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與X小姐的曼陀羅：個體化歷程研究》

2．榮格與曼陀羅
榮格在《榮格自傳：回憶．夢境．省思》中，講述了他是在1916 年寫完《對死者的七次佈道》後，第一次繪製曼陀羅。但直到 1918-19 年，榮格在法屬瑞士的英國戰俘營擔任醫療指揮官時，他才開始瞭解曼陀羅繪畫。「我每天早上都會在筆記本上勾勒出一個小的圓形圖畫，一個曼陀羅，它似乎與我當時的內心狀況相對應。借助這些圖畫，我可以觀察到自己每天的心理變化⋯⋯。漸漸地，我才發現曼陀羅的真正含義：『形成、轉形、永恆心智的永恆再創造。』（《浮士德》，第二卷）這就是自性，人格的圓滿性，如果一切順利，這會是和諧的，但這不能容忍自我欺騙。我的曼陀羅是隱形圖案（cryptograms），⋯⋯在其中我看到了自性，也就是我圓滿的存在，它正在積極工作著。當然，一開始我只能朦朧地理解它們；但這些看來起意義非凡，我像於守護寶貴的珍珠一樣地守護著它們。我清楚地感覺到，它們是某種屬於核心的事物，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透過它們獲得了一種活生生的自性概念。我認為，自性就是我所等於的單子，就是我的世界。曼陀羅代表了這個單子，與心靈的微宇宙性質相是相呼應的。」
事實上，榮格對曼陀羅的發現為他後來的整個體系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我不得不放棄自我（ego）至上的觀點⋯⋯。我必須讓自己隨無意識而飄流，不知道它將把我引向何方。然而，當開
始繪製曼陀羅時，我發現，自己所走過的一切，所有的路徑，所有的步驟，都是為了回到一個點⋯⋯就是中點（mid-point）。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曼陀羅就是中心。它是所有路徑的引導者。它是通往中心、通往個體化的道路。⋯⋯在 1918 年到 1920 年的那些年裡，我開始明白，心靈發展的目標是自性。沒有線性的演化，只有自性的盤旋而上（circumambulation）。這種洞察力給了我穩定感，我的內心逐漸恢復平靜。我知道，當我發現曼陀羅是自性的一種表達時，我已經達到了我的終極目標了。」
榮格繼續研究並繪製曼陀羅，但直到 1929 年，他才在衛禮賢所翻譯的《金花的祕密》一書的相關評論中，發表了三幅作品，但是他並沒有提出「積極想象」有關的論點；而且，只有在他去世後出版的《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中，才承認那些圖是他的作品。
其實，從榮格職業生涯的起點，曼陀羅的形式就深深吸引了他。在他的醫學博士論文《論所謂神祕現象的心理學和病理學》中，他研究的那位可能是夢遊症的患者表妹，在幻想中繪製了一幅詳細的圓形圖。而在與佛洛伊德合作期間，榮格寫下了《力比多的轉化和象徵》。在這本書中，他詳細論述了對稱的夢城、十字架、太陽輪和神祕玫瑰等等；不過直到 1952 年他修改了這本著作，他才明白寫出這些都是曼陀羅符號。

在榮格一生中，曼陀羅在他不同階段的作品裡，是一直出現的主題。一直到他八十多歲時所寫的最後一部作品《飛碟：一則現代神話》裡，他明白地表示曼陀羅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傑出的象徵：「與不明飛行物相關的心理體驗，包括『圓形』的靈視，是圓滿的象徵，也是以曼陀羅形式表現出來的原型。曼陀羅通常出現在心靈混亂和困惑的情境下。這時所形成的原型，代表了一種秩序模式，就像一個標有十字的心理『取景器或一個四等分的圓圈，疊加在這些心靈混沌之上，讓所有的內容都各得其所，並通過保護性的圓圈將紛亂的混亂凝聚在一起。」

榮格之所以這麼重視曼陀羅，當然是和他一生關於心靈的理論有關。儘管從1906 年起，榮格對佛洛伊德極其認同，兩人之間不論在關係上還是知識上都十分親密；然而，有關心靈結構的理解，兩人在最基本的出發點上，也就是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從一開始就不一樣。在與佛洛伊德開始專業往來的初期（1906 年12 月29 日），榮格在給他的一封信中，覺得有必要講出他們之間的差異，而提出五點「我們見解不同之處」。第一點，是關於榮格研究臨床「材料」的不同（「我正在治療的⋯⋯是那些未受過教育的瘋狂病人⋯⋯罹患早發性失智症，不同於佛洛伊德在維也納所治療的是受過教育的菁英，這點榮格並未在信裡直接點明，僅是暗示）；第三點是關於他們在經驗上的差異（榮格比佛洛伊德年輕十九歲），而第四點是有關「精神分析的天分」 ，榮格覺得佛洛伊德「兼具質與量」的優勢。至於第五點，榮格舉出自己並未親炙佛洛伊德接受訓練，而與這位年長大師缺乏接觸的「缺點」。然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第二點。榮格輕描淡寫，卻是簡潔而有力地說道：「我的教養、我的出身背景以及我的科學預設前提，無論如何，都徹底不同於你所擁有的。」

儘管這時的榮格，對這個「都徹底不同於你所擁有的」，具體地來說，並不清楚（可能在意識層面也還沒有實體的存有）明白究竟是什麼；但佛洛伊德卻是在直覺上很敏感的覺察了，在事隔三日後的元旦（1907 年1 月1 日）回了信，以懇求的口吻說：「我誠心拜託你，⋯⋯在你與我如此親近之際，不要脫離我的路線過遠」。然而，佛洛伊德也同樣沒有能力去明白究竟什麼是他們之間的差異。
這個所謂的「我的教養、出身背景以及科學預設前提，都徹底不同於你」，隨著榮格對自己心靈理論的認識日益深入，相關的思想體系逐漸成形，兩人在學術在上的差異也就開始浮現。其中，?面上的差別是：榮格不同意佛洛伊德將「性」作為所有利比多的來源；更重要的是，兩個人所主張的無意識的結構有著徹底的不同。

當時的佛洛伊德強調，意識層面無法接受的內容遭到「潛抑」才成為無意識；然而，榮格強調的則是，個人無意識還可以來自更深遠的集體無意識，以及跟集體無意識息息相關的「原型」。

榮格以「原型作為構成集體無意識運作要件」的理論為基礎，試圖定義人類心靈。他因此開始涉獵煉金術，包括東方和西方，希望能進一步探索原型的理論。而曼陀羅，就是榮格論證原型的存在時，相當重要的例證之一。這也就是為什麼榮格終其一生一直在討論曼陀羅。

3．曼陀羅與X 小姐
榮格的原型理論分三個階段發展。1912 年，他寫道，他在病人的無意識生活中，以及透過自己的自我分析，認識到了原始的意象。這些意象與歷史上到處重覆的主題相似，但它們的主要特點是它們的數量性、無意識性和自主性。按照榮格的構想，無意識的集體性形成了這種意象。到了1917 年，他提出心靈中非個人主導的因素或結點，將吸引能量並影響一個人的運作。1919 年，他首次使用了「原型」一詞，這樣做是為了避免任何的誤解，也就是這內容一定是無意識的，而且不是只有不能具象化的形狀或模式才是根本的結構。對他而言，最深層的原型也許是一種無形的程式或模式，也就是狹義定義「原型」，而人類可以加以具象化的，則是「原型意象」。曼陀羅也就是一個最普遍的、最深層的，屬於集體無意識的原型意象。

1928 年，一位來到蘇黎世的美國中年女性，在接受榮格分析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繪畫作品。她的身份現在已經廣為人所知，也就是克莉絲汀．曼（Kristine Mann）醫師。但在考慮到榮格的記述是榮格對她作品詮釋上的再現，我們暫時還是將她的真實身份與書中的主人公「X 小姐」加以分開。這篇論文介紹X 小姐是一位受過科學教育的女性，榮格是在二十世紀的20 年代在美國與她結識。她在學習了九年的分析心理學後，1928 年，55 歲時來到歐洲，在榮格的指導下繼續學習。在這篇1940 年第一次出版的論文中（她和其他能認出她的人可能都讀過），榮格強調她「絕非病態或神經質」，而是恰恰相反，是一個非常聰明、積極和獨立的人。她是榮格所認為的現代性「正常」弊病的化身。正如榮格在〈無意識心理學〉所言，「與自我不統一是文明人的標誌」，這是一種文化上的「致病衝突」，是由於「人的動物性逐漸被征服」。對榮格來說，她的狀況似乎是文明人心理片面性的縮影，這種不平衡表現為對理性、自主性和自我效能的高估。
榮格對於這些分析中以及分析後的繪畫所進行的詮釋，後來寫成了〈個體化歷程研究〉一文。這是他少數幾篇比較長的個案討論之一，不過這裡想談的並不是心理治療或分析的全部，而是當時他最迫切的原型研究，他想透過X 小姐這些繪畫來驗證原型的存在。

這本書最重要的文章〈個體化歷程研究〉，嚴格說起來是有兩個英文版本，1940 年和1950 年。而書裡面X 小姐的治療開始的時候，也就是1928 年，榮格曾經表示：「事實上，正是這個案例引導我開始研究煉金術」（1940, p.51）。他在回顧這個個案時，使用了煉金術和基督教神祕主義的事例，來擴大她的想像力。這篇研究文章只提供了相當基本的臨床資料，也許是因為保密的原則，但更重要的是文章本身是以圖像訊息的探索，也就是曼陀羅相關的探索為主，也就不需要太多的臨床資料。1940 年出版的版本，只收錄了前五幅畫的複製品；1950 年的則收錄了 24 幅彩圖，其中前十七幅是 1928 至 1929 年間繪製的，其餘則是 1930 年代繪製的。而且，與 1940 年版的21 頁篇幅相比，1950 年版的要長得多，長達64 頁。1940 年的匿名「女病人」，在 1950 年變成了「X 小姐」。其中，關於他們臨床對話的訊息更多了，文中描述的圖片也多了很多。榮格為提出相同的基本論點，增加了一些材料，刪除了一些不那麼重要的內容。大部分新材料反映了榮格自二十 世紀 30 年代以來一直追求的興趣。英國榮格分析師拉婭．瓊斯（Raya Jones）在2020 年的《分析心理學期刊》發表了〈曼陀羅中的蛇：榮格〈個體化歷程研究〉的對話方面〉一文，就指出：兩本書（以及榮格語錄）中都存在某些緊張關係，但程度並不相同。

這就像走路時腳步的重心轉移一樣，這些對特定主題的重心轉移，彷如是從1928 年（當時 X 小姐正在進行分析），到1940 年的寫作，再到1950 年出版時的重寫，一直在「行走」。

這兩個版本的差異不只是圖畫的數目，更多的是榮格思想的演進。榮格認為，個體化過程的目標是人格的整合，而〈個體化歷程研究〉則展示了個體化過程在一個人身上的初始階段。他的前提是，她的圖畫內容來自個人內在的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一個人與無意識的互動「就像兩個人之間進行對話一樣」。同樣的，作為一篇文章，〈個體化歷程研究〉與讀者也進行了一場對話，一場榮格試圖說服讀者有關原型的這一真理。

而且，同樣的，這文章的兩個版本也揭示了榮格與他自己想法的對話。榮格這樣的「對話」，很可能與他在《紅書》的經歷有關，因為《紅書》其實就是榮格自身內在的對話所形成的。在對話的過程中，包括榮格對東方和西方的看法，也包括了他在這過程中對人類集體無意識更深的認識。亦即，透過這兩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榮格的「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