讓･德萊福斯（Jean Albert Dreyfuss），一位來自瑞士日內瓦的學生，當時正要成為物理學家和發明家。他們在1929年結婚，不幸的是這段婚姻沒有持續太久，一年後就離婚了。正如她後來描述的那樣，他們對彼此的感情極為強烈，並保持了終生的朋友關係，但兩個人都因個性而無法維持這段婚姻。1934 年，在她完成學業前不久，還來不及獲得醫師資格，就面臨納粹迫害而被迫逃到瑞士蘇黎世。

剛扺達蘇黎世的幾年，生活充滿了經濟困難。1930年代後期，亞菲在蘇黎世以秘書工作維生，罹患了身心疾病，最後被轉介給心理學家進行分析。治療她的心理學家莉蓮．弗雷（結婚後名為Liliane Frey-Rohn，1901-1991）是榮格的學生，後來成為亞菲半個多世紀的朋友和鄰居。亞菲回應了自己對心理、內在需求、夢想和幻想的高度關注，對這一領域越來越有興趣。很快地，她獲得了與心目中的大師會面的機會，然後開始了長時間的分析，最後也成為了榮格分析師。

憑著秘書的經驗和冷靜的性格，以及在心理學上的天賦，她理所當然地成為了1948年新成立的蘇黎世榮格研究中心（C. G. Jung Institute）第一任秘書，在這個職位上貢獻極大。

在榮格的一生當中，有好幾位秘書。1925年（他到美國參訪印第安部落的那一年）以前，是榮格的妹妹葛楚德（Gertrude）擔負辦公室最繁重的工作，而他的妻子愛瑪和女兒瑪麗安（Marianne）扮演類似秘書的工作。然而，榮格演講和分析的工作越來越繁重，有些時候連基本的帳單都搞亂了。1932年春天，這個難題卻意外的獲得了天使的答案。

榮格在巴塞爾的老友漢斯･施密德-基桑（Hans Schmid-Guisan，1881-1932）醫師忽然去世了。漢斯是榮格在柏格利茲療養院（Burghölzli）的同事。1913年榮格與佛洛伊德分裂後，大部分的朋友都聽從佛洛伊德的要求，遠離了榮格。根據《黑書》，漢斯和魏禮賢是這段時間與他通信最多的兩個人。1915 年，榮格和漢斯和的通信裡開始談論日後出版的《心理類型》相關的內容，他們希望藉此將注意力和意識的基本個體差異編成法典，雄心勃勃的對話側重於外傾性和內傾性的對立，而有了榮格的心理類型理論陳述的概念，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方面的通信，由約翰．畢比（John Beebe）在2015年編輯出版《心理類型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Psychological Types: The Correspondence of C. G. Jung and Hans Schmid-Guisan, 1915-1916）一書。他在過世之前，家裡庭院一棵他視為生命之樹的大樹，忽然倒了。這以後出現了一連串的意外，最後在一次意外中突然去世了，撒手留下了妻子兒女。在這樣的情況下，施密德醫師的長女瑪麗-珍妮･施密德（Marie-Jeanne Schmid）開始擔任榮格的秘書。

瑪麗-珍妮有著相當的語言天份，也受過專業秘書的訓練，她讓他每天煩冗的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並建立起一套檔案系統，後來一直沿用。她負責整理他的書信和手稿，用嶄新的方法和程序來處理，還能騰出時間來進行他交辦的所有工作。
1952年冬天，這位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萬能秘書，因為結婚而辭別了榮格。從這一年開始直到榮格去世前，他經歷了三位秘書。

瑪麗-珍妮離開的時候，榮格的臨床工作已經不像以往那麼繁重，他以為請個半職的秘書就可以。但事實證明卻不是如此。新任的秘書往往不如瑪麗-珍妮能幹，更不了解心理學，這讓開始撰寫《神祕結合》（Mysterium Coniunctionis）（從1952到1955年）的榮格，感到十分困擾。

在1953年初春，卻又有一次心痛的打擊：榮格重要的工作夥伴兼伴侶，分析師托尼･伍爾芙（Toni Wolff）和她父親一樣，猝然離世。伍爾芙過世之前，榮格已經重病幾個星期了，而且才剛決定戒掉抽煙斗的習慣。而伍爾芙則不理醫師的警告，每天抽30到40支香煙。去世的前一天，她吃不下飯早早就去睡，第二天清晨老保姆列娜去看她時，她已經安詳地死去了。這個打擊，讓榮格舊疾復發，心跳過快的毛病又出現了，甚至因此無法參加葬禮。

1955年妻子艾瑪也生病了，年初一度不得不住進了醫院。她那幾年迅速衰老，到了年底，也安詳的在家中去世。

一連串的打擊，再加上榮格年紀漸長，需要有人在工作上有效率地?助，曾任他國際醫學心理學聯盟秘書、當時的榮格研究中心主席C.A.邁爾（Carl Alfred Meier，1905–1995）推薦亞菲，於是亞菲在1955年成為榮格的私人秘書，直到榮格1961年6月6日去世為止。她能夠接受榮格不時爆發的怒氣，而不會影響任何榮格或她自己的工作。

亞菲的獨特之處在於她的善良、普世的靈性、語言的天賦，以及對榮格，這位對她而言意義重大的分析師的忠誠。這段時間裡，她既保持專職秘書不畏繁瑣辛勞的最佳工作效能，包括組織事務的敏感和對本質的洞察力，同時也成為知名且備受尊敬的分析師，並寫下多本著作。

她的著作中，最深刻的可能是《意義的神話》（The Myth of Meaning, 1970, 1984）。在回答「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時，她的思考穿越了當代宗教和心理思維的高度和深度。她得出的結論是，意義和無意義是生活中固有的——是我們的主觀態度使我們的理解產生了偏差。亞菲自己的生命就是這理念的明證：她的醫學學位被那個時代的政治所奪走了、被迫逃離家鄉、墜入不幸的愛河，而在她生命的盡頭則是疾病纏身。在她晚年幾乎失明時，她與精神導師榮格的一些繼承人捲入令人惱火的法律鬥爭。在這無盡的挫折與巨大的失望中，她去尋找，並且找到，她自己的意義。她也認識了新一代的年輕人，點燃了他們的熱情，分享年輕人所不甚了解的古老經典。因此，她的「意義的神話」不僅存在於作品中，也存在於她的那些朋友、學生和讀者中。他們經常以她這種洞察力作為基礎，因她這些微妙的方式而感動，在被拒絕和否定時找到價值和意義，而對生命產生不同的態度。
亞菲也定期參加在瑞士阿斯科納（Ascona）所舉行的艾瑞諾斯（Eranos）會議從三ま年代到五ま年代，艾瑞諾斯會議不僅有榮格，還有里德爵士（Sir Herbert Read）、諾伊曼（Erich Neumann）、舒勒姆（Gershom Scholem）、科爾賓（Henri Corbin）、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和波特曼（Adolf Portmann）等知名學者參加。在六ま和七ま年代，每年8月，新一代的分析師針對一個普遍主題進行跨學科對話時，她與馮･法蘭茲、勞倫斯･范德波斯特爵士（Sir Laurens van der Post）、詹姆斯･希爾曼等人同場，以溫和的方式發表演講。這時她深刻的反思方式，越來越為人所知。事實上，艾瑞諾斯這樣的環境在她個人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她在晚年也喜歡跟朋友和學生講述艾瑞諾斯的故事。

她曾將艾瑞諾斯定義為天地、東西方的友好聚會、和對立面互動的地方，每一位的貢獻都構成了會議總體主題的一個方面。這會議的名稱最初是由魯道夫･奧托（Rudolf Otto）所提議，指的是一場宴會，客人在宴會上透過提供精神禮物來證明自己配得上邀請。

亞菲的工作對於理解榮格心理學至關重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她與榮格《回憶、夢和反思》的合作。

這本自傳是是由亞菲積極建議而促成的。榮格最初不願意做這件事，但最後同意了。前三章描述榮格的幼年時代，是榮格自己寫的，其他章節則是亞菲根據與榮格談話的紀錄而完成。這本書的確是兩個人合作的產物。然而，正式出版的《回憶、夢和反思》文字，其實只有手稿的一半。因為榮格的遺族透過法律上的手段，阻止了另一半文稿的出版：包括榮格在二次大戰的爭議、吳爾芙的故事等等；而還原傳記的全貌，正是目前菲利蒙基金會（Philemon Foundation）進行的計劃之一。
《人及其象徵》是榮格的另一部經典著作，有榮格生前最後的一篇論文，另外也包括亞菲在內的四位最親近的學生的學術貢獻。亞菲的文章標題為〈視覺藝術中的象徵作用〉。

榮格去世後，她用德語收集並編輯了他的三卷書信。這是一項歷時多年，巨大而精緻的任務；她還幫助格哈德･阿德勒（Gerhard Adler）編輯了兩卷英文書信集（1973, 1976）。

1975年，榮格誕辰一百週年之際，瑞士的瑞士文化基金會舉辦了一項攝影和歷史展覽，榮格的幾位朋友也參與盛會。亞菲根據此次的資料，寫下她最後一部偉大的作品《榮格：世界和意象》（C. G. Jung: Word and Image）。這本書圖文並茂，收錄大量照片，配有豐富的說明文字，是《回憶、夢和反思》的補充卷。

亞菲與她那時代的許多偉大思想家都建立了溫暖的友誼，包括心理學家諾伊曼、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波利（Wolfgang Pauli）和作家勞倫斯･范德･波斯特爵士。當然，她也是所謂的「第一代榮格派」這一家庭的成員：與榮格一起進行分析、受他訓練、參加他的研討會和蘇黎世心理學俱樂部活動的學生（她在那裡的半個世紀時，她也舉辦多次的講座），而其中佼佼者成為今日西方世界各個榮格培訓機構的創始先驅。她最喜歡的故事之一是，榮格、他的學生和朋友有一次經由聖哥達山口，前往阿斯科納的艾瑞諾斯會議。他們剛到了懸崖邊，停下來要吃點心時，大家衝進售貨亭買巧克力，留在停車場邊上的只有榮格和亞菲。他沒有稱讚她禮貌的沉默寡言，而是看著她，有些責備地說：“Kämpfen muss man können”（「人也必須要能戰鬥！」），意思是亞菲傾向避免衝突，而這往往對她自己不利。
她一定因此吸取了教訓，因為她雖然到最後都保持冷靜，但免不了遭受各種攻擊，有時還會受到不公平的批評，因此有時也要證明自己的自衛能力。

亞菲的興趣相當的廣泛，湯瑪士･克許是她家裡的常客。克許在文章裡這麼形容著：「亞菲的公寓滿是書籍、論文與手稿，在談話中她感興趣的主題之廣泛多樣，簡直讓人吃驚。她是個忠實的朋友和受人喜愛的分析師。」

亞菲是榮格的熱心支持者，站出來反對外界多次針對他所謂反猶太主義的指控。在自己的期許下，也部分是應范德･波斯特的要求，她寫了一篇文章，〈榮格和國家社會主義〉（1971），文中她提出了「事實——那些對他有利的人和那些對他不利的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以及其中的心理解釋」。

多年來，隨著指控重新浮出水面並呈現出新的面向，她繼續修改這篇文章，並在其最新版本中，范德･波斯特補充了一個結語：「對拒絕消失的陰影的一些反思」。
亞菲拒絕讓年老病弱影響她的精神，即使體能一點一點減少，她仍然繼續她的分析訓練，同時堅持她的閱讀和通信，還有寫作——在最後一次無預警因病倒下的前一天，她才完成了一篇序文。

安妮拉･亞菲（Aniela Jaffé），分析師、編輯，和作家，1903年2月20日出生，蘇黎世榮格研究中心秘書（1948-1955），榮格私人秘書（1955-1961），著有《幽靈、死亡、夢境：榮格取向的鬼文本分析》（An Archetypal Approach to Death Dreams and Ghosts, 1957）、《榮格的最後歲月：心靈煉金之旅》（From the Life and Work of C. G. Jung, 1968）、《意義的神話》（1970）、《榮格是個神祕主義者嗎？》（Was C. G. Jung a Mystic and Other Essays, 1989）、《卡爾．榮格，詞語與想像》（C. G. Jung, Word and Image, 1979）等書，與讓･德萊福斯結婚（後來解除婚姻），1991年10月30日在蘇黎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