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裡的哲學家》
Troubled Voices : DGnstories of ethics & illness

作者： 李察．詹納(Richard Zaner)
譯者：譚家瑜
書系：Caring 007
定價：260元
頁數：288 頁
出版日期：2001 年 11 月 01 日
ISBN：957301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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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人情義理
書序作者：余德慧(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詹納博士是個相當傑出的現象學家，也是現象社會學大師阿弗瑞．休茲（Alfred Schutz）重要作品的翻譯者。在哲學的論著上，詹納博士的著作相當深入，尤其在探討具體化的現象學方面，甚見功力，可是我第一次讀到他這本《醫院裡的哲學家》的故事式書，相當驚訝，他居然完全放棄哲學的抽象思維，對病床之間協助病人的一些日常倫理故事娓娓道來，而最令我驚訝的是，他居然創造出一種非常新穎的病床心理諮商（bedside counseling）。

三十年前我進入台大心理系就讀，曾經在大一結束那個暑假，與一群刺青的虞犯青年在宜蘭礁溪共同度過二十一天，名之為心理諮商員。我的印象裡，自從那個時候到我拿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之間的十年，我幾乎都在心理病理的文化思維裡打轉，從來沒想到真正的心理諮商可以在病床旁邊，因為心理治療的正統是「到心理世界去矯治心理疾病」，但這遙不可及的夢想，被證明只是幻想，因為許多困厄如果只在單純的心裡邊，藥物就夠了，但是如果心病來自於自己與世界的關係，那麼傳統心理治療能夠做到的，其他民俗的方法也可以做到。

問題在於困厄是多元的，從身體內部的疼痛到自我參與世界所遭受的苦楚，幾乎是一層層的，每一層的病理邏輯幾乎都不一樣，已經愈來愈少人敢大言不慚說那全包式的治療，由於是自我與社會相接觸的領域，更是脫離了傳統科學心理治療的領域，而朝向文化社會哲學的實踐領域，幾乎讓原來發展的專業領域難以想像。

詹納就如此的無意之間踏入這個領域，而他做的正是病床諮商裡有關倫理調適的部分。這部分原本與哲學的倫理學有關，但是最開始詹納並不是從倫理學出發，而是現象學。詹納考慮的是自我與身體之間的具體現象學，在他的《自我的脈絡：以醫學為線索的現象學考察》（The Context of Self: A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using medicine as a clue, 1981 ）一書中，他從生物現象學出發，逐漸展演身體的複式意識（complexure），乃至自我的出現，他界定「自我」是「處境裡的反身運動」（self as a situated reflexivity），以此為基礎，他談情緒、自閉症、抽象態度。自此，他憬悟到直接在病人世界工作充滿生活世界的機遇與哲學思維。

在他所處的現代化醫院，充滿了科技所帶來人倫的省思，可是在裡頭工作的專業人員卻對科技與人倫之間的互動恍若未覺，甚至讓他覺得，有許多人倫社會裡相當基本的東西，在這些充滿知識的專業人員的腦袋裡，居然是一片空白，所以在處理這些人倫之事之餘，他笑自己是沒有知識的有識之士。

受了詹納的影響，我開始反省台灣的心理治療處境。多數學院派的臨床心理知識與多數醫學知識一樣，總是敏銳的抓住問題，尋求技術的解決，可是卻缺乏人文社會的見識。心理諮商與治療引進台灣至少三十年，也在教育系統建立諮商制度，在醫院系統建立診療機制，可是幾乎無法在文化社會系統生根。主要的問題在於異文融接的部分出了問題，也就是早期台灣的輔導學界提出本土化的問題。可惜，三十年下來，西方輔導的「異文」與本土的「本文」還是扞格不入，一方面是本土的傳統助人系統（宗教、互助會、親屬、同誼等）的核心價值與西方的文化價值兜不在一起，各有各的堅持，個人只有在孤伶伶的情況才會找西式的輔導，甚至跟西方社會一樣，只有具備相當的教育程度才能從諮商的過程獲益；另一方面，輔導或心理治療專業有自己的基本專業思維，不輕易與民間知識妥協。可是，詹納的做法卻超越了這些矛盾，他直接跳過醫療專業，將醫療所帶來的人文問題放回到人情義理來解決，這點給我甚多啟發。

在前年（一九九九年），我與慈濟醫院心蓮病房的前任居家護理師秀如也做了一些改變。本來心蓮病房常有妻子陪著丈夫住院，妻子獨自為丈夫打點一切的過程，有時會傷心掉淚，因此志工多半會陪著妻子走過這段艱辛的歲月。等到丈夫去世之後，妻子往往陷入許多生活難題，例如青少年子女在沒有父親的管教之後，不唸書、夜不歸家或放蕩於朋儕之間，或者婆媳不和，乃至家計發生困難。但是，由於受到心理學悲傷輔導理論的影響，我們到寡婦家裡做「悲傷輔導」，往往把重點放在狹義的悲傷抒解，對寡婦們的生活倫理品質看做無關緊要。後來有位老姆媽在老伴去世之後，又認識一位阿公，兩人相談甚歡，這卻引起老姆媽的兒女不高興，一則他們認為「媽媽不是很忠於老爸」，一則擔心這位阿公「心懷不軌」，想趁機拐騙老姆媽的財產。我們去看老姆媽的時候，老姆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著兒女的不諒解，而另一方面，她的兒女也抱怨老姆媽「老番顛」，臨老談什麼戀愛。有了詹納書中的鼓舞，我們乾脆做起「倫理的調解人」，坐在客廳把老姆媽與她的兒女聚在一起，談個明白，而且就事論事，把心中不說的疑慮說清楚。我們發現，倫理的調解遠比任何心理諮商有效，因為許多心結並不是心理的，或者只是藉著心理表達，但關鍵卻在日常生活的倫理義理裡頭。

日常生活的倫理義理並不是理論，也不是純粹內心的事物，而是活生生的現實，在倫理的義理裡頭，有人死死要守護的東西，如自尊、面子、價值，有他們生命防線裡的底線，有他們在生活裡的堅持與不堅持，這些義理從來就是牢牢地長在生活裡，不假外求。如果我們硬把諮商理論套在他們的生活義理，那絕對是格格不入。例如，有個寡婦的孩子，自從父親去世之後，就不喜歡待在家裡，也對家人沒有好臉色。如果用我這個心理病理的大腦來想，八成我大概會想到一些敏感的東西，例如這十六歲的男孩害怕自己必須取代父親，成了寡母依賴的對象，甚至產生亂倫的錯覺。即使這個理論是對的，依照生活義理來說，這也是「不可說、萬萬不可說」的話，因為生活義理涉及面子，也涉及生活裡互相對待的分寸。我與這個寡母聊天，並不去碰這種西式的想法，反而把焦點放在家庭的氣氛。我們談父親去世以後家裡的客人來訪的情況，以及以前父親還在的時候，來訪客人都做什麼。寡母提到以前客人會在圓桌泡茶，但自從父親去世之後，圓桌被搬到角落，泡茶也沒了，「因為婦女人家跟男人家泡茶總是不像樣」。於是我們聊到風水，總覺得家裡有點「冷灶」，跟父親在的時候不太一樣。我也談到，孩子很敏感，家裡一冷清，就喜歡往外跑。那個寡母立刻同意，想把圓桌、茶具再搬回來，家人恢復泡茶。

「泡茶」這件事其實是這家庭很重要的氛圍，意味著家裡恢復生氣，也意味著父親的「音容宛在」。許多西方的悲傷輔導理論主張，停止悲哀最好的方法是徹底地與逝者說再見，從此毅然獨自向前行。可是在台灣（乃至整個華人社會）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任何屋子都充滿逝者的味道，神桌上有祖先牌位，處處有逝者的遺澤，我們往往透過香火一線的聯繫，把逝者緊緊地摟在懷裡，才是心中最大的安慰。有一位寡母說，每當撫育幼小兒女辛苦不堪，就會想到死去的老公，忍不住就哭起來，可是很奇怪，每次哭泣的時候，就會在依稀之間聽到丈夫喃喃的低語，彷彿就在身旁；於是她又振奮起精神，「與老公一起把養育幼兒的擔子扛起來」。

當然，人情義理絕非有固定的一套東西，往往因處境而異。病床諮商並不在於提出一套辦法來協助病患，而是透過與病人或家屬的摸索而使得某些困境得以開朗。每個病人出現的問題都是特例，應該單獨考量，而對病床諮商者來說，每次具體的案例都會引導我們省思人性與處境的複雜性，從而對生病處境有更深刻的瞭解。

有一次我在心蓮病房對護理人員上課，談詹納的倫理諮商。大家都同意，其實稍微在病床邊為病人及家屬做一點人情義理的功夫，可以造成很大的差別。可是，我看著這一群可愛的年輕女孩，心想她們除了需要在醫療技術增進之外，我還能為她們做點什麼？本書的出版，我想將之推介給病床第一線的工作人員，也許她們因為學到詹納的例子，懂得為病人帶來不一樣的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