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書序作者：茱麗葉．米切爾（Juliet Mitchell）（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和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正式會員） 在英國，精神分析的訓練與執業始終注重性別平等，不僅女性會員人數與男性一樣多，也擔任重要的行政職位，尤其是梅蘭妮．克萊恩和安娜．佛洛伊德等人推動了自佛洛伊德以來的重要理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的精神分析逐漸發展壯大，特別是在二○年代後期，當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邀請克萊恩來到英國，日後在此立足。這是一段精神分析理論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這些變化的核心是女性氣質與女性等議題。最明顯的是，從二○年代中期到三○年代中期，對女性之性建構進行激辯之風氣興盛，時值兩個意見不同的陣營，亦即倫敦與維也納之間的第一次交流講座，就是關注女性的性這個主題。更難以捉摸、但卻可能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關於死亡驅力、原始焦慮、受虐狂等理論，焦點由父親的閹割情結，重新導向母親的前伊底帕斯。這是讓客體關係理論發芽的沃土，其臨床與理論著重於嬰兒－母親關係。這兩股思路，也就是關注女性的性，以及專注於非常早期的心智歷程、慾望和情感，可以視為匯聚到佛洛伊德的說法，即女性分析師在理解女性可能更有優勢，因為她們的女性患者*不像佛洛伊德遇到的，會躲到對父親的移情背後避難，並且藏起女性氣質的早期心理構造。可以說，這麼一來，女性分析女性在精神分析的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
*譯註1：本書中以patient指涉分析師與受分析者（analysand）中的受分析者，即在涵容者與被涵容者的關係中，慷慨地開放自己嬰兒般原始的潛意識，接受分析師的理解與協助的受分析者。為表達此種心智狀態，本書將 patient 譯為患「者」，猶如行者，是一種選擇開放自己、踏上一段旅程的狀態。然若，文中 patient 指涉醫療情況下的醫病關係，如：人工生殖療程，則譯為病患以做區分。另，於第十章瑪姬．密爾斯的「地下水」一文中，提起受助者時使用client而非 patient，是因為該文提到的治療為短期、心理動力式治療，這種治療法雖運用移情–反移情作為探入潛意識的工具，但少做移情詮釋、保留更多成人自我，依此考量，將 client 譯為個案，以協助讀者區分。
在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男女平權主義*和幾乎所有社會階層的女性都得以投入工作所獲得的解放，中產階級與中上階級女性的能量與創意得到了釋放，使得新創與開放的精神分析實務受益非淺。戰前的傳統作法致使安娜．佛洛伊德接受的中學教育落後她的兄弟們，但她能夠受訓成為分析師，成為兒童分析的先鋒，並在維也納成立精神分析取向的教育課程，最終在二戰時落腳英格蘭。梅蘭妮．克萊恩在布達佩斯、柏林，最後在倫敦，開始了她對嬰兒期精神分析的理論與實務。女人，為我們帶來那些傳統上認為女人才會感興趣的專業，而這些對後來的發展極為重要。
*譯註2：本書中 feminism 一詞，原意為對抗對女性不公平的女權主義，如本書第十四章所言，未免落入男女雙方爭奪哪一方的生殖器比另一方重要的紛爭，在多方考量下選擇譯為男女平權，希望男女之間僅有分化而無歧視。
多數的歐洲國家有一特殊的現象，即偏好挑選女性成為精神分析師。直到近期，醫學院仍相當排斥女性；在受訓成為精神分析師時，拿掉醫學背景的門檻，對女性來說，既是被動優勢，也是主動優勢。歐洲大陸和英格蘭追隨佛洛伊德的建議，認為非醫學背景的分析師，應與具有醫療資格的分析師接受同樣的訓練、享有同等的地位。第一代的女性精神分析師中，事實上，有許多人是醫師，但也有為數不少的人並非醫師。非醫療背景的分析師，帶來對文化廣泛的興趣，並且在不以職涯訓練為重的前提下，就已蓬勃發展。直到那時（也直到今日），女性氣質，以及被認為是既荒謬且非科學的主題，如：夢、情緒、想像和幻想（當然兩者並不是沒有相關）等，都是精神分析的一部分。在歐陸，在納粹主義盛行之前，它也是對猶太人敞開胸懷的專業，在英格蘭仍然如此。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將重要的女性帶到英國，也帶到精神分析世界的舞台上，而那些前往美國的女性，像卡倫．荷妮（Karen Horney）和海倫．朵伊契奇（Helen Deutsch）等，僅在具有醫師身分時，才能從事分析工作。免除了醫學門檻，為女性寬廣的創造力打開了大門，而英格蘭是雙重受益者，它同時接受醫學背景與非醫學背景的猶太移民，此外也持續壯大本土的傳統。
從《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 1895）的年代開始，大量且聰慧的女性患者帶給精神分析重大的影響。因此，值得深思的是，女性分析師、女性患者、女性的性此一主題如此重要，並且在英國的客體關係中母性移情尤為關鍵的情況下，英國迄今卻沒有太多討論女性分析女性會有什麼影響的作品。部分原因可能是，對前語言階段的嬰兒而言，性的分化並未被認為具有太大的心理意義，也可能是因為大量的傑出男性分析師對女性的性感興趣（Ernest Jones），或者更重要地，他們不再像佛洛伊德那樣接受前伊底帕斯母親的位置，並發展新理論（Winnicott, Bion）。
對女性分析女性之議題的興趣，直到柏魯克（Baruch）和賽拉諾（Serrano, 1988）的一本訪談女性分析師的書，才開始有人花力氣追尋。在該書中接受訪談的伊妮德．巴林（Enid Balint）開啟了這一篇章。她的論文，儘管就某方面而言恰恰相反，事實上卻也呼應了佛洛伊德的問題：佛洛伊德的女性患者隱藏了她們最初的同性戀傾向，藏身於父性移情之後，而巴林的女性患者運用了她們在婚姻或婚外情中的異性戀傾向，以掩蓋她們的主要目的──滿足她們的母親 / 分析師。佛洛伊德的問題是「朵拉」在〈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斷〉中的問題，對追求者 / 父親的厭惡 / 愛慕，掩蓋了她對他的妻子 / 她的母親之迷戀。巴林提出，若是她的患者能夠找到一種適切、非性的方式來照顧母親，那麼她們的異性戀選擇才有機會整合與滿足。在最初與母親的關係，這似乎是關乎性的總量的疑問。很可能，若是在最初的關係裡充斥過多的性，那麼結果可能並非同性戀，而是歇斯底里症，就像朵拉那樣。難題在於，如何界定哪些被認定是正常的女性氣質，哪些則是病態的歇斯底里。假若所有的嬰兒，男性或女性，都在最初與母親的關係中開始心智生活（梅蘭妮．克萊恩的「最初的女性氣質」），日後才轉向父親，這使得異性戀變成很不可靠的替代品。這對人類而言是特殊的現象，因為我們未成熟即出世，比起其他相似的哺乳動物而言，我們依賴的時間更長、更徹底，這不僅讓我們有時間學習，也突顯了愛恨交織的矛盾情感，因為我們所需要的客體也是我們離去的對象。在許多精神分析的理論中，正是這種愛恨交織讓女孩得以離開母親、轉向父親，成為更令人滿意的客體。然而，在客體關係理論中，人類和其他靈長類一樣，受到本能驅使，成為自然的異性戀；轉向父親的砝碼，不僅僅落在心智上，也落在生理上。這個問題透過兩種方式解決：一則假設是，人類社會延長了對母親的依賴和生理上異性戀的本能，儘管對女性來說是不可調和的歧異，另一則為假設女性的心智或多或少會適應社會規範與生理現實。事實上，正如瓊．拉斐爾-勒夫（Joan Raphael-Leff）論生成創造力之起源中所述，追溯這複雜、矛盾又交纏的心智、社會和生理因素，是可能的。佛洛伊德認為，生物學是精神分析穿不透的基石，而女性分析師與女性患者的工作明確地說明，精神分析沒有穿透生物學，至少男性、女性和生殖的生物學都必須納入這想像中的整體，既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犧牲任何一方。
寫於一九九六年三月，倫敦
參考文獻
Baruch, E. and Serrano, L. (1988) Women Analysing Wome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