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吶喊：法農肖像》
Frantz Fanon: Portrait

作者： 艾莉絲˙薛爾齊（Alice Cherki）
譯者：彭仁郁
書系：Master 029
定價：400元
頁數：416 頁
出版日期：2008 年 03 月 14 日
ISBN：9789866782268

特別推薦：王浩威、呂旭亞、孫大川、廖咸浩、陳芳明
-----------------------------------------------------------------------------------------------
來到布里達之前的法農（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年輕法農來說將是個決定性的轉捩點。一九三九年末、一九四○年初，海軍上將侯貝爾譯註9與法國海軍艦隊從布雷斯特抵達法蘭西堡，他們的來臨震驚了馬提尼克人民，並使法農從相對而言無憂無慮的童年，猛然跨入斷裂的青少年期。多年後，在撰寫〈安的列斯非洲人〉一文時，他將明確地述及這個轉換。曾經參與這個世紀大部分鬥爭的馬提尼克律師，亦是弗朗茲˙法農同代人（或更確切地說，長他三歲，在那個年紀，這個差別不算小）的馬歇爾˙孟維爾，確認了這點。

孟維爾原是法農兄長裘比在薛爾歇高中的同窗，但真正與他漸生默契的卻是較年輕的法農；二人藉由運動、尤其是二人皆擅長的足球而結下情誼。儘管後來相隔二地，這份友情一直延續到法農過世。

當身為共和國高級專員、日後將投靠裴堂旗下的侯貝爾上將於一九三九年十月抵達馬提尼克時，孟維爾和死黨墨柔爾（Mauzole），以及後來入夥的艾德華˙葛利松（Edouard Glissant），都已是薛爾歇高中新任哲學教師塞杰爾的學生。法農雖然還不到可上哲學課的年齡，然而透過朋友們，他間接、但熱烈地參與了這場對他們而言──套句孟維爾的話宛若「新生」的盛會。

一九三九年九月，法農十四歲。對於他、和其他跟他一樣受到法蘭西堡資產階級保護的孩子們來說，生活並不困難。當然，島上住著掌握所有地方資產的白種克雷歐人的後裔貝克人，但他們人數少，不過二千人左右，況且他們有自己的生活範圍。當然，相對於這些「十家人」註7，自己身為次等公民的意識是存在的，但這舊殖民時代的印記並不影響日常生活作息，他照樣讀書、運動、探索青少年的新世界，同時不忘遵守家中訂立的嚴格規範。

第一次決定性的斷裂經驗，就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隨著對裴唐忠心耿耿的侯貝爾上將和一萬名海軍的到來而觸發。在這些年輕男孩的眼裡，海軍艦隊威風凜凜、英姿輝煌，當他們閒步在薩萬納小徑上時，談話的主題總繞著艦隊打轉。聽說，這個艦隊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潛艇」蘇兒酷夫（Surcouf）號，另外，還有艾米爾－貝兒挺（Emile-Bertin）號，和航空母艦倍安（Béarn）號。

在薩萬納小徑上，男孩們議論紛紛：原則上，上將之所以離開布雷斯特，是為了從德軍手中解救一部分法國海軍艦隊，而且，艦隊上運載著法國的全部黃金。除此之外，艦隊還曾逃過美國的魔掌。當時，美國在安的列斯群島可謂聲名狼藉。話說，艦隊曾被迫在紐約做中途停靠，若不是上將下令趁著黑夜離港，他們也許根本無法航向法屬加勒比海。這結論讓這些馬提尼克青少年深感驕傲。然而很快地，他們被迫面臨一個直接且暴力的經驗的衝擊：海軍艦隊士兵的種族歧視與輕蔑；這份輕蔑，混合了白人對當地居民慣有的鄙視，和士兵在征服領地自然展現出的傲慢。

除了毫無掩飾的種族歧視之外，軍人和當地居民不平等地承受著島上極嚴苛的物資缺乏問題。安的列斯群島和法國本土完全斷絕聯繫，只能憑仗當地的資源過活；而北非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二年間，也面臨著相同的處境。居民必須自己製造食鹽、提煉椰子油，僅以木薯粉和從瓜德路普島運來的香蕉充飢。本地居民亦無肉可食，因為所有的牛肉都以天價保留給侯貝爾艦隊的白種軍人。據說，那時連製造棺材的木頭都不夠，死者只以床單包裹，草草埋葬，完全不符合天主教習俗。最後，馬提尼克的許多年輕女孩，都教法國海軍軍官和士官們「逮住」。為此而受到斲傷的不只是親情、友情，更是愛情。

這便是許多馬提尼克青年投入叛離運動的開始，他們試圖從北邊的紅界（Borne Rouge）或南邊的聖路西（Sainte-Lucie），前往反納粹的多明尼加和加勒比海英語系國家。失怙的孟維爾，因是八個孩子當中唯一的兒子，便答應了母親留下來。反之，一九四三年一月，才不過剛滿十八歲的法農，在長兄菲利克斯結婚的那一天，於婚宴進行中不告而別，離家加入叛離運動。事前，他在父親的櫥櫃裡偷了兩塊布料變賣，以換取足夠支付蛇頭的錢。這些蛇頭專靠幫人安排渡海至多明尼加而致富。法農就此啟程，到多明尼加接受三、四個月的訓練。

在這段時間裡，馬提尼克成為人民起義、反抗侯貝爾上將的主要地點。反叛行動受到一位戴高樂派系的上校圖爾鐵（Tourtet）的支援，他旗下的陸軍部隊，主要是由安的列斯士兵組成。結果，那位裴堂派系上將急忙下令艦隊起錨而去。離去時，並未對岸上麇集的群眾射擊。

當戴高樂派遣一名將軍至法蘭西堡以重建共和法制時，圖爾鐵上校組織動員馬提尼克、瓜德路普及圭亞那士兵，集結成法國自由部隊志願軍，名之為「第五軍團」。法農於是自多明尼加返回，加入自由部隊。

已於一九三九年出版《返鄉筆記》的塞杰爾，這個時候還是高中老師，他試圖養活一本曾在一九四三年被侯貝爾上將禁止的雜誌，《熱帶》（Tropiques）。高中老師們對於學生加入第五軍團的舉措，並不十分贊同。其中一位曾對學生說，這場戰爭不屬於他們，又說：「就讓白人們自相殘殺吧，這樣對黑鬼更好。」對此，法農高聲辯駁道：「每當人類的尊嚴和自由受到質疑時，就一律與我們有關，不論是白人、黑人或黃種人；而每當人類的尊嚴和自由受到威脅時，不論身在何方，我都會義無反顧地投入戰場。」

孟維爾記得，當時法農的母親艾蓮歐諾爾非常擔憂，她把小法農託付給大馬歇爾，彷彿法農是個可任人監督的青年。如此，便開始了一連串介於理想和日常現實之間的斷裂，一邊是理應處處平等的人類尊嚴，另一邊是深嵌在日常現實中，正常而必然的種族歧視和族群分裂。在這年輕的志願兵軍團中，匯集了各個社會階層。許多士兵隸屬於馬提尼克的青年菁英階級、名家之後，有的已通過高中畢業會考，有的還在就讀薛爾歇高中。但其中亦有漁民或蔗農之子。全都一同上戰場、反希特勒，要去解放希特勒以種族優越之名欺壓、奴役的歐洲人民。

第一次失望，就發生在啟程當天。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部隊原本應在盛大的軍禮榮光中與家人道別，浩浩蕩蕩地出發。但實際上完全不是那回事。暗夜裡，這些年輕人像偷渡客或痲瘋病人似地被趕上奧瑞崗號，且大部分都被安排在貨艙裡。對這些為了保衛自由而離家的年輕人來說，這是個痛苦的經驗，更何況，遙遠但真實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船的陰影，仍在他們腦中飄浮。清晨，年輕的法農登上甲板大喊：「這艘船應該叫做班佛拉！」

軍隊途經百慕達群島，然後抵達卡薩布蘭卡。跨海的旅程和初見摩洛哥城的新奇，令感官為之驚豔，心情藉此稍得撫慰。但很快地，第二次失望經驗接踵而至。首先在卡薩布蘭卡、隨後在葛爾系夫（Guercif）集結的部隊，形成一座如假包換的巴別塔。舊殖民地（安的列斯群島）的志願兵被融入歐洲志願兵的行列；塞內加爾步兵與原籍非洲的黑人士兵被編為一組；摩洛哥步兵營，主要由摩洛哥山民組成；另外，還有阿爾及利亞步兵，和定居北非的法國人；最後，則是那些逃離法國的志願軍人。然而，在這四海一家的表象之下，卻樹立起截然分明的位階，居於最底層的，是塞內加爾步兵。這位階甚至顯現在營帳與住所的分配和舒適度上。

這些安的列斯青年被歸類為「歐洲人」，配戴橄欖軍帽，有別於他們頭戴紅直筒帽的非洲夥伴。那些進營區前忘了戴上帽子的人就慘了！由於膚色的緣故，他們立刻就被粗暴地驅向其他營帳，屁股還挨上一腳。法農和孟維爾都有過這樣的經驗。

當戴高樂派遣一位原籍圭亞那的代表到阿爾及利亞諮詢國會視察的時候，墨柔爾－孟維爾－法農三人組，大膽前去申訴部隊中位階歧視的實情。被指認為「知識份子」的三人，被派遣到布吉的海軍軍官學校。這是長途跋涉、邁向等待解放的法國的第一站，也是和阿爾及利亞的地與人初遇之地。

法農無法接受土著兵到擱置於軍營前的剩餘食物堆裡翻找。每當朋友在遠處慫恿他，他總是高聲呼喊：「這是人類尊嚴的問題。」一九四四年六月，這些「海軍官校學生」從布吉移防到奧蘭及附近區域，以預備登陸法國南方。在這段短期駐留的時間裡，與當地居民接觸的機會並不多。然而，即使透過軍隊看見的北非面貌，時而曖昧、時而真確，這些短暫逗留的日子，卻在每個人心中烙下長遠的印記。

航程繼續，部隊所經之路，與一般所知的法國自由部隊──或更確切的說，即來自北非的第二裝甲師──的行程相符。法農和他來自安的列斯的朋友們，一同參與了登陸聖托培的行動，並在此地停留數日，期間，一部分兵員奉命去看守被遺棄的農舍。法農被派到保羅˙布爾傑的農舍裡，當然，農舍主人不在。婉拒了朋友們所有的活動邀約，他把時間都花在書房裡。不僅閱讀書籍，亦讀書中的題獻，並在襯頁上加注自己的署名評論。

很快地，部隊再度啟程。

法農和他的二個伙伴都隸屬於正沿著「拿破崙公路」北上的部隊。當部隊在杜省（Doubs）靠近蒙貝利亞（Montbéliard）一帶迎戰敵軍時，法農的背部受了傷。但他急於歸隊，拒絕在醫院滯留。一九四五年一月，當大部分膚色或多或少深黝的「從殖民地來的人」，在一次「法國自由部隊漂白行動」中，被要求留在南方時，只有八個安的列斯士兵受命和其他法國士兵一起北上「寇爾馬袋形陣地」（ poche de Colmar），參加亞爾薩斯戰役。當務之急，是向同盟國證明參與法國解放之戰的是貨真價實的法國士兵。雙方的激戰和寒冷的天候讓士兵們吃足苦頭。

在年輕的弗朗茲˙法農士兵寫給雙親的一封信裡，我們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心境。他或許將要死去，但並不是為了一個正義而高貴的使命，他信中寫著：「我離開法蘭西堡已滿一年。為了什麼？只為了保衛一個過時的理想[...]。我懷疑所有的事，甚至包括我自己。假如我回不來，假如有一天你們得知我在和敵軍作戰時死去，請你們好好安慰自己，但千萬不要說：他是為了美好的使命而死去的[...]；我們不應該再任由自己受到這種虛假意識形態的啟發，因為，這不過是把俗世化原則當成宗教般遵奉的基本教義派人士和那些愚蠢政客的擋箭牌。我錯了！在這裡，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正當化派我去捍衛農舍主人利益的匆促決定，更何況就連他自己都不在乎。[...]明天，我自願參加一項危險性極高的任務，我知道我是回不來的。」

這一封法農在青年時期寫下的久久未曾出版的信，已經指出他短暫生命中種種持久不變的特質。除了無時無刻盤據他生命的、對生死的悲劇性感受之外，信中已流露出他那持續擺盪的心境：在對人們徹底失望的同時，卻又不斷地繼續相信人、甚至愛他們；在對政客保持戒心的同時，卻仍然不顧一切地為理想獻身；在以今天被稱為拒絕順從的公民號召行動大聲地說「不」的同時，又一面尋找說「是」的機會，以求建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