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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學家的面相術》

《說謊》

《大圓滿》

《108問,與達賴喇嘛對話》

 

《心的自由:達賴喇嘛vs.艾克曼談情緒與慈悲》(已絕版)
Emotional Awareness: overcoming the obstacles to psychological balance and compassion

作者: 達賴喇嘛 & 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
譯者:
江麗美
書系:Holistic 060
定價:350元
頁數:288 頁
出版日期:2011 年 05 月 13 日
ISBN:978986611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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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引言  保羅.艾克曼

  情緒將我們生存其中的大千世界結合在一起,也會將它們區隔開來,情緒會激發我們最善與最惡的行為,無論在個人或全球的世界。情緒可以讓我們在緊急時刻迅速採取行動,性命因而得救。然而,有時我們表達情緒的方式,也可能傷害自己和我們關懷的人,使彼此的生活陷入愁雲慘霧之中。沒有情緒,就沒有人會逞英雄,沒有同理心或慈悲心,但也不會有殘忍、自私或怨恨。達賴喇嘛和我匯集不同的觀點—東方與西方,心靈與科學,佛教與心理學—設法理清這些矛盾之處,照亮一些道路,讓平衡的情緒生活與慈悲心能夠行遍全球。
  達賴喇嘛是一個千年宗教傳統的領袖,以及一個流亡民族的領導者,在他的藏族同胞心目中,他的地位有如神祉。他是這世上倡導非暴力的最主要代言人,曾經贏得一九八九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以及二OO七年的國會金質獎章(Congressional Gold Medal),那是美國政府頒給平民的最高榮譽。
  中國政府在一九五O年占領西藏,而他則是不時遭到中國政府領導人的公開指責與蔑視。然而他並不只是一個宗教與政治領袖:他在西方國家的聲名如日中天,逼近搖滾歌手。他寫過好幾本暢銷書,而且幾乎隨時都在各國走動,四處演講,啟發成千上萬的人。他還很喜歡把現代科學的發現,和佛教的世界觀相結合。在我們的對談中,可以明顯看出,他認為自己最主要是個佛教的出家人,同時也是將佛教思想傳達給世人的詮釋者。他認為這世上有許多問題將我們分隔開來,而他相信佛教的智慧提供了一個道德架構,透過這個架構,這世界會比較有能力處理那些問題。
  我是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 School of Medicine)的名譽退休教授,用了四十多年的時間確立人類的普遍情緒行為,詳細標示臉部表情,發現我們的舉動可能如何揭露自己的謊言,並提出理論說明情緒的本質,以及人們為什麼說謊,在那些時候會說謊。這項研究重新喚醒科學界對情緒與欺騙的興趣。我寫過或編輯過十四本書,其中五本的讀者是普羅大眾,包括《揭開臉部的面紗》(Unmasking the Face)、《人之面》(Face of Man)、《說謊》(Telling Lies)、《孩子為什麼說謊》(Why Kids Lie)、以及《心理學家的面相術》(Emotions Revealed),在我的學術生涯當中,我致力研究達爾文在情緒表情方面的著作,而成了這方面的專家。
  我的作品引起各界廣泛的興趣,從動畫工作室到警察局都有,現在我在經營一家公司,設計互動式訓練工具,增進人們對情緒的了解,以及辨別真相。我也為政府的若干反恐機構提出建言。我是個猶太人,卻不奉行猶太教,我對佛教抱持懷疑的態度,就跟我對任何宗教一樣。我畢生都是個行為科學家,開發具體客觀的方法去研究人們向來認為是軟性現象的情緒表現。
  儘管我們有所不同,卻在彼此的觀點之中發現了重要的共同點。我們同樣致力於減輕人類的痛苦,都有迫切求知的精神,也確信我們極可能互相學習。我們花了將近四十個小時對談,探索各種議題,這些對話也使我們發展出堅實的友誼。我們數十年來的思想與工作截然不同,卻共同關切人類與社會的福祉,於是我們在這最接近又最遙遠的關係之中,一同努力,尋找了解自我的新構想與新方法,找出改善世界的實際步驟。

*

  我在公元兩千年初遇達賴喇嘛,當時我參加一個小型研討會,位於科羅拉多州波德市的精神與生命研究所舉辦了這場研討會,主題是破壞性情緒。1印度的達蘭薩拉(Dharamsala)是達賴喇嘛在流亡中的居住地,從一九八七年起,該研究所就帶著科學家到該地舉辦研討會,探討各種科學主題。在二OOO年的研討會中,我是六名與會科學家之一,和達賴喇嘛對談超過五天。
  我負責呈現達爾文的情緒觀,並說明情緒表現的普遍原則與生理機能。達賴喇嘛和我各自代表著南轅北轍的智識傳統,但是或許是因為我們同樣的愛玩,也充滿好奇心,同樣致力於減輕人類的痛苦,或是確信我們極可能互相學習,因此我們兩人立即發現彼此非常的投契。
  在接下來的幾年之間,我另外和一群科學家,一同參與了三次達賴喇嘛的研討會。此外,在二OO四年,有一項座談會「開放心靈」(Opening the Heart)在加拿大卑詩省的溫哥華舉行,當時我是聽眾,而達賴喇嘛則和若干宗教領袖一同到場發表講話。這些宗教領袖一一致辭:屠圖主教(Bishop Desmond Tutu)談到他的宗教如何幫助他開放心靈;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瓊安.阿契柏博士(Dr. JoAnn Archibald)談到她的宗教如何開放她的心靈;伊朗人權律師艾巴迪(Shirin Ebadi)女士和撒羅米拉比(Rabbi Zalman Schachter Shalomi)也都談到他們的宗教如何開放他們的心靈。法王最後發言。
  他環顧之前發言的每一位人士,粲然笑道:「但是宗教往往會讓這世界分裂。讓我們結合的,是我們的感情。我們都想要擁有快樂,減少痛苦。」我暗自思量,完全正確—但是感情也會分隔我們。
  我在離開溫哥華的會議之際,心中想著達賴喇嘛的說法,以及它所引出的有關情緒本質的議題,我認為這些議題值得更進一步探索。他說感情是我們所共同擁有的,但他沒提到感情可能如何將我們隔離,以及如何使我們發生衝突。我耽心的是,也許四年前我那關於情緒的演講把事情太過簡化了。於是我開始列出未探索的問題,其中有些重點是,藉由情感的結合本質,來減少我們之間的分歧,其他的重點則是降低情緒為生活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最初的大綱就寫了二十頁。
  我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傳統—西方的心理學和佛教哲學—因此我覺得如果能夠來回討論,將可以在兩人之間點燃新的思想,受到這個感覺的激勵,我去找來兩位同事,請他們表示意見,因為我們曾經在二OOO年精神與生命研究所的研討會上相遇。其中之一是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馬修在一九七二年取得生物學的博士學位,卻選擇離開學術界,而成為一個藏傳佛教僧侶,並成為知名的作家與哲學家。2他在尼泊爾的協千寺(Shechen Monastery)住了三十幾年,擔任達賴喇嘛的法文翻譯。
  馬修是我家的常客,他同意在一系列的實驗當中,讓我們針對他的臉部表情和生理機能進行科學研究。3同時我將大綱寄給艾倫.華勒士(B. Alan Wallace),他從一九七三年便已成為持戒比丘,在完成學業離開佛寺返美成婚之前,都和達賴喇嘛一同研究。艾倫有許多關於禪學的著作,並創立非營利的聖塔巴巴拉意識研究所(Santa Barbara Institute for Consciousness)。他也成為我的好友,過去曾經在我的一項研究計畫裡,負責禪修訓練。馬修與艾倫都為我的大綱加枝添葉,且催促我透過達賴喇嘛的辦公室和他聯絡。
  我知道達賴喇嘛的時程總是滿檔,而這些問題得花上十到十二小時的時間,因此我不很願意提出這項請求。但我還是將大綱寄給圖登金巴(Thupten Jinpa)博士,他也曾經出家,達賴喇嘛在印度之外的國家時,金巴都擔任他的英文翻譯。金巴是個友善溫和的人,很容易和他建立起親切的關係。寫給他的信裡,我問他,我在大綱裡列出的種種議題是否夠重要,值得和達賴喇嘛進行一場單獨對談。金巴的反應很熱絡。他也建議其他應該納入的議題,並主張一場為期三天的對談。接下來等了十四個月,達賴喇嘛的日程表才空出時間來。
  由於金巴的毅力,二OO六年四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的周末,達賴喇嘛和我促膝長談十一個小時,密集探討我那二十四頁有關情緒與慈悲的問題,以及許多在對談中,自然衍生與意外出現的問題。結果這成為我們三段對談中的第一段,我們在十五個月的期間,一共進行了三十九個小時密切的交談。
  我們的第一次對談是在一座農場上舉行,農場位於伊利諾州的利伯蒂維爾鎮(Libertyville),主人是領導凱悅公司(Hyatt Corporation)的普立茲(Pritzker)家族。在那豪華的客廳裡,牆上裝飾的是據稱全美國最精美的個人典藏亞洲藝術作品。我坐在達賴喇嘛左首的位置。較貼切的動詞是「暫棲」,因為我始終坐在椅子的邊緣,在對談中,都是彎身向著達賴喇嘛。面前咖啡桌上的是我準備好的二十四頁大綱,大綱旁邊是我在討論進行中,一面發給大家的一些講義,在本書的正文裡,它就寫在我們的對話旁邊。我們討論大綱裡的每一個項目,還有許多其他的議題,有些是直接有關,有些則是太過迷人,非談不可。
  我們在考量對方的思想背景之下,重新組織自己的思維,我們顯然都覺得這個挑戰很刺激,因此全神貫注勢所必然。但我們還帶著熱誠與喜悅,我們的聲音慷慨激昂,不時拊掌大笑。我們帶著高度成熟的觀點來到桌上,而這些觀點是來自完全不同的根源,兩人都是各別領域的頂尖人物。我們也都知道很可能再也沒有這種機會:在我們對話的當兒,達賴喇嘛已經七十一歲,而我則是七十二。
  我們決定更進一步貢獻三天的時間,進行密集討論—這是我從來沒和任何人一起做過的事,而且據說對達賴喇嘛而言,也很罕見—這時候我們已經明白,在先前那一次較為公開的研討會上,我們就感覺到彼此的心靈契合。二OOO年的研討會之後幾天,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在心裡浮現,彷彿許久之前就已經認識達賴喇嘛。達賴喇嘛也感覺到我們之間的氣味相投。在他的《相對世界的美麗》(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一書中,他寫道:「我立即對他產生了一種親切感,而且感覺到,在他的作品裡面,有種真心的道德動機,人類如果能夠更了解彼此的情緒本質,以及它們的共通性,也許就可以培養出較親密的家人一般的關係。」在接下來的句子裡,他穿插了一個笑話,那就跟他所有的笑話一樣,重複述說一些真理:「還有,保羅說話的速度正好可以讓我聽懂他的英文,毫無困難。」
  由於達賴喇嘛是個世界性的宗教領袖,尤其是一個政府領導人,同時生命又遭受威脅,因此可以預期,我們並不孤單。在入口處坐著一個美國國務院的護衛,而且這個位置每三十分鐘換一個人。其他保護人員則是層層環繞著整棟房屋;一輛汽車在前門二十四小時待命,以防萬一需要急速撤離。房間的另一端,四十呎之外的地方,有個西藏流亡政府的隨扈從一座高高的陽台俯瞰下方。
  達賴喇嘛的右邊坐著我在這項工作中的盟友—圖登金巴,他是會議的翻譯,旁邊則是另一位藏人多傑.丹杜格西(原文:Geshe Dorji Damdul,格西一詞意指一位研究藏傳佛教的學者,其程度已經達到相當於西方國家的博士學位)。在我們的討論裡,達賴喇嘛偶而會問到,我的說法和西藏的學術有何相應之處,多傑便會回答他。他的英文很流利,也不需要翻譯便能夠了解我的意思,但他和達賴喇嘛會直接以藏文對談,而且如果不需要他說話,他絕不開口。
  這場對談還有數位人士在場,包括達賴喇嘛的美國醫生貝瑞.克辛(Barry Kerzin),他在三年前才受戒為比丘,以及他私人的藏人醫生曾丹.沙多查醫師(Dr. Tsetan Sadutshang)。兩位醫師到場的原因,都是因為對這個主題感興趣,而不是耽心達賴喇嘛的健康;前一天他才剛在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做完例行的健康檢查。在那個大房間的另一端,相距二十五呎處是我的家人,兒子湯姆.艾克曼,他剛從法學院畢業,以前沒見過達賴喇嘛。我的妻子瑪琍.安.梅森(Mary Ann Mason),當時她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研究院院長,二OO三時,我應邀做為達賴喇嘛演說時的聽眾,她也陪同出席(做為安靜的旁觀者),當時我提出科學研究的問題和達賴喇嘛討論(聚精會神於吐納的禪坐為什麼有益情緒?);還有我的女兒伊芙.艾克曼(Eve Ekman),她是一位藝術家,也是作家,同時還擔任社工,二OOO年我初遇達賴喇嘛那個為期五日的研討會上,她也曾到場旁觀。
  一行人中的最後一位是克里夫.沙隆(Clifford Saron),他是一位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超級科技」,也是我個人的朋友。克里夫對大腦和佛教的了解遠勝於我,他應邀負責基本的高品質錄音工作,在休息時刻,還要提供建言,讓我在提出有關佛教的問題時,能夠有正確的用語。
如此這般日日討論我無時不在思考與撰寫的議題,而且大多是在對談,而非辯論,這樣的經驗真是筆墨所難以形容。
  如我所願,有些來來回回的挑戰,但也擦出了一些新的思想火花,那是未曾在我的思維之中出現的。當一個新的思想成形,我總是雀躍不已,但是這回激奮的情緒倍增,因為我對佛家的思想所知更多,也更加認識這個傑出的人,同時在我們的討論過程中,見識到他的想法如何發生改變。如果要說我覺得很「亢奮」,那也只能片面形容我在事後的感受;「滿足」也一樣只捕捉了一部份。我絲毫不感疲憊,雖然我覺得這不會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討論,卻也沒料到,這不過是在接下來這一年之中,兩人共處時刻的不到三分之一。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把錄音帶放給一群對這主題感興趣的同事與朋友聽,他們針對他或我說的話,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使我更清楚看到,我需要和達賴喇嘛再次相見。4一年之後,我們在印度見面,那是在二OO七年的四月裡,一項為期五天的研討會,由精神與生命研究所主辦。達賴喇嘛在他的著作《相對世界的美麗》(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裡,描述他和許多科學家的會面,以及他從中學到什麼。在那次的研討會裡,應邀的每一位科學家都必須說明自己對這本書的看法。
  在那次研討會的休息中途,我和達賴喇嘛二度會面討論,每次一個半小時。這些私下的對談都在一個小房間裡進行,那個房間是用來和個人或小團體會面之用;唐卡*(thangka)覆蓋牆面,室內也有冷氣。(達賴喇嘛的僧袍雖然比傳統的西服透風,他喜歡的溫度還是比我冷得多。)在這些私下的會面裡,他一如往常脫掉鞋子,盤坐在椅子上。我們坐得非常靠近,而且沒有人靠著椅背。有人警告我,如果他倚椅而坐,就表示他已經對你失去興趣,但是這種情形未曾發生。
  多傑.丹杜格西加入我們的討論,協助翻譯,有時也加入對話。他們兩人偶而會陷入長長的藏語對話,試著判斷我的科學觀點和佛教經典是否有任何吻合之處。談話結束時,我表示我預備將對談的許多內容剪接到我們的原始對話裡,那麼我們這些進一步闡述之後的觀點就會是讀者需要的樣貌。我提議將整理之後的正文交給金巴,他可以用來做為校對之用,但我想知道在我將草稿送交出版商之前,達喇嘛是否希望先看一遍。「作者是誰?」他想問清楚。「達賴喇嘛與保羅.艾克曼,」我回答。於是他說,他會邀請我再次回到印度,將整本草稿大聲唸一次給他聽,那麼他才能夠進行修改,並加以闡述。
  這點出乎我的預期。我已經答應要在數星期之後走一趟歐洲,而且此行無法取消。後來,有一位達賴喇嘛的經理人要我不用耽心:我必須等待至少一年,因為在達賴喇嘛的行事曆裡,還找不到這樣的空檔,因為閱讀與評論的時間很可能要花上一個星期。金巴也參與了這項討論,他聽見我們的對話,再次以本書的支持者介入,表示不該延遲本書的出版。因此在二OO七年六月,我再度前往印度,就在季風季節開始之前。我們接連五天,每天見面五個小時。充滿喜悅,卻也令人筋疲力竭。

*唐卡是一種繪製或刺繡的佛像卷軸,懸掛在佛寺或民宅的佛堂,喇嘛在祭典中也會手持卷軸。唐卡繪畫起初風行於遊僧之間,因為卷軸易於卷收,因此方便在寺廟之間雲遊。唐卡是重要的教學工具,它們是用來描述佛陀、重要喇嘛、神祉與菩薩(Bodhisattvas)的生平。佛教徒相信這些卷軸是神的體現。

  這一次有另一組人旁觀參與。伯納.席夫(Bernard Schiff)博士是一位退休的心理學家,也是一位摰友,他負責朗讀先前討論中的我的談話部份。我以為他也可以運用他的兩種背景,給我一些有用的建議,結果卻發現我太過投入,而根本不需要任何建議。伯納有機會和達賴喇嘛會面,感到由衷的喜悅,卻有時稍感沮喪,因為他無法參與,而只能當個讀者。我負責朗讀達賴喇嘛發言的部份。幾乎每一頁的朗讀都會被他或我或兩人打斷,以提出問題,或更進一步闡釋。
  達賴喇嘛的哥哥也到場—他偶而也對我們的談話表示意見—還有他的公子。有位來自附近的辯證研究所(Institute of Dialectics)的西藏學者也到場,以便解決有關佛經中的任何不確定的問題;他在我們朗讀的過程裡,始終不用英文談話。這最後幾天的會談為本書增添了極有價值的另一個三分之一,並且讓我決定用主題來重新組織最初的討論,將我們考慮到的每一個議題編織在一起,無論是在第一、第二或第三次的對談。它們也幫助我找出對話中,除了達賴喇嘛和我的互動之外,有那些部份還需要更進一步說明,才能使內容更加豐富,這些就是後來加上的註腳(介紹或解釋佛教或科學名詞,或指出提到的某位人士),以及來自一些佛教思想家的評論,包括多傑.丹杜格西與禪學老師瑪格麗特.谷倫(Margaret Cullen)與艾倫.華勒士(B. Alan Wallace),還有其他的科學家,包括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理察.戴衛森(Richard J. Davidson)、瑪格麗特.凱曼妮(Margaret Kemeny)、羅伯特.萊文森(Robert Levenson)及克里夫.沙隆。
  我在談話中,會試著清楚說明那些論點是基於科學實證—我自己或旁人的研究結果。但是我們思考到的許多最有趣又最重要的議題都還不涉科學。因此我邀請其他科學家,用他們的觀點來評論一些議題,以及從我們的討論中,發現一些和他們的工作相關的問題。我相信我的想法都是根據既有的證據做出的推斷,但它們大多應該用哲學去衡量,而非科學,從而判斷它們該被接受或拒絕,是否有用或有趣。達賴喇嘛說,佛陀提醒他的讀者,只要接受他們認為有用的事物。
  我們一開始討論的是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我發現達賴喇嘛對慈悲的認知是根據這個主題而來,我們還探討了科學與宗教之間假想的對立。這個基礎確立之後,我們便將焦點轉移到情緒的本質,是這個主題激勵我們一對一的見面。我們在探討情緒與其他心理狀態之間的不同時,我向達賴喇嘛報告,馬修.李卡德有能力在進行對話之際,使一個難纏的人冷靜下來,我和我的同僚羅伯特.萊文森曾經針對這項能力,一同進行了一項實驗,於是這時候我談到我們的一些發現。馬修的這項能力是屬於他個性上的一部份,或是來自他在佛教上的修為?有些人很容易情緒激動,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發覺馬修的案例極具啟發性。我們各自從佛教和西方心理學傳統的角度,探討若干有助於維持情緒平衡的技巧。
  後來,我們思考了憤怒、怨恨與憎恨的情緒,接著再討論如何培養慈悲心的問題。我們從一開始就同意,憤怒可能帶有建設性,後來達賴喇嘛說服我,長期下來,怨恨總是會腐蝕我們的生命,於是我們思考著人們可以如何放下怨恨與不滿,因為它們製造了許多人際之間的衝突。我們的討論轉向慈悲心時,我親眼目睹賴喇嘛在這個時候變成了一個達爾文主義者,引用達爾文的理論來回敬我!我們討論了一些其他動物表現出慈悲與品德的例子之後,很快考慮了其他可以將慈悲延伸到所有人類身上的可能性。
  在我們對話的最後一章,我談到我個人在六年前進行轉化的故事,發生在我和達賴喇嘛第一次見面的一個中途休息時刻。當時我女兒伊芙問了達賴喇嘛一個關於憤怒與愛的問題,達賴喇嘛做出了回答,我聞言當下體驗到一種不尋常的覺悟,因而改變了我自己的情緒生活。身為一個科學家,我說出自己的例證,並說明當時的經過,然後要求達賴喇嘛也談一談自己的例子。

*

  先前有些書都談過這些主題,包括達賴喇嘛和我自己寫的書,但我們的對話在某種程度上,卻提供了相當直接的熱情與深度,這都在我們來來回回的對話之中表露無遺。這些對談也讓我們看到別具一格的生動畫面,見識到達賴喇嘛超卓的個性。在某一個時點,我告訴他,〔和他談話時〕,我不需要壓抑我的熱情或是爭論的火力,這點讓我覺得頗為放鬆。通常我都被迫必須這麼做,否則人們會將我的激動與熱情誤解為怒意。達賴喇嘛回道:「如果你不覺得有熱情,那又何必說話呢!」
  我平時說話含混不清,但是這回的發言比較清楚大聲,因此不常需要用到翻譯,我們的對話也就比較流暢。但是每當達賴喇嘛用藏語回答時,就會需要翻譯,通常對話也就會被打斷,但有時候他又會急著想要用英文繼續交談,這時候他的思維就會以獨特的方式呈現出來。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時候,他都是用英文發言,在往後的會面中,他的英文說得更多。我避開想要糾正他的文法的誘惑。他談話的時候,會有很多的抑揚頓挫與加強語氣,這在印刷的紙頁上當然看不出來,但是在未經翻譯的部份,最能夠清楚看見此人與人對談時的樣貌。
  但願你會覺得我們的對話充滿生氣,發人深省,就如同我們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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