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佛洛伊德的檔案熱：科學的虛構
書序作者：沈志中（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宋老師在譯者導讀中指出，他認為〈十七世紀魔鬼學神經症的案例〉一文將是我們「走向精神分析的入門之鑰」，並希望能將該文置於本書的五篇選文之首 。但這個願望顯然在編排過程中被抑制了，僅留下書名「魔鬼學」這個醒目的不妥協標記。對此，我想借用序言的位置，讓這個充滿著譯者敏銳直覺的願望能夠繼續迴盪。
事實上，讀者很難不察覺到佛洛伊德這篇文章顯露出某種莫名的熱情。它原只是佛洛伊德為歷史學者提供的醫學諮詢意見，最後卻發展成一篇獨立的論文。而更令人大感意外的是，佛洛伊德甚至在文中直接將他所評論的歷史文獻稱為「個案史」（Krankengeschichte） ，彷彿歷史文獻所記載的人物克里斯多夫．海茲曼（Christoph Haizmann）就是躺在他診療椅上的真實病患。
這股熱情是因為佛洛伊德發現了這個文獻檔案就是精神分析的完美疾病史嗎？如同他在1906年將嚴申（Jensen）的小說《格拉蒂娃》（Gradiva）當成一部理想的「疾病與治療史」（Kranken und Heilungsgeschichte） 。但這篇魔鬼學案例是寫於1922年的最後幾個月。換言之，是在佛洛伊德發表《自我與「它」》（Das Ich und das Es）並確立了「超我」的概念之後。就精神分析理論而言，該文所論及的構想都是早已經確立的概念，如閹割情結、伊底帕斯情結、父親的角色、小孩對父親的曖昧情感以及面對父親時的女性位態等，都在「小漢斯」（Kleine Hans）與「史瑞伯」（Schreber）案例中已經有過詳細的討論。顯然佛洛伊德並不需要新的「理想病例」來證實這些已經確立的觀點，更何況是藉助歷史文獻所記載的史料。
那麼，佛洛伊德的熱情算是某種文獻研究的「檔案熱」嗎？或許。但可惜的是，佛洛伊德的文獻考證卻又顯得不夠周詳，以致馬卡派恩（Ida Macalpine）與杭特（R. A. Hunter）兩位作者便質疑，即使佛洛伊德在這篇文章中的推論是對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根據的仍是錯誤的史料。
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從兩方面去理解佛洛伊德對這份歷史檔案的熱情。
首先是精神分析的考古學理想。精神分析是一種記憶回溯的工作，若記憶能夠像考古所發掘出土的石頭一樣會說話（Saxa loquuntur !），那麼精神分析將會輕易許多。因此，佛洛伊德會期望在「兒童期神經症」（Neurosen der Kinderzeit）中直接觀察到在成人身上必須透過深入研究與重建才能觸及的現象。同樣地，在「種系發生」（phylogenesis）的構想下，佛洛伊德也認為人類歷史中的「著魔」或「附身」現象可以澄清現代人的神經症。
但更重要的是佛洛伊德捍衛科學虛構的勇氣。為何文獻記載的史料可以成為精神分析的「疾病史」？這個問題應該反過來問：佛洛伊德的疾病史書寫都是基於臨床的觀察嗎？一般都認為佛洛伊德有五大精神分析病例，但嚴格而論，「小漢斯」是督導分析的案例，「史瑞伯」則是根據一部自傳的分析，真正屬於佛洛伊德臨床觀察的病例只有「朵拉」（Dora）、「鼠人」（Rattenmann）與「狼人」（Wolfsmann）。而即使這些疾病史是建立在臨床觀察上，佛洛伊德所分析的材料始終是被分析者敘述的回憶、夢與幻想等等，這些被稱為「虛構」（fictions）的內容。虛構不僅是被分析的對象，也形塑出精神分析論述的形式。正如瑟圖（Michel de Certeau）所言，佛洛伊德的論述顯示出「虛構重新返回了科學的嚴肅性」 。精神分析的病史書寫與所有歷史一樣，都是一種「科學行為」之下的產物。無論病例書寫的材料是來自臨床觀察，或是幻想、文學虛構等，重要的是這些病例書寫是經過一套「科學行為」——精神分析科學——重新組織後所建構出的產物。
這也是為何佛洛伊德一開始自己都不禁感到驚訝，他的「疾病史（Krankengeschichten）讀起來就像小說（Novellen）」 。然而佛洛伊德並未因此退縮。相反地，如德希達（Derrida）所強調，正因為佛洛伊德的勇氣，精神分析才能夠帶來某種革命。只是這個勇氣並非一般所論，在於佛洛伊德提出了兒童性生活的觀點，或挑起了人類的自戀傷害，讓人知道「我」並非自己的主人，而是在於他勇於以最為實證的科學之名，寫下許多的「理論虛構」（fictions théoriques） 。因此，若精神分析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保有其價值，正是因為它在只講求科學實證的年代，仍捍衛著一種「科學的理論虛構」。
佛洛伊德從一份記載神蹟的歷史文獻中重建出另一個疾病史，將聖母戰勝惡魔的歷史事蹟，重新轉寫成一則因現實生活的困境與喪父的憂鬱所導致的神經症病例。這正是這篇疾病史最重大的貢獻，也是它如宋老師所言，是精神分析之入門捷徑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