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浴火重生─與婚姻受暴婦女一起飛翔 來寫婦援會婚暴組的回憶
「妳是張老師！」
「對啊！」
「那以後有問題就可以找妳了囉。」
「嗯……」
當我從事專任張老師的工作時，許多剛認識的男性一知道我是張老師，大都會出現這樣的對話。可是等我換成做婚姻暴力服務的社工員時，得到的回應卻完全相反。
「妳是做婚姻暴力的社工？」
「是啊！」
「要幫那些婦女打離婚官司嗎？」
「當然要。」
「這樣猜散人家的姻緣，不好吧？」
「會被打的姻緣需要持續嗎？」
「咦……」
「張老師」、「婚暴社工員」都是助人的工作，也都是我喜愛的工作，然而「張老師」是個頗受社會認可的職業，而「婚暴社工」卻是毀譽參半的行業。尤其當我家人知道有時候我還要擔任婚暴婦女的離婚證人，幾乎是難以接受，他們認為這是破壞人家姻緣的事情。
由於先前在台中張老師中心將近四年的工作歷練與成長，才得以走入宛如浴火重生般的婚姻暴力服務工作。兩份工作都讓我的生命成長許多。「張老師」的諮商工作是在溫暖的氛圍中助人助己，像熬排骨湯一樣，小火慢慢燉煮，幾個小時之後終成一道味道鮮美的湯汁；而婚暴社工的工作可說是在驚心膽颤的歷程裡助人與成長，倒像是快炒店熱火炒青菜，大火一開，十秒鐘就炒好一盤清脆好吃的空心菜了。
九o年代是台灣婦女權利意識全面甦醒的大時代，當時大學校園女學生或職場女性被性騷擾、性侵害的事件層出不窮，各界婦女憤怒高漲，無法再忍耐了，終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婦女新知、女學會與各大專院校的女研社，聯合其他支持團體，發動一場女人連線反性騷擾的大遊行。當時我正移居到後山台東過著自由又放縱的快樂生活，看著電視上遊行的女性激動地高喊著：「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你再性騷擾，我就動剪刀」，我自由自在的心受到很大的撼動，暗地許下諾言，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為台灣婦女貢獻一點心力。
三年後，因父親身體不適，我只好捨離台東自在的生活，回到台北。終於，一九九七年元月，進入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擔任剛成立的婚姻暴力組的社工。全部工作人員卯足全力，在工作上，一邊從事服務婚暴婦女的工作，一邊與婦女團體合力推動「家暴法」，又要到全國各地相關政府機構去演講倡議「婚暴、家暴不是家務事，而是性別不平等的事」。
為了遵行工作信念與生命實踐的一致性，也就是無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充分實踐「平權」的理念，因此，除了在基金會內部要求實踐性別平等，回到家也要爭取性別平等。投入所有熱情，翻天覆地做了一年半，做到身心俱疲。有一天，上班途中在公車上看到百貨公司換季新櫥窗的裝置，我的心居然沒有半點感覺－－我是個對「美感」很有感覺的人，喜歡欣賞藝術品，自己製作版畫，把百貨公司的櫥窗展覽視為「流行的裝置藝術」。重回台北都會生活，欣賞每季的百貨公司櫥窗裝置，是我在忙碌工作之餘重大的娛樂事件。所以，當我發現自己對百貨公司的當季最新櫥窗展出居然沒有任何感受時，當下很震驚，這表示我的生命能量已經燃燒殆盡了，婚暴社工這工作不能再做下去了。
一九九八年七月，我離職了。
在婦援會工作那一年半會搞得身心俱疲，是因為拼著命實踐性別平等的理念，毫不妥協地全方位爭取：工作時，帶著婚暴婦女向迫害者抗爭，聯合婦女團體向社會體制抗爭；在辦公室，跟著同仁向婦援會的董事們抗爭；下班時，向家族的男性抗爭、向男朋友抗爭。
雖然在婦援會工作得水深火熱，可是能與一群有共同信念的人熱情奮鬥，只有一句話：「拼得很爽！」這是我生命中一段很熱血的經歷，也是一段特別具有時代意義的工作。印象最深刻的，那時輔仁大學心理系的夏林清老師對我說過一句話：「妳們這一代的社工是很特別的社工。」為了吸引我們去讀她們系上的研究所，還不用考英文。我想，應該是當時民間婦女團體的社工員，工作態度積極、熱情，既是社工又要倡議婦女權益，既做直接服務又做婦女運動，打破傳統社工的工作模式，讓夏老師覺得我們這一代的社工很珍貴。可見，這真的是一段值得書寫紀念的回憶。
我一直把這段日子的經歷列為個人寫作計畫之ㄧ，預計寫完家族史之後就動筆。偶然機緣下，婦援會當時婚暴組專責董事廖英智請我跟佩玲吃飯，席間他提起希望能將當時婚暴的工作歷程寫成書，讓社會大眾知道婚姻暴力服務是婦援會開始做的。他認為把我與佩玲的經歷呈現出來，差不多就有七、八成面貌，勸我提前書寫在婦援會的婚暴服務經驗。近幾年來，我做事情不再像年少時那麼「我執」了，什麼事情都要求跟著自己的計畫走，現在比較會「隨緣而行」。想說既然機緣來了，那就提前寫吧！聽說知名作家九把刀是同時進行好幾本書的創作，那我也來試看看同時進行兩部書的寫作。
「3+1工作坊」的夢想
一九八九年，我考上救國團專任張老師，可以自行挑選全國各地的張老師中心去工作。自小在台北出生、成長、就學，從沒到過其他縣市居住，趁著機緣便申請去彰化張老師中心。可是張老師總團部認為我沒有義務張老師的經驗，也不是諮商輔導的相關科系畢業，認為組織、人力都比較完整的台中張老師中心比較適合我。台中張老師的人都對我非常好，我也工作的非常愉快、充實。工作四年後，覺得自己很適合這類型工作，就一心想考諮商輔導研究所深入研究，便離職，回到台北全心準備考試。可惜未考取。三十歲的我，決定成為「棄業青年」，開始在台北混，做盡學生時代沒錢可享受的「文藝活動」。
一九九四年，我移居台東，開心地放縱地，在東部的大自然裡生活三年。最後熬不過父親的千呼萬喚，一九九七年元旦參加過卑南族男友故鄉部落的大獵祭之後，我搬回台北。偶然去台北張老師中心訪視朋友，從辦公室佈告欄上得知婦女救援基金會正在徵求婚姻暴力的社工，讓我眼睛一亮。不久之後我去應徵，在履歷表上寫著：「我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一位深愛我的原住民男友，現在的我擁有滿滿的能量，想為台灣婦女盡一點心力。」可能是這樣熱血的文字，以及曾在張老師工作過的背景，讓我順利應徵上這份工作。當然也是九0年代還沒有規定要「社工師証照」的關係，不然以我一個中文系畢業的非相關科系的人，又沒有「社工師證照」，怎麼可能有機會當社工員。
婦援會的成立，強烈呼應台灣社會的道德與行動需求。一九八七年八月，一群年輕熱血的律師、學者以及民間婦女運動者，對於當時社會發生多起少女被父母販賣從娼的現象痛心不已，由於政府毫無對策，她們便在財務、資源皆困乏的狀態下，憑著滿腔熱血成立「台灣婦女救援協會」，援救這些不幸少女。隔年九月正式登記註冊為「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簡稱為婦援會。一九九二年，婦援會首次揭發前台籍慰安婦存在之事實，為這群受戰爭迫害的無助女性特別設立申訴電話，也在政府的委託下，為申訴者進行調查、認證工作。至此，婦援會服務的工作分成雛妓救援組與慰安婦組。而一九九七年當我進入婦援會，正值她們要成立第三個工作小組─婚姻暴力服務組。
九o年代末，台灣社會隨著經濟、政治的變遷，西方女性主義高喊的「個人的即是政治的（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運動口號，透過婦女運動的努力，大大挑戰了台灣社會傳統上把家務事視為私領域的觀念，潛藏暗層已久的「婚姻暴力」問題，漸漸進入「公領域」的注視範圍。一九九六年，婦援會雖然財務上陷入困境，董事們依然決定新增婚暴婦女服務，設立台灣第一支「全國婚暴婦女求助專線」，提供法律訴訟、心理輔導、醫療與法院陪同、庇護轉介等多項服務。(請參考本書第一九二頁,廖英智回憶婦援會成立婚爆組之內文)
婦援會婚暴專線服務預計需要兩位社工員，我大力推薦我的好朋友吳佩玲給執行長何碧珍。佩玲與我在台中張老師中心結識，我擔任專任張老師的時候，她是義務張老師，是靜宜大學商學系大三的學生。我們倆人與另一位從事教職的義務張老師T，三人有很好的情誼，都對青少年輔導充滿熱情，也都喜歡團體輔導，還曾經組成「3+1工作坊」，很認真地發展三個人合作帶團體輔導的工作。後來因我離職回台北，大家不得不放棄「3+1」。佩玲大學畢業後，結婚，從台中移居台南，又從台南搬到台北來。同住台北城的我們，又一起籌劃開設一家與森林小學相同理念的「森林安親班」，為此我特別去上森林小學的師資培訓以及去森小實習一個寒假；我們倆還各自去安親班工作吸取實際經驗。最後，終因我浮動的心，移居了台東，這夢想又吹了。
移居台東後，我覺得這好山好水之地可以發展青少年輔導，可以早餐店的形式與青少年接觸，進而服務他們。便邀請佩玲與T來台東，說服她們來合作創業，重建「3+1工作坊」。她們也接受了我的意見，多次來台東與我尋覓適切的地點，還到花蓮壽豐鄉志學村我二姐夫與二姐家的村落找尋店面。適當地點久尋不獲，後來聽說台東市有「人文主義咖啡廳」要出讓，我們三個人便前往探勘，也很認真地思考，覺得應該可行。佩玲與住台北的先生討論，兩人同意做遠距離夫妻。住台中的T就必須辭去教職，她與家人討論，父母沒意見，但她大哥卻很反對。而我更糟糕，找尋地點時很熱烈，卻在找到地點時，居然猶豫起來了－－我當時很想出國旅遊，若接下咖啡廳便得天天守著，無法自由自在出國旅行了。尤其當聽到佩玲先生對我的評語：「纓花喜歡旅行，到時候可能都變成佩玲與T在顧店。」我更心虛了。最後「3+1工作坊」在台東的創業夢又告幻滅。
多年來一直無法完成三個人共同創業的夢想，承蒙上蒼慈悲，終於在婦援會有機緣讓我跟佩玲「共事婚暴服務」。與好朋友一起工作，可以共同討論、分享，心情上可以相互鼓勵、支持，這真的是無限幸福的事。在張老師中心工作的經驗，讓我體悟到「助人的工作」是無法一個人完成的，所以婦援會婚暴服務若能與佩玲攜手，那是美夢成真了。執行長何姐面試過佩玲之後，也認為她是很棒的人才。由於佩玲上一份工作還在交接中，無法與我同時進入婦援會，一開始婚暴專線就只有我一個社工，還好有一個同期進來的研究員L暫時先幫忙婚暴組的工作。我就這樣一頭栽進人生中最火爆，也最狂熱的婚暴社工生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