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談政治》

圖書新聞出版社編輯部邀請我為他們製作一系列的訪談，「以六○年代到七○年代的抗爭運動為主軸，對歷史作一番檢證」。那是在二○○八年，寒氣逼人的一月。
趁著這個機會，我提出了個人的願望。我希望首先能夠與柄谷行人先生會面。
我有我的理由。我曾在新宿的酒館裡，耳聞柄谷行人先生如何在六○年參加安保鬥爭，並且為了重建共產主義同盟之學生組織「社會主義學生同盟」而奮鬥。我相信他是少數能夠以實踐者的角度，貫穿六○年安保與六八年這兩個巔峰，俯瞰新左翼、全共鬥運動與組織的，稀有的知識分子。
而且回想起來，作為柄谷先生忠實的讀者，在我讀過的他的著作或對談集裡，幾乎沒有任何直接與政治有關的談話。我不禁想，這個訪談計畫如果能實現，「不只是我，所有的讀者們一定都會欣喜無比。」
柄谷先生爽快地答應了。二○○八年三月及六月，我們共進行了兩次訪談，每次都從下午兩點開始，一直談到晚上十點過後。柄谷先生抱持著幾乎要沸騰的熱情，用平易近人的語言，將困難的理論與複雜的歷史事實，分析得清清楚楚，條理分明。
六○年安保時期，我只是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當時那樣的戰鬥，到現在還是與我的天性不合；但或許因此，反而能夠了解柄谷先生透過世界史的檢證所產生的思想。
不只這樣，我們一般人對國家的思考，總是侷限在單一國家的框架之內；對於經濟的分析也是如此。柄谷先生讓我們明白了國家的運作脫離不了與其他國家的交互關係，而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嚴重地不足。柄谷先生持續地關注「關係」、「連動」、「交換」這些面向，思考的格局宏大而深遠。
哲學家康德在《論永久和平》一書中提出的「和平」的概念，總是讓人覺得困難深奧，難以理解。也因為柄谷先生直接了當的解說，讓我們對「和平」這個概念的背景、必然性與正當性，豁然開朗。
雖然我本身是個娛樂作家，乍聽到柄谷先生「近代文學之終結」這個說法的時候，仍然忍不住心驚膽戰。看了本書讀者們就會明白，柄谷先生所指的是以思想、哲學為主題的純文學。這讓我終於鬆了一口氣，但是，純文學畢竟是引領娛樂文學前進的泉源。即使只是一縷希望也好，我對文學的未來仍抱持著巨大的幻想；對於這樣的我來說，「近代文學的終結」還是讓我陷入極度的不安。柄谷先生在這方面的思考，具有決定性的重量。
我一直很想知道柄谷先生對「暴力論」的看法，這一次他也具體地說明了。成功地導出這個話題，說不定是這一次訪談中，作為採訪者的我，唯一的貢獻。
雖然話題是如此沉重嚴肅，柄谷先生激烈四射的熱情，以及他作為一位「單獨者」【譯註：単独者，在日語中指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又能與他人合作的人】對於「他者」的同理心，老實說，不禁讓我充滿敬意地低下頭來，一股清流洗滌了我的心。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小嵐九八郎
二○○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