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成長於阿拉巴馬州波西，田納西州瑪維爾，以及德拉瓦州威明頓，我的世界被分為四部分：家、學校、教堂、還有樹林。
我的家充滿了愛、音樂與喀爾文教派式的宗教信仰【譯註：強調神與聖經的權威與絕對】，使我們對於教會與正義的關切超過了世俗的學習與成功。聖經與祈禱是每日的糧食，週日我們一起坐在橡木長椅上，聆聽傳教士宣揚耶穌的二次降臨，以及信主者的升天。我們的教堂是一座三層樓的宇宙，對天堂與地獄要比紐約還熟悉。我們活著就是等待末日，相信神的慈悲，非常勤奮地保持信仰純正，道德正直不阿。
我知道學校的必要，但我在學校的表現乏善可陳，也不快樂。唯有遁逃到樹林中，我的精神才會翱翔，才會自由。
所有男孩都知道，樹就是要被攀爬的，我與哥哥勞倫斯努力打破地面的束縛，住在高處。在我們看到「泰山」與吉普林（Kipling）的《叢林故事》（The
Jungle Book）之前，我們就知道要往高處爬。我們沿著小溪尋找有蔓藤的大樹，學習在樹間擺盪，然後落在厚厚的植物上。當我們厭倦了蔓藤後，就爬到松木頂端，拉著枝幹滑到地上，希望我們的重量不會壓斷樹身。
我花了許多美妙的時間尋找藍鳥，躺著觀賞變幻莫測的雲朵。一回家，我們馬上又會出來，帶著花生醬三明治，回到我們在後院遠端的樹屋。當鄰居敵對的兄弟幫威脅到我們的樹上堡壘時，我們會用零用錢買麻繩，讓我們能攀爬，收繩，免於受到攻擊。有一次我們發現一個大倉庫裝滿了棉花種子，在管理員發現之前，我們爬到最高的橫樑，一次又一次地躍入柔軟的種子大海，覺得空中才是我們的家。
在我還不會數自己的年歲之前，一個神祕的日子，我父親帶我們去看馬戲團。我很想告訴你們，我記得高聳的帳棚、花生米、氣球、大象遊行、馴獅人以及跌跌撞撞的小丑──我知道一定有這些東西，但事實上，我只保存當天的一個記憶，一個鮮明異常的影像，使其他一切都退入朦朧的背景中。現在我還能看得到──我坐在中間觀眾席的左邊，抬起頭來透過網子往上看。我的手心冒汗，看著空中飛人正在暖身。然後一位空中飛人躍到觀眾頭頂，來到飛躍曲線的最高點，放開鞦韆，然後……在半空保持姿勢不變。我的邏輯告訴我，他一定只在半空中停留了幾分之一秒，然後就抓住了另一位空中飛人的手，但在我的記憶中，一切彷彿都停頓了，他停留在空中──
一位有翅膀的生物，一位飛行的人，不受時間與重力的限制。
這位飛人躍入我想像力的核心，永遠留在那裡。當時，他似乎是我所喜愛事物──爬樹、飛鳥、擺脫束縛──的極至代表，我開始想像有一天我也會成為空中飛人。那一天看過馬戲團後，我兄弟與我來到五金行，買了一節鐵管與一些繩索，在前院一棵樹上綁起我們的第一個鞦韆。當天結束之前，我們已經擺盪了不知道多久，肚子都神祕地痛了起來，家庭醫生向我們的父母保證，這只不過是萌芽的空中飛人所必須面對的職業風險而已。
我的第一個童年在一九四三年結束，繩索、鞦韆與樹林的生活一併消失，我們從田納西州遷移到了德拉瓦州威明頓，一個充滿了杜邦企業美好承諾的城市，透過化工業可以得到更美好的生活。看到接連不斷排列的房屋，以及龐大的高中，我的心沈到了底，我在裡面被禁錮了六年，無止盡的長廊與一排排毫無特色的綠色儲物櫃。直到今天我還會夢見找不到自己的櫃子，或記不起鎖的號碼。
我覺得被囚禁在城市裡。北邊煉油廠燃著永恆的文明火焰──燒掉多餘的瓦斯，把有毒的氣體噴入附近的空氣中。東邊，越過河，一座杜邦工廠把一股不明的煙霧排放到高空。後來，我們發現白天落下的塵粒與晚上燃燒的火焰，是導致我父親過世的肺氣腫主因。只有在西邊，似乎才有一點荒野與自由的線索，我在一條溪邊發現濃密的樹林，可以在週末去露營，睡在天空下。高中畢業典禮的那一天，我把露營用具裝上我的福特A型老爺車，與一位朋友啟程前往荒野大西部，在農場、牧場與巡迴遊樂場打工流浪。
在一九四九年的夏末，我回來並在專科大學註冊。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我的成績只比丙上略好一點，直到大四開始研讀哲學，我的心智才燃燒起來。火花來自於丹麥哲學家齊克果，他對於偉大宗教與道德問題的有趣思考與文字讓我著迷。火種是我的種種困惑，對於神、自由、死亡與性（但重要性不一定照此順序），以及我這輩子要做什麼。
我的困惑帶領我來到哈佛神學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我開始嘗試不同的身心靈修法。我閱讀偉大哲學家與神學家，彷彿每一個都藏有祕密的訊息，能直接觸及我的情況。我的心智成為一個講堂，我與諸聖先賢展開豐富的對話，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聖奧古斯丁，尼采，沙特，還有現代法國哲學家蓋伯瑞．馬歇爾（Gabriel
Marcel）。每週兩次我橫越查理斯河到波士頓大學，去上霍華．索門博士（Dr. Howard Thurman）所開的課程──「性靈資源與紀律」，這位哲學家與神祕主義者後來成為我三十年來的良師益友。
雖然我沈浸於哈佛大學的智性氛圍（我的一位同學說，我們來這裡是研究宗教，而不是信教），我對實證性神祕主義也很感興趣。在索門博士的課程中，我們實驗祈禱、詩歌、靜默、冥想、音樂、唱誦，以及閱讀性靈經文。每週兩次，我到劍橋的基督教青年會練習奧運式摔角。
回顧起來，很容易可以看出當時掌管我生命與行動的各種分裂性理論。一種是心智的鍛鍊，一種是性靈的，還有一種是肉體的──
一個被標示為理智，一個被標示為宗教，還有一個被標示為運動──這三者從來沒有交集。我在學術研究上很執著，祈禱時很虔誠，在摔角場上很野蠻。我從來沒想到筋肉與肌腱的教育也有助於靈性的翱翔。我是西方宗教成見的俘虜，西方宗教從一開始就反對肉體。而東方宗教透過瑜珈、合氣道、太極拳、射箭、柔道與功夫，滋養肉體與性靈之間的結合，西方宗教傳統大多忽略了肉體的鍛鍊，而在運動與健身領域中則缺少了性靈的提昇。
雖然我當時並不懂，紀律生活與宗教神祕主義吸引我之處，與空中飛人並無多大差異。它們都承諾帶來自由，掙脫無趣，為生命帶來翅膀。我很快就發現，培養質疑的心智幫助我打破了父母與社會所加諸的身分鎖鏈，不受拘束的想像力讓我能探索更廣闊的另類生活。
我的中年生活接踵而來。研究所然後是博士學位，甜蜜的家庭生活束縛，在路易斯維爾長老教會神學院（Louisville
Presbyterian Seminary）擔任宗教哲學教授，一棟磚造房屋。當穩定的家居生活開始刺激我內心的流浪本性，我陷入了麻煩。我的精神為何如此沈重？為何這麼容易沮喪？如此嚴肅？就像個喀爾文教派信徒，而不是我自己？長久以來我就是太陽神的追隨者。我渴望暴君般的自由，放縱與快感。有時候我喝太多的酒，實驗迷幻藥物，失去控制地狂舞。
我的內在追尋帶來新的自由，但不全是快樂。在一九六九年的教授休假年，世俗生活的壓力終於爆發。一時衝動下，我辭去了教職，遷往加州追求自由作家的事業，成為「個人神話工作坊」（Personal
Mythology Workshop）的帶領人。一年之後，是好事也是壞事，我十七年的婚姻瓦解了。
於是，度過狂野的一九六○年代後，在一九七六年的一個夏天傍晚，我獨自在一個朋友家的泳池中，思索著我的過去與前程。我才剛再婚，青少年的子女不久就要跟我同住。經過混亂的十二年，事情似乎終於開始穩定下來，產生讓人滿意的秩序。這時候，我已經對放縱的暴君感到厭倦。我在水中翻滾時，多年來未曾進入腦海的飛人又出現了。
我很樂於讓他從記憶深處浮上來。我笑著迎接他：「啊，我的年輕朋友，你來得太遲了。我已經太老了，無法加入馬戲團。我永遠無法飛過空中，體會無重狀態的自在與快樂。但我學到同樣美妙的事物──心智同樣能夠無重而自由。我學會了思考，玩弄各種心智上的體操──後空翻，穿越跳躍。我可以思索各種可怕的可能性，從高處墜落而毫髮無傷。我可以從各方面來考慮事物，從一邊的論點輕快跳到另一邊。我可以逃脫意識型態的籠牢，離開盲目的迷宮。我可以摧毀暴君所建立的系統，驅散虛假神祕主義的幻象。我可以深入朋友內心的祕密角落，進行各種療傷的可能。」
當晚我離開泳池時，心中就是懷著這種寂靜的愉悅，知道自己已經是心智馬戲團的高手……我真的這麼以為。（未完，歡迎上網閱讀更多書籍資料）
∼本文摘自《學飛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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