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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從一九八九年的耶穌受難日我為這本書寫序以來，已經過去了許多年，這本書被認為是亂倫治療工作的範本，也是亂倫受害者們的希望所在。
當今時代，家庭和社會背景下的性暴力問題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具有現實上的意義。戰爭中，大規模強暴被用來作為一種征服儀式和確保權力的工具，早已不再是禁忌話題。但是，儘管媒體對性暴力該話題的關注度很高，很多專業團體在與受創者工作時仍然束手無策。
過去十年來，對創傷取向的心理諮詢和治療的需求大幅增加。精神創傷學的研究分支早已被建立起來，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創傷學的科學學會也已成立、創傷專科培訓和延伸教育也在蓬勃發展。
本書所介紹的治療方法，在我多年於臨床實踐上處理創傷體驗的過程中，得到了證實和發展，這其中包括對戰爭創傷和酷刑背景下創傷體驗的處理。在創傷治療中，我全方位地開展工作，即我從一種人性觀和世界觀出發，也就是說，我不僅把人看成是生物—心理—社會的存在，而且注重人的靈性層面。我在常片面地注重談「缺失」的創傷觀點之上，增加了對創傷的前瞻性看法；同時也強調這樣一種觀點：創傷體驗可以帶來意識的轉化。在多年對這個話題的參與過程中，我清楚地認識到，我們試圖慢慢理解的靈性世界觀的一切組成元素，都叢集於創傷衝擊當中。
治療陪伴的階段跟其它治療是相似的。最初的工作是要樹立穩定性、疏導壓力、建立安全感和構建共同展開工作的信任基礎。這方面資源導向的工作方法有很多，可以提升我們的自我保護能力，放鬆肌肉，平復呼吸，使我們與創傷事件保持一種想像中的距離。
第二個階段的治療主要是處理對創傷的反覆回憶。如果過去創傷的真相仍然被壓抑和否認，人就無法生活在當下，也無法計畫未來，因此，針對創傷的科學研究特別關注記憶這個話題。特別是腦科學的研究，讓我們瞭解到創傷經歷是如何儲存的、在哪裡儲存的、「閃回」（flashbacks）是如何發生的，以及「觸發物」扮演了什麼角色，哪些觸發物讓創傷情境重現，就像發生在當下這一刻一樣。基於這些研究，發展出了整體性的治療方法，來修復零散的記憶碎片，使行為不再受分裂過程和防禦機制的控制。在德語區，直到二○世紀九○年代末，心理學家們才開始對解離的概念、對過去的記憶或身分認同感等心理功能的分裂等展開科學研究。雖然被性剝削的女性們早已以「多重人格」的身分站了出來，並非常生動地描述了她們的「多重人格」體驗，但是，真正把解離型身分認同障礙看做是一種處理創傷經歷的自我調節過程，仍然是較新的科學討論。在此期間，為多重解離狀態的性剝削受害者服務的治療工作，已經發展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準則，以盡量避免因為錯誤治療和干預給受害者帶來再度創傷。
第三個階段的治療是建構新的、有意義的生命計劃，重新發現自己的生命有充滿創意的可能性，進而發展出一種發生了轉化的世界觀，讓靈性覺知進一步深化。最新的創傷研究也為這一階段的治療做出了重要貢獻：關於救贖發生學和復原力的研究、創傷後成長（PTG，Post-traumatic growth）的研究都給了我們很多關於人類適應力、生命藝術和智慧的啟示。
作為一位榮格心理分析師，對我來說，對古老的人類問題的放大———生與死、破壞與再造、分解與重組，是創傷治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試圖去識別那些原型模式。人類象徵系統用這些原型模式為古老的人類問題，如生與死、毀滅與治癒等繪作了插圖。神話和童話、神祕主義和煉金術、大腦研究和神經生物學，包括佛教體驗世界的見解，這些都是理解創傷、對創傷展開治療的重要線索。
受過創傷的人需要這樣的視角：有些事情可以變得有意義，可以重新變得美好，正如童話、神話和靈性傳統的智慧告訴我們的那樣。象徵結構的轉化力、藝術表達的自我價值調節功能，讓我們意識到意象比語言更能深入心靈，畫面感意味著溝通的飛躍，也讓我在創傷治療工作中越來越常使用感受性藝術治療的方法。畫家波希（Bosch）、哥雅（Goya）、畢卡索（Picasso）、巴塞利茨（Baselitz）、孟克（Munch）、凱特．科爾維茨（Käthe Kollwitz）、路易莎．布爾喬亞（Louisa Bourgeois）和弗里達．卡蘿（Frida Kahlo）的繪畫作品有助我以易於讓人理解的方式來將肢解、碎片、暴力和心靈破碎等象徵化。
對患者創傷的治療也提升了我自己在治療過程中的創造力。我和病人們一起，從病人身上學到了發展願景的能力，用想像力去創造未來；在藝術表達、遊戲和白日夢中，去發掘可以支持生命的價值。我們一起研究出一種象徵性的態度，在尋找意義和價值的過程中，打開進入無意識的可能性，實現造物般發展的潛能，同時，這種態度也支持了意識發展的過程。創傷治療是在象徵能力死亡之後，讓人再次變得富有創造力的漫長過程，是讓人參與形塑這個世界，以及參與到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係中的漫長過程。
創傷治療是從地獄中走出的道路，是重新書寫自己的歷史，一切都不再是以前的樣子。如果我們鼓勵患者講述自己的故事，建構一段有意義的生平敘事，那麼，創傷治療就會成為生命道路上的關懷和陪伴，同時可以克服僵化的、封閉的創傷系統，從而發展出一種心理上的開放系統。創傷治療鼓勵人們重新投入生命，這是一個「死而復生」的辯證轉化過程。
對於這項工作，我以榮格的治療意圖為指引：「我所追求的效果是創造一種靈性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我的病人開始用他的本體來做實驗，讓心靈中寸草不生之地和因絕望而石化了的地方，再次變成一種流動、變化的而且死而復生的狀態。」（榮格文集第十六卷，第九十九段）
即使在《靈魂謀殺》第一次出版的十六年之後，我依然堅持這「死而復生」的基本理念。
二○○五年五月
烏蘇拉•沃爾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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