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夢：1936-1940年研討會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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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的《榮格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德文本則是Gesammelte Werke）的整理計劃，是1945或46年就開始的。也就是說，榮格在1961年去世前的十五年，他親自參與而慢慢地進行這一個龐大的編輯工作。
榮格和他的學生以及贊助者之所以開始這樣的努力，或許與當時才開始編輯的英文版佛洛伊德全集標準本，是有所關聯的。在當時，佛洛伊德標準本的翻譯計劃，則是更早兩年就開始的，也就是1943年。

英文的佛洛伊德全集，正式名稱是《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全集心理學著作標準版》（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主要是由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擔任總編輯和主要翻譯者、在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的合作、和妻子阿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和編輯艾倫．泰森（Alan Tyson）協助下，從1943年開始，一直到1974年才完成。標準版（通常縮寫為SE ）共二十四卷，第一版是由倫敦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於出版，與德國Gesammelte Werke版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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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榮格全集的進行，除了榮格本身原本就有強烈的意願以外，最關鍵的人物應該是瑪麗．康諾弗．梅隆（Mary Conover Mellon）。她在三十歲那一年，1934年，開始接觸到榮格的著作，1936年和丈夫一起參加榮格在紐約分析心理學俱樂部的演講，日後表示：「我不太確定自己是否能夠了解他演講的內容，但我很清楚跟他的關係將會很深。」

出生於1904年的瑪麗，父母分別是醫生和護士。她一生雖然大部分時間都遠離家鄉堪薩斯城，但現在仍有一個紀念碑矗立在彭布羅克山學校（Pembroke Hill School），也就是她生前所就讀的日落山學校（Sunset Hill School）。《榮格全集》英文版編輯威廉．麥奎爾（William McGuire）在《博林根：收集過去的冒險》（Bollingen: An Adventure in Collecting the Past）一書中說：「她從幼兒園開始學習法語，上鋼琴課，編輯學校雜誌，但迴避體育運動。」因為從童年時，瑪麗飽受哮喘發作的困擾。瑪麗和她的父親都認為她的病情可能涉及身體和心理方面，一旦得到足夠的理解，情況就可能會有所改善。

瑪麗在索邦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法語。她第一次婚姻非常短暫，在那保守的年代，對整個家庭引來強烈的恥辱。1935年瑪麗再婚，第二任丈夫是保羅．梅隆，比瑪麗小三歲，畢業於喬特學院和耶魯大學。他的祖父托馬斯．梅隆帶領兩個兒子創建了梅隆銀行（現在的梅隆財團Mellon Financial Corporation），保羅和其他三位同輩家族曾經同時名列美國最富有的前八名。保羅喜歡馬和藝術品，瑪麗卻經常因為對馬過敏而哮喘，他們都希望她的部分問題可能是心理上的，因此瑪麗和保羅開始與兩位榮格分析師魏佛倫夫妻（Ann and Erlo van Waveren）個別進行榮格取向的分析，並且參加1936年榮格在紐約廣場旅館（Plaza Hotel）的演講。保羅和瑪麗期待能夠與榮格有私下分析的機會，但榮格行程太滿，這對夫妻索性跟著飛到蘇黎世，與榮格本人進行分析，並且在兩地來來去去。

保羅本身是慈善家（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梅隆家族）；而1943年開始策劃，1945年终於成立的博林根基金會（Bollingen Foundation），則由瑪麗領軍。瑪麗以榮格親手打造之石塔所在的村莊博林根為名而成立基金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幫榮格在美國出版他作品的英文翻譯。她這樣寫信給榮格：「世界是如此混亂，對我來說，像你這樣的作品，以及其他能夠貢獻關於人類和人類靈魂之歷史的真實的、學術的和有想像力的書籍作品，如果我能夠盡我所能來維持其流傳並提供支持，將因此而更加重要。」她是該基金會的第一任主席，也是《博林根系列》的第一位編輯，該系列包括榮格博士的作品，並由萬神殿圖書公司合作出版。（後來才改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合作。）

不幸的是，瑪麗的健康狀況令人擔憂，哮喘問題又嚴重復發，於1946年10月去世。那天她早上去獵狐，下午病倒就離世，年僅四十二歲。她對丈夫保羅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呀。」此後，保羅繼續支持基金會原來的一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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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大戰期間，瑞士和外界的通訊變得艱困。當瑪麗終於可以通過瑞士外交郵袋寄信時，她告訴榮格，她計劃重建博林根基金會，並要求獲得翻譯和出版榮格英文文集的權利。但榮格卻拒絕了她的請求：「經過深思熟慮，並考慮到過去幾年的經驗，我得出結論，我無法將我已經出版和將來要出版的所有作品的出版權授予梅隆夫人。」

震驚的瑪麗無法接受榮格的決定。榮格是因為更早以前與英國 Routledge 出版社（即後來的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多年的合作，而拒絕了她。即便如此，她還是希望阻止榮格簽署未來的工作合約。兩人關係原本相當親近，現在榮格態度卻變得如此堅持，瑪麗感到非常困惑，她於是立即行動，透過博林根基金會直接與Routledge 總經理富蘭克林打交道，提供1000 美元的預付款，促成了1946 年 1 月 1 日《博林根叢書》的出版。

1946 年 1 月 1 日這一天，博林根基金會也開始正式運作。瑪麗決心將埃拉諾斯講座（Eranos）的精華單獨編入《博林根叢書》。這一年，基金會的律師在與Routledge進行了微妙而艱苦的談判後，終於獲得了榮格作品在美國的出版權。
1946年8月，在戰後的第一次埃拉諾斯會議，在奧爾加-弗德貝-卡普汀（Olga Frdbe-Kapteyn）加布里埃拉之家（Casa Gabriella）的客廳裡，博林根的新任編輯約翰．巴雷特（John D. Barrett）代表博林根，帶著瑪麗的信件，還有Routledge代表赫伯特．雷德（Herbert Read），當然榮格也在場，多方一起敲定了美國、英國和德國三方的版權和規格。

至於實際的編譯工作，瑪麗一開始是希望讓凱莉．貝恩斯（Cary Baynes）做榮格的官方翻譯。凱莉．貝恩斯原是榮格在英國重要弟子彼得．貝恩斯（Helton Godwin Baynes，䁥稱Peter Baynes）的妻子，在二ま年代將榮格許多的著作翻譯成英語，甚至最近的資料顯示她在1924 年 5 月幫榮格《紅書》手稿進行了全新的抄錄。只是三ま年代，凱莉在榮格的建議下開始將衛禮賢德文譯本的《易經》和《金花的祕密》轉譯成英文，而這工作到了當時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凱莉分身乏術。

於是，Routledge代表雷德因為希望英語版編輯能以倫敦為基地，而提議找麥可．佛登（Michael Fordham）。榮格則持保留意見，因為他「對佛登博士還不夠瞭解，不能絕對肯定他就是合適的人選」。最終，儘管榮格擔心佛登不擅長德語，但雷德同意任命再加一位聯合編輯，也就是榮格自1930年就認識並信任的傑哈德．阿德勒（Gerhard Adler，二次大戰前從德國移民英國），消除了榮格的擔憂。（當然，另外一說是佛登和英國的克萊恩等佛洛伊德分析師走得太近了，擔心他不夠正統，才找了阿德勒來平衡）而雷德則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個職位，成為編輯之中的「平衡輪和仲裁者」，始終是佛登和阿德勒之間的調解人，也是任何分歧的最終權威。開始工作以後，三位編輯下面執行工作的執行編輯則是博林根基金會聘為專職的威廉．麥奎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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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陣容決定了，要找誰翻譯是一個大問題。譯者理查德．赫爾（R. F. C. Hull, Richard Francis Carrington Hull）最初是雷德找到的，他們私交甚深，更重要的是各方都認為他是一位極好的人選，儘管對榮格的心理學一無所知。雷德安慰赫爾說，編輯們特別想要一位翻譯家，而不是心理學家，「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會寫作」。赫爾一直住在慕尼黑，當時已經是韋伯、馬丁．布伯和格奧爾格．米施等思想家或作家的譯者。赫爾高大、優雅、相貌出眾，但有明顯的口吃。他「思維異常敏捷，善於抓住要點，這使他非常適合翻譯榮格通常是深奧的文本這一艱巨任務」。

這些工作在定案一年後，即 1947 年 8 月 25 日，才正式簽訂合約，部分原因是瑪麗的早逝，但主要因為榮格是個「精明的討價還價者」，他「要求並獲得了異常高昂的版稅」，並規定第一卷必須在三年內，即1950年之前翻譯出版。所以在1953 年《心理學與煉金術》最終問世之前，這一條三年條款受到了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困擾，需要三次延長一年。

赫爾小兒麻痹症的嚴重發作導致他手腳癱瘓，推遲了該書的完成。同時，榮格還透露了一個消息：芭芭拉-漢娜（Barbara Hannah）的單獨譯本已經出版了。雷德仔細提醒當初他們選擇赫爾的原因：他對里爾克和其他需要功力的德國作家相關的功力備受贊譽。榮格反駁說，里爾克是一位「與他自己相當不同的作家」，所以在閱讀赫爾的譯本之前，他不會下定論。而當時赫爾還躺在病床上，一直到1948年4月雖然能夠站立了，但臂力不足以操作手動打字機，博林根基金會於是給他買了一台 IBM 電動打字機。他先口述給妻子打字，然後自己用一隻手打字。

在這同時，芭芭拉．漢娜完成了她的譯本。瑪麗還在世時，凱莉．貝恩斯就警告過她和團隊在處理芭芭拉-漢娜的問題時要「非常謹慎」，她顯然「贏得了榮格的信任」。這團隊一開始沒考慮漢娜，是因為她以前的翻譯不算夠好。
然而，榮格最後收到了兩邊的成果，在閱讀並比較了兩個譯本以後，爭議就解決了。他只讀了一章，就宣佈赫爾的作品「了不起」，並稱讚他「天賦異稟」，譯出了「更好、更有教養」的文本。與之相比，漢娜的作品顯得笨拙和突兀。
在1961年榮格去世後，瑞士編輯的角色先由三女瑪麗安．尼胡斯-榮格（Marianne Niehus-Jung）負責，但沒過幾年她就被診斷出患有導致她母親死亡的同一種癌症。榮格獨子弗朗茨的妻子莉莉．榮格-默克（Lilly Jung-Merker）接替了瑪麗安的工作，直到不久後她因癌症去世。在這段期間，安妮拉．亞菲（Aniela Jaffé）雖非編輯委員會的正式成員，但她是德語組和英語組之間的重要聯絡人，原本退休的助理兼秘書瑪麗．讓娜．博勒-施密德也會出手幫忙，尤其是在決定哪些文本變體應成為最終手稿，或榮格的檔案中找不到某些著作，或者編輯們對哪個版本是最終版本存在爭議時。

編輯們的工作流程如下：德文編輯交德文定稿給赫爾，他再翻譯成英文；然後，他們閱讀赫爾的譯文並將其與德文原稿進行比較，並提出意見，赫爾隨後再做出修改。當兩種語言的文本都完成後，接下來的艱鉅任務就是讓英文本與德文本可以相互對應，並按照段落來編號。如此一來，這樣無論哪種語言或哪種版本，讀者都不必依賴頁碼，只需查閱段落編號即可找到特定段落。

榮格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大部分時間都參與編譯工作。他與他稱之為「編輯奧林匹亞」的英國和美國編輯之間，書信往來幾乎不間斷，與赫爾之間的交流則佔了絕大部分。這些信件隨著時間而不斷地演變，從對赫爾措辭嚴謹的問題只是簡短而具體的回覆，到關於榮格在構思其心理學的各種基本原理時的意圖的哲學交流，再到他在引用他人著作時會主動試圖解釋的具體內容。由於兩人都對幽浮都十分著迷，兩人還互寄包括各種不明飛行物資訊在內的私人訊息。

榮格對赫爾的信任有增無減。他寫了很長的一封信，講述了他是如何希望自己對盧西恩．列維-布魯赫（Lucien Lévy-Bruhl ）的「神祕參與」（participation mystique）一詞的解釋，能夠在所有譯本中得到一致的傳達。他也主動表示「我意識到我的這篇文章在翻譯時遇到了一流的困難」，並且一再對赫爾表示感謝，包括他理解了「如何將繁重的德語語法形式轉化為英語」。

赫爾學得很快，很快就能流利地使用分析心理學的語言和概念。在兩人合作的最初幾年，他住在英國多塞特郡（Dorset），後來因為瑞士的氣候對他的健康可能更好，也更容易與榮格交流，於是舉家搬到了蘇黎世和博林根中間的費爾德巴赫，冬天則是住瑞士南部比較乾燥、陽光更充足的阿斯科納。這一舉動確實鞏固了他們之間的相互依賴。到了1955年，榮格顯然將赫爾提升到了更高的友誼層次，信件的開頭以「親愛的赫爾」為開頭。榮格感謝赫爾的「巨大的工作」，並對赫爾的貢獻提出了自己的最終看法：「我們對您工作的參與不僅僅認為是十分專業性的：它是有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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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博林根系列，除了榮格全集20卷以外，還包括了書信集、訪談集、和講座記錄等，包括《佐芬尼婭講座》（The Zofingia Lectures）、《神話科學論文集》（Essays on a Science of Mythology: The Myth of the Divine Child and the Mysteries of Eleusis，合著）、《榮格：心理反思》（C. G. Jung: Psychological Reflections）、《榮格著作新選集》（A New Anthology of His Writings）、《榮格書信集》（C. G. Jung Letters）、《榮格演講：訪談與邂逅》（C. G. Jung Speaking: Interviews and Encounters）、《榮格：文字與意象》（C. G. Jung: Word and Image）、《分析心理學：1925 年研討會筆記》（Analytical psychology: notes of the seminar given in 1925），《夢的分析：1928-1930 年研討會筆記》（Dream analysis: notes of the seminar given in 1928-1930）、《靈視：1930-1934 年研討會筆記》（Visions: notes of the seminar given in 1930-1934），《昆達利尼瑜伽心理學：1932 年研討會筆記》（The psychology of Kundalini yoga: notes of the seminar given in 1932）、《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1934-1939 年研討會筆記》（Nietzsche's Zarathustra: notes of the seminar given in 1934–1939）、《古今釋夢：1936-1941 年研討會筆記》（Dream interpretation ancient and modern: notes from the seminar given in 1936-1941）。

最初，博林根基金會的成立是以傳播榮格的作品為目的，這是瑪麗特別感興趣的；後來，還增加了許多其他的書籍。這些書以一般出版社的市場考量而言，是不可能出版的，但因其重要性，有必要譯成英文。基金會因而贊助了所有這些作品，列入〈博林根系列〉裡，從編號第1號到第100號，包括了兩百五十多冊相關書籍。一開始是和萬神殿圖書合作，後來則是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合作。另外，博林根基金會還授予了三百多項獎學金。直到1968年，該基金會不再活躍，所有的業務主要併入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該基金會繼續資助博林根計劃，博林根系列則是完全交給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繼續進行。而這一切，始終是由編輯威廉．麥奎爾來完成。
榮格去世以後，他的後代先是組成了榮格繼承人團體（Erbengemeinschaft C.G. Jung），這也是包括博林根基金在內，許多與榮格有關的計劃都必須和這組織有關。2007年，這組織改為榮格作品基金會（Foundation of the Works of C.G. Jung, Stiftung der Werke von CG Jung）。這組織致力於維護和發展榮格及其妻子艾瑪．榮格-勞申巴赫（Emma Jung-Rauschenbach）的文學和創作遺產。主要包括管理該遺產的知識產權，尤其是保護這些作品的版權。基金會的宗旨是致力於正確地出版榮格和艾瑪的學術著作，並促進有關他們思想和生活的研究。

2003年腓力門基金會（Philemon Foundation）成立：「這個組織的存在是為了提供榮格全部作品的全集版本，而且讓這版本符合最高的學術標準，並且公正地反映了這位重要創造性思想家的真實水平。」腓力門基金會顯然是繼承了博林根基金會，並且站在原來榮格全集的基礎上，以更高、更完整的視野，提出盡可能完整和準確的進化版本。2005 年 11 月，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正式通知，腓力門基金會獲得了一筆四萬美元的對等資助，用於資助抄錄存放在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榮格檔案館的一百多份未發表的榮格手稿和研討會。

到目前為止，在腓力門基金會的努力下，從2007年《孩子的夢：1936-1940年研討會》的出版開始，除了2009年最轟動的《紅書》（Liber Novus）和2020年《黑書》（The Black Books 1913-1932: Notebooks of Transformation），陸續已經有十多本整理出版。未來將出版的，包括榮格1933 年至 1941 年間在瑞士聯邦理工學院（ETH）的八個系列講座，還有重要書信集、其他講座、未發表或未完整發表的手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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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和他的翻譯者赫爾，兩個人之間如此契合的工作方式，確實是相當不容易的。特別是和佛洛伊德作品的英譯本來比較，更可以顯出他們工作的難能可貴。
除了瑪莉和梅隆家族的大力支持以外，最重要的還是榮格本身對於英文的掌握程度。他不只可以用英文寫作，也可以用英文演講或教學。特別是他對英文的閱讀有一定的文學品味，對於自己作品的英譯本也就更能夠掌握。

在這一點，佛洛伊德吃了很大的虧。

雖然佛洛伊德1938年流亡倫敦，第二年在那裡去世；然而在這以前，他到英國或者是美國的機會其實是很少的。他的作品在生前就已經大量翻譯成世界各國包括中文在內的幾十種語言，然而，英文就像這幾十種語言一樣，都不是他能夠掌握的。這也使得他的英文譯作，產生了很大的問題。

然而，佛洛伊德英文標準版的影響力甚至大過德文版。在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裡，這等於是官方的版本；在各國不同語言進行翻譯的時候，往往也是其他語言版本翻譯者主要的參考。許多其他語言的翻譯版本，如義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第一版）是透過英文版來完成的。

然而這一套標準版早在上個世紀的八ま年代前就已經有相當多批評，當時英國精神分析界就提出重新翻譯的主張。這些批評的重點，部分是針對主要譯者斯特雷奇本身，有一部分則是時代精神的典範轉移。

史岱納（Riccardo Steiner，英國倫敦Westminster大學榮譽教授、精神分析師，出版包括《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1941-1945》一書）就指出了某些缺點，包括詞彙的選擇和文學風格「一定的僵化」和過度的「科學化」。《佛洛伊德傳記》作者彼得．蓋依在更早以前就表示：「這個翻譯中最明顯的缺陷是用深奧的新詞代替了佛洛伊德喜歡的簡單德語術語」，例如佛洛伊德使用德語當中口語的「我」（ich）和「它」（es）變成了」自我」（ego）和「本我」（id）。拉岡特別反對「將驅力（Trieb [drive]）翻譯為本能（instinct）⋯⋯因此整個版本都建立在完全誤解的基礎上，因為Trieb和本能沒有任何共同點。」布魯諾．貝特爾海姆更進一步認為「任何只閱讀斯特雷奇的佛洛伊德英文譯本的人，都無法理解佛洛伊德對人的靈魂的關注。」也就是在德文版裡面，佛洛伊德也關注心靈的問題；到了英文版，佛洛伊德就只有心理學的探討了。

相對於佛洛伊德作品英譯的種種困難，榮格作品的遭遇顯然是幸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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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的著作在中文世界的引進，比起佛洛伊德，則是遲緩了許多。
在二十世紀的二ま年代，隨著包括五四運動在內的一股強大的反傳統力量，佛洛伊德和他的理論開始引介到中文世界來。而榮格的名字也隨之慢慢被看見，出現了各種瓊葛、尤葛、永恩、融格、容戈、瓊格、雍古等不同譯名。（到了七ま年代的台灣，還是可以看到揚格和容格這兩種譯法。）

然而，榮格作品的翻譯，似乎在這一段時間是闕如的。不過這個說法也是要稍加保留，因為有關榮格在中文世界的傳播過程，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深入的研究。
因此，榮格的作品的中譯，可能是七ま年代才逐漸出現，主要是《未發現的自我》（葉頌壽譯，台北：晨鐘，1971）、《尋求靈魂的現代人》（黃?銘譯，台北：志文，197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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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在台灣，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成立，開始舉辦多次的佛洛伊德系列與榮格系列演講。

2004年三月，蔡榮裕、楊明敏和劉佳昌三人向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申請成為它的一個聯盟機構（Allied Center）。2009年周仁宇自西雅圖分析學會（Seattle Psychoanalytic Society and Institute）完成學習，成為臺灣第一位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分析師。2015年成為直屬IPA的研究團體（Study Group）。
而榮格心理學方面，在更早以前，則是有申湘龍在呂旭立基金會舉辦一系列相關的活動。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一開始先主辦佛洛伊德系列演講，後來開始榮格系列演講。同時也邀請大陸第一位榮格分析師申荷永來臺灣開工作坊。後來在國際分析心理學學會（IAAP，即國際榮格學會）前任主席（1989-1995）湯瑪士．克許（Thomas Kirsch）來臺灣以後，2010年在臺北成立了發展小組。2019年臺灣分析心理學學會（Taiwan Association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即臺灣榮格心理學會）成為國際分析心理學學會準團體會員，2022年成為正式團體會員。

1913年分手以後的佛洛伊德和榮格，各自走上自己的路，他們後來的追隨者既是分成兩個大陣營，又是千絲萬縷地互相牽扯著。在臺灣也好，在大陸也好，這兩邊的發展都是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才慢慢成為社會裡生活結構的一部分。
這兩位大師的作品全集要如何轉譯成中文版，確實是相當困難。在台灣，德文的人才相當不足。但相對於佛洛伊德著作，榮格的作品的中譯計畫比較不受這個條件的限制。心靈工坊出版社和臺灣榮格心理學會的合作，完全是民間的性質。這樣的翻譯，需要很多人力的投入，而且是足夠用心的投入。每一年也許只是一冊或兩冊，但只要有了開頭，終究有慢慢完成的一天。

從過去努力接近卻不得其門而入的狀態，慢慢地走到了這一天：兩個學會的成立，同時都成為了國際組織的團體會員，慢慢地透過自己的語言來敘述自己生活裡的臨床經驗，同時也將最主要的原典慢慢翻譯出來，不知不覺也走了半個世紀左右了。

註：本文參考的文獻或書籍頗多，除了個人過去的著作，最主要的是：Deirdre Bair所著作的Jung: A Biography（2003）、張京媛《中國精神分析學史料》（台北：唐山，2007）、吳立昌編《精神分析狂潮：佛洛伊德在中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