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讓大自然成了我們的敵人？》
──(摘自1993年出版的《生態女性主義》第六章內文)
作者：瑪麗亞•密斯(Maria Mies)，德國生態女性主義傑出學者
譯者：胡因夢

生態保育運動、女性運動以及其他的團體與個人不斷反對核能電廠的建立，原因是核能乃無法被人類掌控的危險能源；這個事實已經被車諾比核災及其餘波所證實。但事後撰寫這方面的文章又能達成什麼目的呢？我們是否應該像某些女性主義者所主張的：「我們並沒有發明這類毀滅性的科技啊！女人根本不想要這種東西。就讓那些熱衷於掌控大自然的男人或父權主義者，來收拾這個爛攤子吧！」

這樣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這真的能帶來幫助嗎？女人並不是活在孤島上面；我們已經無處可逃。有些女性主張最好把車諾比核災忘掉，反正人都免不了一死，讓我們及時行樂吧。但那些有小孩的女人卻承受不起這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她們儘量讓孩子遠離草地，因為草都被污染了；她們進到屋內時會先清理鞋子；她們不斷追蹤蔬菜、牛奶、水果上面的核污染指數，而且變成了挑選低污染食品的高手。車諾比事件後她們的生活產生了劇變，因此我們必須探究這場災難如何改變了女性的生活及心理狀態，而這些女性又從其中學到了什麼。

一切都改變了── 一切也都沒變

春天終於來了！滿眼見到的都是新綠，四處皆是花朵，氣溫也暖和多了！度過了一個漫長又令人沮喪的冬天，人們紛紛走出屋外享受大自然，呼吸著新鮮空氣，但四處都是無形的警示牌「不要碰我，我被污染了！」人們只能像遊客般遠遠地欣賞花草樹木，就像大自然是電視上的節目似的。我們無法觸摸它，有一層隱形的屏障隔開了我們和它之間的交流。或許那些不再神入於大自然、早已變成機器人的人，才能對這些變化漠不關心，因為他們的覺知已退化成機械式的反應模式。但是那些覺知仍然敏銳的孩子和女人，卻清楚地意識到這種與大自然的隔閡，幾乎造成了生理上某種深切的痛苦。她們有一種被剝奪了某些東西的失落感，這層隔閡似乎削弱了生命力。

我在1986年的4月間遇到的許多女性，都感覺車諾比事件摧毀了她們的生命力，好像輻射能已經穿透到骨髓裡面。她們不但感到抑鬱，而且覺得自己生病了；看著孩子們和春天的榮景，令她們感到反胃。當我面對我的一些學生時也有同感。他們的未來在哪裡？受這麼多職前教育又有何用？這些心理上的染著加重了身體上的輻射污染。

但這些女人仍舊繼續過日子、採購、清洗、煮飯、上班、澆花，如同往常一樣。車諾比事件之後，她們的生活猶如處在戰爭期間，工作的負擔加重了，需要照料的事情變得更多，擔憂也更深，而核能的倡導者、科學家、政客和經濟學者們，卻仍舊強調只有核能才能維持我們的生活水平。雖然如此，女人們開始發現所謂的生活水平蕩然無存。包心菜還能買嗎？牛奶、優酪乳、乳酪、肉類全都遭到輻射污染，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呢？於是這些女人開始搜尋車諾比事件之前生產的麥片和奶粉，尋找著從美國及第三世界進口的食物，而瑞典每週必須從泰國空運進口新鮮蔬菜。如果車諾比事件之前的存貨用光了，未遭受污染的國家也不再出口糧食，那時人們該怎麼辦？

許多婦女想盡辦法讓孩子們留在室內，定時為他們消毒，然而那些核能擁護者，應該為車諾比事件負責的科學家及政客們，卻只在嘴上發號施令：「不要讓孩子們到沙地上玩耍！」

至於那些孕婦，她們又有著什麼樣的恐懼和焦慮，對治方式會是什麼？她們紛紛求教醫師，質疑繼續懷孕是否安全，十分害怕生下殘廢的孩子。另外有些人遭遇到流產，但並不清楚這和車諾比是否有關。

當時蘇聯和西方的許多婦女都覺得必須為生命負責，不過男性科學家、執政者及經濟學者，這些通常被視為應該負責的人們，卻沒有同感。擔心家人遭受污染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為搜尋不到無污染食品而愧疚的也是女人。某位從莫斯科來的女性在1986年5月說道：「男人只會不計一切地征服大自然和敵人，他們根本不關切生命！」男人的專長似乎是科技，女人則是孕育生命，男人製造戰爭，女人則必須在戰後讓生活恢復原狀。

不只是女性必須學會的功課

車諾比發生的災難是不會及時消除的。我們既然已經知道核能是一種無法逆轉的科技，那麼該怎麼辦？我認為首先必須從這場災難中學會一些教訓，藉此來防止更嚴重的災情發生。
(一) 沒有人可以自救；認為可以自救是一種幻覺。像車諾比這樣的大災難也許發生在遙遠的他方，但其影響力是無遠弗界的，因此地理上的距離無法帶來任何保障。
(二) 現代機器人對地球造的孽將逐漸被全人類感受到；萬物都是相依相生的。「無止境的成長」是最危險的迷思，因為它暗示著我們可以強暴和摧毀大自然而不會自食其果。多少個世紀以來，白種男性視大自然為敵人，現在我們已經領略到大自然的反撲。」
(三) 政客們願意補償商人及農民的損失，是因為害怕選舉失利。但婦女因保護幼兒而付出了額外的勞力也應當得到補償，這樣的建議卻令政客們覺得荒謬。重要的是，我們無論再怎樣努力，都無法消除車諾比事件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了。
(四) 男性執政者與科學家們的信心是危險的，因為他們的思維不是奠基於道德準則。許多科技人員可以為了錢而進行道德上有問題的實驗，乃是眾所周知的事；美國60%的科學實驗是由五角大廈支付的。在德國進行的一場基因工程聽證會上，有位居領導地位的科學家被問到科學研究有沒有極限時，回答道：「我不認為有任何極限。為了瞭解某項科技是否危險，我們必須先將它發展出來和應用它，然後社會大眾才能根據民主的原則來決定這項科技是否應該被使用。」這意味著為了弄清楚原子能是否危險，我們必須製造出原子彈和試爆它，才能知道結果是什麼。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基因科技。許多科技人員的無價值觀研究，仍然遇上了道德考量、民眾的恐懼、特別是政客們在預算上的限制帶來的阻礙。按理說，道德議題的確是在研究有成果之後才能探討的：屆時才能提出該不該被應用的問題，不過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執政者手中。這些執政者會反過來尋求科學家的專業指引，尤其是當他們必須在污染的容許限度上做出道德決定時。事實上，科學家和執政者全都仰賴那些出錢資助科技發展的人，而那些人之所以願意出資，通常只是為了獲利。
(五) 執政者和科學家之所以無法被信賴，不只是因為他們缺乏道德觀，同時也因為他們缺少想像力和情感。科學家進行這一類的實驗，必須扼殺掉同理心以及對實驗後果的想像力。如同布萊茵•伊斯麗(Brian Easlea)和波姆兄弟(Bohme)所描述的，現代科技，特別是核子物理學的發展，參與之人多半是情感癱瘓的科學人士。
(六) 車諾比事件發生之後，某些負責的科技人員和政客的反應，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多年來這些人不斷強調核能是安全的，科學家完全有能力掌握它，而且這方面的測量相當準確。1986年他們甚至告訴社會大眾，蓋革計數器測試出的200、500甚至2000貝克的輻射量都不具有危險性，所以民眾無須恐慌。科技人員和執政者淡化了輻射的危險性，即使他們的精準儀器已經測出高濃度輻射量。他們看似相信儀器的測量數據，卻要求家庭主婦必須「清洗包心菜」、「讓孩子留在家裡」、「進門前先清理鞋子」。當時柯爾總理的妻子在電視上現身說法，為了顯示總理的家人不相信輻射量過高，還親自去超市買包心菜回家下廚。突然之間，科學及其測量技術和統計數字的魔法，被一種更古老的仿效及意象魔法所取代。政府的公關主任安排了一些科學家和政客上電視吃沙拉以安撫民心。科學機構在法蘭克福評論報上刊登了整版廣告，向民眾保證分析顯示出核輻射量低得不足以帶來任何健康上的威脅。這些廣告的費用全是由核能工業提供的。
(七) 車諾比事件彰顯出核能的應用是不可能安全的。核能技術就像基因工程一樣，本是為了戰爭用途而研發的科技。它們不但是軍事研究的產物，而且根植於摧毀萬物的相依相生性。如同卡洛琳•莫臣特(Carolyn Merchant)所言，現代科技的定義就是與自然為敵。大自然的陰性能量必須為男性服務。
(八) 這些掌權者拼命安撫群眾，透露出他們畏懼群眾和群眾的恐懼，他們不像女人那麼害怕地球上的生命被摧毀。所幸女人不再聽從他們的說詞：她們走上街頭，要求立即中止核能發電。這些女性發現車諾比事件之後，最理性最強而有力的情緒表現，就是恐懼和憤怒。這段期間四處可見自發性團體走上街頭，手上拿著「女性反核」、「母親反對核能」、「父母反核」等旗幟。
(九) 車諾比事件給我們上了一堂課，讓我們明白導致我們退回到「石器時代」的，並不是那些反核人士，而是以文明進步之名倡導核能科技者。車諾比災變後的幾個月裡，我們明確地看到這些人都是「慾望之父」；他們必須為大量的日用品之中獨缺乾淨的水、牛奶及蔬菜負責。

核能、基因工程和電腦科技經常用一種辯詞來合理化自己：把目前的科學範型轉變成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模式，可能會耗費太長的時間。車諾比核災迫使我們對時間做出另一層思考，因為不再有多餘的時間發展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我們只能等待三十年後銫137的輻射量減半，兩萬四千年後鈽的污染減半，9028年後鍶的輻射量減半，才能著手進行這件事。

車諾比廢墟的核污染還會持續多年，為周圍的人們帶來疾病、死亡和絕望。這些都是倡導實用主義、偏好速成的科技人士所導致的結果。如果我們願意深思另一個層面的時間議題，就不該把問題留給政治、科學和經濟領域裡的專家。當下即是廢核的時間點，也是開始與大自然和解的時刻。我們必須停止與自然為敵，因為我們只是整體宇宙中的一小部分。

活動開始日期：2013-04-08
活動結束日期：2013-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