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承受的告別：自殺者親友的哀傷旅程》(已絕版)
Silent Grief : Gliving in the wake of suicide

作者： 克里斯多福．路加斯、亨利．賽登(Christopher Lukas
譯者：楊淑智
書系：Caring 005
定價：280元
頁數：320 頁
出版日期：2001 年 08 月 01 日
ISBN：9573049570

特別推薦：文榮光、王浩威、吳淡如、陳秉華、朱開玉、慧開法師、蔡昌雄、許佑生、吳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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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殺者死後，留下的人將遭遇什麼困境

大部分的文化以及歷史上許多時代，都視自殺和謀殺沒什麼兩樣：都是令人驚懼且禁止談論的事。
－－摘自《自殺與企圖自殺》（Suicide and Attempted Suicide）爾文．史坦傑（Irving Stengel）著

世面上有許多探討自殺的書，但是卻鮮少有人談及自殺者死後，其親友將面臨的困境。本章將從我們所訪談的自殺者親友的遭遇開始。

如果死亡如螫刺般令人傷痛，那麼「自殺身亡」的刺傷力便更讓人苦痛。首先是：聽到自殺的消息時，整個人大感震驚。

一個兒子：

我在睡覺。大約凌晨兩點鐘。我記得我母親上樓去，一一告訴家人。當然，她啜泣著。我立即的反應是震驚；我哭了一兩個小時。母親一看到父親上吊，就跑來告訴我們。我猶記得她試著用掩飾痛苦的腔調解釋：「你父親遇到一些問題無法解決。」但是，那時我年紀還小，並不完全了解我父親為什麼自殺。

一個父親：

那一天我開車回家。我注意到車庫裡停了一輛車，屋子裡有活動，但我以為是兒子開車回來，正在弄它。等我走進屋子，有人告訴我，我兒子自殺了。

另一個兒子：

當我從學校回家時，父親要我和其他兄弟姊妹坐下來。他們都剛從學校提早回家，且被通知我母親過世了。父親叫我們坐在餐桌旁邊，說他將告訴我們身為父親最難以啟齒的一件事：我們的母親過世了。之後停了很久。我妹妹們接著問：「怎麼死的？為什麼？」他們並不真的了解整個事情的原委。我想，那時我已經夠大，知道死亡是怎麼回事，但是我一直試圖想出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將來會怎樣？以及我是否會想念母親？我很少談及此事，但是卻想了很多，且好奇往後會發生什麼事，以及為什麼會發生？我從來不問任何事情。

對許多自殺者親友而言，焦慮和恐懼不是從自殺者過世那一天才開始的；早在他過世之前也許三、五年，他可能就曾經企圖自殺過。因此，在他自殺未遂之後幾年，親友便一直活在他可能再次企圖自殺的陰影中，每次都忖度著：他這次可能自殺成功。對貝絲的母親露絲以及和貝絲交往了八年的未婚夫伊凡而言，那是持續不斷的警戒。最後，劃上休止符。

露絲：

她一直住在市區，準備開始教書，這是令她非常憂慮的工作，教小學。她二十四歲。快開學時，她變得焦慮，我們全都知道。她非常容易談出她的情緒。在她自殺之前，我們所有人都「全面戒備」。伊凡一直和她住在一起，直到開學前，也就是十天前才離開，留她一個人單獨在城裡的公寓。她兩天前曾打電話來，說第二天不想去學校上課。那時我丈夫在家。他邀請、堅持要她立刻回家。因此，我傍晚回家後，開始和她長談，她表示焦慮，絲毫沒提想自殺的事，但是她說，她沒有將要教的課程預備得很好，不知道怎麼辦，已經向學校請明天的假，但也不知道該如何再處理這個問題。第二天，她待在家裡，沒去學校上課。我們花了一整天和她討論各種可能的選擇。我丈夫叫她立刻辭職，現在就辭，放掉所有的壓力。她說，他說得對，但是「我不確定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

她和精神科醫生約了看診的時間，但是卻又斷定，看精神科沒什麼用處，醫生幫不了什麼忙。在我堅持之下，她才去看醫生。回來後她說，她非常喜歡那個精神科醫生，「她真的很好。她覺得我應該明天就回去上班。」她和伊凡談這件事情，伊凡向來樂意和她談。

露絲帶著外國口音，但是她的英語說得不錯，她知道她想說什麼。伊凡則是語調溫和、躊躇，且讓人感覺他隨時都可能哭出來。

伊凡：

那一天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我們談了兩三次。我在電話裡大約講了四十五分鐘。在九點鐘那一通電話中，她一直說她非常沮喪、想自殺。「無論發生什麼事，幫我照顧我的狗。」「這是什麼意思？」「我不知道。」我問：「妳計劃自殺嗎？」她說：「我不知道。」

露絲：

從一開始，我們就一直和她談，包括我丈夫。貝絲一直都準備好要談她的感受。

伊凡：

她可以說出想自殺的念頭，我不會被嚇到，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我們和她談得有多深。我和她談了幾十次有關她死亡的事，因此她可以告訴我有關想自殺的事，以及她覺得我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這表示我們全都介入她如何看世界的想法，也顯示我們有多常討論這個話題。

第二天早上，貝絲的父親打電話來，我認識她全家八年來，他只打過三次電話給我。他說：「事情看來不妙。你最好立刻到這裡來。」當時的感覺我記得非常清楚。我開車過去，一路上一直哭泣說著：「拜託，上帝，不要讓她走。」我甚至不相信上帝。到了她家，我看見所有的車輛都停在汽車專用道上，我推斷，最糟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是露絲發現貝絲自殺的，她身邊有一瓶安眠藥。他們從來沒料到她會在家裡自殺。

發現屍體可能是非常令人驚慌失措的經驗，甚至對成年人來說也是如此。小孩子發現屍體受驚嚇的程度尤其嚴重。這個陰影將伴隨他一輩子。

梅：

一九三一年，我八歲時的耶誕節，父親在家裡自殺︱他上吊，很不幸，我是第一個發現他屍體的人，這是非常令人難堪的事，一直到今天這陰影都困擾著我。每當我閉上眼睛，就會想到那一幕。它一直跟著我。我是他最疼愛的孩子，我一直唸書給他聽，他告訴我，他累了，要我離開；他準備睡覺，叫我稍後再來找他。

我記得整件事情的始末。發現他上吊時，我跑過去抓他的腳。我知道我多少想嘗試撐住他。但是，為時已晚。

我是他最疼愛的人︱為什麼他要離開我？我不斷想著這個問題。第二天，雜誌上有一則廣告，照片中的女人的腳看起來就像是上吊，這令我非常震驚。

我永遠無法克服心中的傷痛。

莎拉二十三歲，非常具有姊姊的風範︱小心謹慎、願意傾聽、商談。坐在她對面的帕翠希亞，二十歲，害羞。起初她難以啟齒，最後才說出自殺的事。接著，她的遣詞用字變得很順暢。她們住在勞工社區的小房子。莎拉有一天早上醒來時，發現母親自殺。

我不知道誰發現她的屍體。我猜是我……不是嗎？

我有一種感覺。我拿垃圾去倒，看見車庫的窗戶上有霧，我知道一定有人或動物在那裡。接著，我聽到汽車發動的聲音，我有一種感覺，不敢打開車庫的門，我跑走，搖醒帕翠希亞。

帕翠希亞接著繼續訴說事情的原委。她們和其他許多自殺者親友一樣，即使已經事過兩年，還是搞不清楚整件事情的細節。

我一直到今天都不知道是誰打開車庫的門，甚至不知道我是怎麼走出我家大門的︱從床上到車庫。她的收音機還在樓上開著，因此我還是不太確定。我不敢過去看個清楚。
這兩姊妹（那時分別只有十八歲、二十一歲）確實看見母親的屍體了。她們先前並未碰過這樣的事，因此沒有經驗，不知道該怎麼辦（應該先關掉汽車引擎，她們的母親在車子裡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她們直接打電話叫救護車和警察。

帕翠希亞：

我們認識當地許多警察，他們很同情我們，但是又必須拍一些照片，詢問是誰發現我母親的屍體等等事情。這個警察有點緊張，就只是坐在那裡，不知道該做什麼，該說什麼。
在其他案例中，警察不會只是坐在那裡。許多自殺者親友說，刑警會花很長的時間尋找「謀殺」的證據；他們並不︱也不能︱接受表面的自殺事實。有一位婦女告訴我，警方為了調查是否有謀殺的可能性，將她女兒的公寓封鎖了一個月。通常在警方調查自殺案件時，自殺者的親友都會遭到強烈、非難似的質問。

自殺事件的統計資料常被誤導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許多自殺︱無論是舉槍自戕、關在車子裡或服藥︱究竟是不是死者蓄意自殺，往往並不清楚。為了避免敗壞名聲和引起其他回響，驗屍官和警察、死者家人和朋友經常對外宣稱是意外死亡。這種說法不只是為了要向保險公司索取理賠金，也是為了應付隨後而來的一些事情。家屬必須決定，要一輩子承受親人自殺的事實，還是改編這個故事。

有時，自殺者並不是馬上死亡，其親友必須歷經一番奮鬥，急忙趕到醫院，等候結果。瑪莎上班時接到姊姊從佛羅里達州打來的電話，說她們的母親喝了一瓶腐蝕性的液體清潔劑，企圖自殺。

我記得我當時大吃一驚，進入歇斯底里的狀態，心想必須放下工作，與我丈夫連絡；我真想殺了電話接線生，因為她一直說「正在忙線中」。最後，終於有一個祕書幫我連絡到我丈夫。我甚至不記得是怎麼飛抵佛羅里達的，我太震驚了，無法相信、更害怕母親在我抵達之前就嚥氣，這樣我便無法見她最後一面，無法與她說話。

對某些人而言，這種震驚是雙重的；首先，是獲悉父母或其他心愛的人死亡；之後則是發現︱偶然，也許︱死者是自殺身亡。

當死者家屬試圖平復原來的生活時，外人的反應顯得很重要。朋友和鄰居、雇主和雇員，將成為死者家屬如何面對自己和死者的重要關鍵。

有些死者親友說：

＊自殺者親友不應該感到羞恥……但是我們被迫有羞恥感。

＊朋友們躲避你。沒有人打電話找你。你孤孤單單。

＊我只想逃走。人們說：「你對她做了什麼？」社會大眾會覺得自殺的人很瘋狂。這種態度捆綁我們全家。我們覺得，好像我們也病了。

＊我另一半的家人的言行舉止彷彿在指控我要為一切負責任。

＊人們跑來問你：「你看到屍體了嗎？你家人看到了嗎？到底怎麼回事？」

＊你覺得一直被質問。你所知道的只是你所愛的人過世了。

＊我覺得身上有一個巨大的記號︱「我兒子自殺。」

＊孩子自殺等於是向公眾招認：我對我子女的愛不夠。

這些感想來自各種自殺者的親友：包括勞工階級和富人，郊區居民和城市居民，年輕人和老年人。多年來，我們周圍的環境似乎沒什麼改變。就社會層面來看，自殺依舊被認為是異常的行為，自殺者的家屬遭到強烈的公開輕蔑。當然，這種態度在歷史上早就其來有自。一直到最近，有組織的宗教對自殺者的態度才從懲罰轉向較為善意。幾百世紀以來，自殺者都被埋葬在十字路口，他們的心都被一根柱子刺穿。自殺者親友都被眾人排斥、逐出教會，自殺者所有遺物全被丟棄。（自殺未遂的人則受到比此略為輕微的非難：他們往往被抓去鞭笞或關進監牢。）本世紀以來，宗教界和社會對自殺者的看法改善許多︱我們不再將企圖自殺的人關進監牢︱但是，依舊有傳道人視自殺為一種罪行。這是雙刃的劍。有些傳道人和宗教師相信，視自殺為一種罪將使教內的自殺人數減少，這同時也使社會大眾對這種「罪人」的家屬感到憤怒。現代社會依然固守著許多看待自殺者的傳統立場：自殺是非常羞恥的行為、是荒唐瘋狂之舉，或是被撒旦唆使。至今，人們談到自殺時，依舊很難避免用嚴苛的態度加以批評。

因此對待自殺者親友的態度經常充滿譴責。帕翠希亞和莎拉告訴我們，城裡有人為其母親自殺之事指責她們。也有人責怪她們的父親，因為他已經和她分居八年。其他自殺者親友也有類似的遭遇：

席恩：

有一位朋友的父親帶我們去打保齡球，但是這情況維持不久。我母親的牙醫建議我們搬離這個城鎮，因為我父親自殺。

露絲：

我們的家庭醫生指責我們從來沒有讓貝絲吃藥。貝絲根本不肯吃藥。然而藥物卻也是貝絲的親密朋友！

溫妲：

最令人震驚的，是我看見許多人的反應。我有兩位親密的朋友（夫婦），再也不打電話找我。我大受震驚。
但是，值此時刻，也有一些人的反應是支持的。有時，這種支持來自家庭，有時來自家庭以外。

伊凡：

那時朋友們來。我們並未舉行守喪七日之禮（猶太人的宗教習俗，經常有朋友和親戚共同守喪），但是來的人太多了，幾乎像在舉行宴會一樣。我們獲得許多親友的支持。
守喪的人憂鬱、哭泣、憤怒、恐懼，小孩子連年做惡夢，值此時期，喪家經常不知道要找誰分訴苦痛。儘管教會的立場並不支持自殺者親友，但是有一些人表示，他們獲得個別神職人員的支持。尤其在喪家必須決定如何舉行喪禮或追思禮拜時，神職人員的幫助更是重要。我們可以討論自殺嗎？或是忽略不談？我們又該說些什麼？（不幸的是，有許多神職人員似乎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也許因為自殺事件令人尷尬，許多神職人員試圖說些不能說的事，或掩飾自殺的事實，因為家屬巴不得否認這事實。有些自殺者親友會撰寫小冊子給喪禮主持人和神職人員，讓他們知道自殺者死後，其親友的景況如何，並且建議他們言行舉止該怎麼做，也暗示他們哪些話有益，哪些是無益的。）

伊凡：

我想，到喪家來的人物中，宗教師是非常重要的一角。我一點也不尊敬神職人員，但是他那天來，表現得進退有節。他叫我們坐下，讓我們知道喪禮將如何進行。我發現，有他在，幫助很大。

露絲：

他問我們所有關於貝絲的事情，也讓我們盡情談論貝絲。接著唸誦追思頌文，這頌文令人印象深刻。他在追思文中並未責備貝絲選擇自殺，只是讓大家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沒有用律法的態度論斷自殺。他從貝絲的一生談論一些人生隱喻。我不知道是什麼靈感激勵他這麼說，但是他的說詞很美。
自殺者親友該對外人說什麼？說多少？有些家屬可以告訴親戚們自殺的事實，但是可以對他們的雇主或雇員說實話嗎？在這方面，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想法，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充滿危機感。其中一人告訴我們，他害怕告訴雇主事實真相，因為怕在工作上將從此不受老闆信賴。「我想，他一定會認為我像我（自殺）的兄弟一樣瘋了。」另一位女士則整天在上班時憂慮、涕泣，不知道該怎麼告訴老闆關於家裡有人自殺的事。還有一位則感到憤怒，因為在她告訴老闆兒子自殺的事之後，她的老闆一點也不同情她（「我不知道是因為我老闆對自殺這種事情的態度很保守，還是因為他並不是具有同情心的人，他一直叫我要在工作上全力以赴。」）另一位遺族只說：「你得去上班……如果你夠幸運找得到一份工作的話，你就要去上班。待在家裡，情況只會越變越糟糕！」

溫妲覺得自己特別幸運。

溫妲：

我工作的地方很好，同事也很和善。當我的主管找我到她的辦公室時，我一進去就哭了。部門的主任某天找我到他的辦公室，想跟我聊聊，另一位副主任也一樣找我談。他們人都很好。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跟同事談這件事，新聞媒體又是如何報導自殺的？帕翠西亞對於電視、報紙報導自殺新聞的方式尤其感冒。某一年，在她居住的地方，青少年自殺事件特別多。

帕翠西亞：

我一點也不覺得報導自殺的消息有什麼益處。你要怎麼告訴別人？不了解你的人說了解你；也有人會問：她（自殺者）是不是瘋了？老實說，這只會給人許多其他聯想。我母親自殺那一年，報章雜誌一直在報導有人自殺的消息。我開始懷疑，我母親是不是想到：「嗯，假如他們可以自殺，為什麼我不能呢？」我真的有這種感覺，因為她的問題已經延續十年、十二年了，那一年報章雜誌中自殺的消息甚囂塵上，於是一個月之後，她便自殺了。

媒體公開報導某些事情，導致讀者模仿，已不是新鮮事，模仿的事也只限於自殺。從新聞媒體的報導而來的模仿行為包括強姦、吃迷幻藥、謀殺和種族歧視。無論如何，自殺者親友經常提出這種說法，在魯特杰斯會議上，有許多自殺者遺族堅稱，報章或流行歌曲中隱約提到自殺、連續劇對自殺的浪漫看法，都促使他們的子女自殺。

大眾傳播媒體如何報導暴力行為，一直廣受爭議。從廣播電視或報紙中，得知自殺消息的詳情，究竟是好是壞？這又有什麼差別？帕翠希亞認為，報紙可以報導自殺的消息，但是不要太詳細。其他人則希望詳細報導自殺行為的細節，他們相信：如果你或我讀了這樣的新聞，知道自殺的恐怖，可能就會打消自殺的念頭。這是老生常談，但是不可能藉由隨機問卷而獲得定論。

有趣的是，儘管有許多證據顯示，近年來美國自殺者遺族的人數不斷增加，但是，現在的報紙報導自殺消息的詳細程度和數量，卻少於一百年前自殺事件較少的時代。茲舉數例：

＊一八八二年，六月三日，紐約

惠樂．帕森．海斯珠寶公司職員登頓昨天在西方旅館舉槍自殺。他是亞瑟．米勒的兒子，與父母同住在布魯克林區蒙洛街六十四號。米勒先生昨天表示，他兒子現年三十四歲。他娶了諾瓦克市的喬姆葳小姐為妻，結婚兩年後離婚。登頓離婚後一直意志消沈，但是星期二去釣魚時，看來神情頗為愉快。

這一則出現在《紐約時報》有關登頓自殺的消息，佔了四欄長（一欄寬十公分），那一天的報紙共有八頁。換句話說，登頓是一個無名小卒，《紐約時報》卻以相當大的篇幅報導他自殺的消息。要知道，那年代所有的報紙都在「警政版」大幅報導犯罪新聞，但自殺消息依舊會佔一些版面。《紐約時報》在探討登頓自殺的消息之後，也訪問了他的父親和兄弟。新聞中還詳細報導了他自殺的方法（諸如描述「醜陋的傷口」），以及他留遺言給他兄弟。還有……

米勒先生說，他想不出他兒子有任何自殺的理由。「我兒子沒有財務困境，也沒有任何與女人糾葛的問題。」

這篇文章洋洋灑灑，寫得毫不拐彎抹角，且極盡筆墨之能事大談自殺。該報毫不猶豫地提及相關人士的姓名、地址，且探索自殺的原因。《紐約時報》長篇詳細報導自殺事件的作風延續了三、四十年。令人驚訝的還不在報導篇幅之長，而在於它居然毫不隱藏死者家屬的姓名，也不避諱指稱自殺是一種羞恥之舉。這與當今報紙的作風大相逕庭。固然現在的《紐約時報》還是有許多篇幅報導自殺消息（其日報的版面經常每天都有一百頁之多），但是在昔日「警政版」時代，自殺消息的報導篇幅比較大，採訪的方式也相當不同。今天大部分這類消息的篇幅大都不會超過一或二欄，也不會採訪自殺者家屬，更不會公佈家屬的詳細姓名和地址。更有趣的是，現在的報紙不像早年，不再分析自殺的原因。茲舉數例如下：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九月，第二十九版，（欄寬約二點五公分）

二十六歲的巴基斯坦駐美總領事祕書福特小姐，昨夜被發現陳屍在紐約第五十二東街一百四十號公寓內滿是瓦斯味的廚房。警方還在處理驗屍報告，死因已列為自殺。

＊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欄寬約四公分）

布魯克林區一名男孩因法文課被當，且沒考上布魯克林高工，昨天放學後以狗鍊上吊自殺。…他將自己吊在浴簾桿上。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日（欄寬約二點五公分）

一名二十三歲的紐澤西州男子，昨天早上從帝國大廈頂樓瞭望台跳樓自殺。警方表示，這名男子，哈利山的拉金先生，下午一點以後沿著該樓的保護牆爬到八十八樓，跳樓後跌到東三十三街的人行道上，當場死亡。

粗略地比較這些新聞的處理方式，似乎可以看出，有幾種其實是錯覺：現在的報紙對自殺事件的採訪並不像一百年前那樣惹人注意；減少報導自殺消息似乎並未使自殺事件的量變少；但是，現在的報紙似乎並沒有分析報導目前不斷增加的成人自殺事件。然而，自殺在青少年族群中又是另一回事了。研究指出，青少年自殺具有「叢集（cluster）」效果︱也就是說，當媒體報導青少年自殺時，其他年輕小伙子似乎會當它是一種邀請，而加入自殺的行列。這讓大眾傳播媒體擔負一個超乎本書範圍的問題：媒體到底該對自殺相關消息保持不健康的沈默，或是甘冒可能釀成更多青少年自殺的危險，報導自殺的消息。

對自殺者親友而言，哀痛的時間會過去。喪禮或追思禮拜來了又去。家屬又回復工作。也許一個月過去了，親友開始期待自己可以擺脫混亂情緒，恢復工作。

通常，這種期待不切實際。自殺造成的影響不會這麼輕易消散。許多人心中最早出現且延續最久的問題就是：「為什麼？」當然，大部分人都沒有機會與最親密的親友討論這個問題，並且理出答案。被死者遺棄就好比和某人爭吵，對方留下最後幾句話之後就走。你甚至沒有機會和他道別。

這時期的一個現象是：許多人都深受打擊，心緒難以平靜、張惶失措。事實上，這是一般人遭遇親友亡故時經常會出現的心理反應，不只是自殺者家屬如此，即使是遭遇親友壽終正寢的人，也會有這種反應。你會幻想你所愛的人還在人間。

安瑪莉是三十多歲的婦女，她的兄弟最近自殺。先前，她已因母親精神分裂送進療養院、以及不知生父是誰等事件，生命中蒙上許多陰影。她一直表示，覺得孤單，並說，她兄弟的自殺粉碎了這個家微渺的團聚希望。突然，她停下來，想別的事情。

……我不知道，瘋狂的事發生了，幾天以前，我走路去銀行，看見小鳥在枝形吊燈上。我真的相信那隻鳥是我兄弟，回來對我說：「走下去，安瑪莉，一切都會安好的。」我看見那隻鳥在我四周圍飛來飛去，那一定是他，回來和我說話。

這種特殊的談話內容一直在某個自助團體內持續著，這個團體的自殺者親友有許多很不同的經歷。坐在角落一直沒說話的一位婦女這時開口了。她的女兒五年前自殺，比該團體其他人遭遇親友自殺的時間更早。

……我過去習慣看小鳥，或者我會覺得有人在拖曳東西，我想我是瘋了。我所認識的大部分人都有類似的經驗。滿懷希望的想法。在我眼前的金髮女子奇蹟似的，居然是我女兒。
當然，我現在再也不這樣想。

就是這個時刻，自殺者親友可能開始感覺有必要接受名為「事後處理（postvention）」療法的專業協助。他們可能開始詢問：為什麼他們周圍有許多自殺者親友似乎忘記心中的痛苦，或者對這痛苦的反應變得冷酷無情；為什麼他們可資利用的支援卻彷彿讓他們視所愛的人好像是因車禍而不在人間似的，而不是自殺；為什麼他們對這個危機那麼沒有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