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by 喬治•賴爾博士(George
S. Lair, Ph.D.)
死亡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很關注這個議題。對於某些人而言,他們的注意力放在否認死亡事實這件事上;相反地,有些人則是窮盡心力來探索它的意義。有人視死如歸,有人則頑抗那不可避免的終局。有人選擇獨自面對人生的最後階段,有人則藉機與他人分享死亡的意義。就像生命中的許多事物一般,如何看待死亡與如何走完最後一程,是人人殊異、各個不同的。
我的臨終照顧經驗始於1979年,當時受布朗克(Fred Brunk)博士之邀,擔任他某些癌症病患的諮商師。工作初始,便立刻遇到一位只能再活幾個月的瀕死年輕人。他顯然很期待接受諮商,但卻沒有任何想解決的問題或掛念的事。我逐漸發覺他想要的乃是有人能陪伴他走完最後的旅程。我花了許多時間聆聽他的談話,試圖瞭解他當下的體驗,並且協助他對自己的當下體驗做更多的覺察。
我逐漸明白,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無解的,我們不可能在某個時間點上說:「諮商已經成功,我們可以停止工作了。」然而,我也愈來愈覺察到,這個年輕人變得比較不那麼怕死了,他在生命的最後幾週裡,透露著某種愉悅與慰藉。有一次他說,他現在所期待的乃是死亡的經驗。
當他死後,我對於我倆共同經歷的一切感覺很棒,但卻一點也不像我所知道的諮商工作。在其他場域歷經十五年的精神諮商工作後,這對我而言可說是全新的經驗。我個人對學習瞭解臨終現象,以及瀕死者意向與需求的過程,於焉展開。
我的專業經驗所屬的哲學脈絡,是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的人本心理學諮商取向。他堅信人們總是正向成長的,而且每個人都能主導自己的生命;這個信念深深吸引了我。然而,在臨床運用時,我卻發現它與我在其他場域諮商案主的需求與渴望有衝突。但是,當我與臨終病人進行諮商工作時,治療關係的焦點便日益顯著。與臨終病人分享旅程的觀念,以及羅氏的諮商關係本質這兩個部分,便開始融合成為一個概念。
當然,我還有更多需要學習的。1982年我在《人本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讀到一篇引起我興趣的文章。那是肯恩.威爾伯(Ken
Wilber)所寫的,也是我頭一次讀到他的文章。他以清楚明白的方式解釋,為何羅傑斯的諮商方式並不適用於每一個人。不論我對羅氏諮商的理念曾經多麼投入,我認同威爾伯的看法。他以意識光譜做為理解人類發展的整體思想架構,不僅解答了我許多疑惑,而且在加上羅傑斯的諮商關係概念之後,便成為我臨終諮商方式的主要內容。
持續研讀威爾伯的理論後,我逐漸瞭解到臨終乃是成長這句話的真諦。在《阿特曼計畫》(The Atman Project)這本書中,威爾伯說他的主題是:發展就是演化,而演化就是超越。超越的終極目標則是「統合(神)意識」(Unity
〔God〕 Consciousness)(威爾伯,1980)。協助臨終病人的目的因此愈發清晰,那就是要在塵世的最後階段,促進臨終者朝向這持續不斷演化的方向發展。
然而,方法仍然是個問題。我接受意識光譜的概念,這意味著羅傑斯以及其他的人本心理學諮商途徑,只有在個人的意識發展層級與它們所預設的意識層級相符時才能奏效。這個意識發展階段大致位於高度個我(high
personal)或形式─反思(formal-reflexive)的層次,但是許多臨終病患尚未達到這個演化的層級。方法與分析必須分別對待。羅傑斯主張,關係本身就足以帶來改變,這點似乎仍然有其道理。
但是,這個觀點與意識光譜上不同層級者需要不同諮商取向的看法,該如何加以調和呢?答案似乎要從目的層次的差異探尋。臨終階段的成長促發,與其他情境下的心理治療是不同的,後者的主要關懷是要克服心理官能症(psychoneuroses)、角色病態或身分認同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目的是促發,那麼我們使用的方法便是,建立能夠逐漸消融諮商師與案主間界線的關係,也就是由同理心、無私的愛以及真誠關懷所形塑的良好關係。
雖然溝通這些條件的方式,會因為意識光譜的層級不同而有差異,但是促進案主在最後階段朝意識成長的方向發展,卻是它們背後共同存在的普遍要求。
因此,《臨終諮商的藝術》的主題就是主張,臨終病人諮商的焦點應該放在死亡與臨終的心理靈性面向才對。這是基於兩項假設:一、臨終病人面對的最關鍵問題乃是死亡焦慮,而非疼痛;二、臨終之際乃是成長與轉化的契機。臨終諮商無需由「專家」提供案主治療的處方或介入,瞭解與關愛才是此時的重,完整的臨終陪伴乃是促發的過程,而真誠的關係則是達到諮商目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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