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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說故事？怎麼能有療效？ 說故事？怎麼做心理治療？是看繪本嗎？還是透過小說、電影來做心理治療？其實，敘事治療是敘事治療師協助來訪者說自己的故事，並重新鬆動、解構自己的生命故事，再重新建構自己滿意的故事。說起來簡單，實際做起來就像泡了一大盆肥皂水，手洗衣裳，那真是費勁、費時的過程。
我的諮商生涯起步是擔任義務張老師，服務對象當時所謂的「虞犯青少年」，這些青少年教會我兩件事：第一是，非志願個案讓我明白，如果來訪者沒有準備好要改變，或是他們不相信治療或治療師能幫助他們，治療就不會開始，改變也就無從發生。第二是，被標籤汙名化所壓迫的個案，看似離經叛道的問題行為，不應與他的生活處境切割，也無法單獨放到晤談或治療情境中分析或回應。這兩個學習或體悟發生在40 年前，如今想來，似乎當時就已經替我埋下從事敘事治療的種籽。累積多年的實務經驗告訴我：「所謂的心理治療師，並沒有辦法治療任何人。所謂的被治療者，那是因為他們準備好要改變自己。」敘事治療的提問則提供治療師邀請來訪者「準備好要改變自己」的鑰匙。
這40 年前從個案身上學來的事情，前面20 年我就只是擱在心上醞釀著，像葡萄泡在糖裡。後面20 年我就整個被它占據，慢慢有了酒香。2003 年我待在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八個月，讀社會建構論和現象學心理學；2013 至14 年去上海交通大學一年又繼續讀書、思考、寫作。逐漸累積一些筆記、短文、研究，在2018 年我先整理消化過的敘事治療，寫成《敘事治療的精神與實踐》這本書。寫書那幾年裡，在閱讀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書中文獻的過程，很受啟發、也很受感動。他廣泛涉獵文化人類學、哲學、歷史、藝術等領域，跟著他的閱讀腳蹤，我好像也跟進各間圖書館的書架前，最重要的是不管他讀什麼文章，他總是能轉化成他自己的「敘事觀點」，例如他讀文化人類學家梅爾霍夫（Barbara Myerhoff） 的定義式儀式（definitional ceremonies），他就發展為「局外見證人」；他受到文化人類學家紀爾茨（Clifford Geertz） 的文化詮釋方法、地方知識、豐厚故事描述 的觀點，他據以發展出很多問話技巧；他也得自維高斯基（Vygotsky） 社會認知發展理論的靈感，受到「潛能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的這種建構隱喻的啟發，他將維高斯基（Vygotsky）的鷹架理論轉換成成「定位圖：四種探索類型」 和「工作地圖」，以便厚描替代故事線。他致力於讓治療師遠離說服模式（convincing model） 並保持治療師去中心化，以便讓來訪者獲得生命故事作者的主權，又讓治療師以具影響力的方式參與對話。
懷特身上有一種拓荒的冒險家精神，他定義自己為實踐學者（Practitioner-scholar），他讓專業實踐與理論概念緊密結合。
我深信「實踐學者」這個身分的價值並不亞於「學術學者」。
他的好朋友大衛•艾普斯頓（David Epston） 在他逝世八年後，寫了一篇名為〈重新想像敘事療法：未來的歷史〉的論文中說道：「他用『地圖』來揭示他要走的路，說明在治療過程中為什麼要進去這個或那個方向，同時他也警告說有這麼多方向，他可能會進來這條路，你可能會進來那條路，他強調這不是手冊，你找不到像麥當勞套餐似的建議。」更加說明敘事治療師必須在每一次諮商對話中，與來訪者共同摸索出新故事的路徑。
這幾年來，我逐漸加重自己在現象學方面的閱讀與思考，也在自己的諮商與督導的實踐歷程中，更加看重回到經驗現場的重要性。若是懷特還活著，這14 年來他除了跟我們一起經歷可怕的COVID-19 疫情，應該會讀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跟呂格爾（Paul Ricoeur）吧？畢竟他非常強調貼近經驗（experience-near），畢竟他自己說過「我將自己的治療實務工作視為永無止境的學徒生涯」，而且他都讀過傅柯（Michel Foucault） 和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了！我的體驗是敘事治療師雖然立足在治療現場卻有必要穿透語言到達來訪者的經驗現場，治療師必須離開語言到達來訪者置身所在之境域，才能獲致理解並拓展支線故事；在邀請來訪者對其經驗命名以達到意義構作（meaning making），更需要移動到敘事的前敘說位置，不是以語詞命名而是在前敘說的經驗沼澤中化生出意義才得以命名；治療師的提問總是在來訪者經驗的在地知識孕生之所而提問。因此，讀者們閱讀後面十篇文章的對話之前，除了在懷特的《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 和《敘事治療的工作地圖》 這兩本書的基礎之外，我想要先聊聊我認為的敘事治療的四個重點：1. 敘事治療的理解：穿透語言到達經驗；2. 敘事治療的意義構作：無以名狀而名之；3. 敘事治療的時空觀：抵達他所在之處；4. 敘事治療的對話：好的提問引領答案。
壹、敘事治療的理解：穿透語言到達經驗
我們能看到「波浪」，是因為每一個波浪都同時具備高峰與低潮，我們無法在高峰與低潮的任何一邊找到波浪，必須同時結合兩者又跨越兩者，才能真正看到波浪。
高達美（Gadamer）認為「前理解」是歷史賦予理解或解釋主體從事理解和解釋活動的積極因素。它為理解和解釋主體提供了特殊的「視域」（horizon），即預設之偏見、成見，這反而成為我們自身知識與文化無法擺脫的優美傳統與歷史經典。敘事治療的理解意圖去到存在的一種模態，不是知識論的運作方式或語意認知方式，因為語言具有遮蔽性，一旦說出，整個體會隨著所指出的意義而窄化。我們必須置身於來訪者歷史性的視域中，這個歷史性對話有如每個人都自有的「存在池塘」，這是在時間中進行交流與理解「語意世界」的意義之場所。也就是說，所有的詮釋都是在我們生命過程已然生成的「存在池塘」這個「先在結構」（fore-structure）裡面運作，亦即對於理解的詮釋，都已經先懂得它所要詮釋的。
這是哲學史上由現象學往詮釋學的重要轉折，使得客觀分析與解釋變成非常不重要，而人的境域感、理解、詮釋才是人的存在之所。就此，理解的任務就是擴大主體的視域，在來訪者的「前理解」所提供的視域，與心理師進入來訪者之境域，復透過問話提供的視域，相互交融即可到達「視域融合」。心理師與來訪者的交流中，還是必須回到境域來理解，達到共同境域感與共同理解，才是敘事治療想要的具有生產性的對話位置。我認為敘事治療不僅僅是同一個典範中理論趨向的不同，而是整個基本典範的轉變。而且懷特在建構敘事治療的早期，受到葛雷格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系統理論和控制論的影響，懷特遠離邏輯實證轉向觀點論的知識論範疇，他深信系統不能以線性方式運作，注定了人無法為系統創建自己的規則，否則他將變成自製系統的奴隸。
敘說、故事與敘事的三層構作惹內特（Genette） 認為敘事法由三個因素組成： 敘說（narrating）、敘事（narrative）、故事（story）， 以呂格爾 的說法是敘事包含「描述態」與「樣式態」（descriptive statement and modal statement）兩者。其中描述態中的「前敘說」（the utterance）和樣式態的「所陳述」（the statement）是兩種不同成分。前敘說接近於惹內特的「敘事」的意思，是一種「使語言出現的前語言狀態」，是一種意欲、想要、即將會……的狀態，是有話要說，還未說，也不知會說成什麼，很像是台語的「有法度」（發音：無話抖。台語的「有」發音是中文的「無」，很妙！），也就是說似乎知道有法可依循而走，還沒去走，不確定會走成何種「度」。言說者不在說出來的故事裡，也不是說故事本身，是有法度的那個主體。敘事治療的治療機制也在於此。
︱「敘說」是敘事的行動︱
「敘說」是敘事的行動，是一種個人對生活經歷的「口頭報告」動作。敘說的起源不只是記憶，而是動作的一種特殊形式，由這種形式衍生描繪、敘述、歷史等現象，必須藉由這一現象，「連貫時間」順序的概念才得以產生。這種「口頭報告」的形式經常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例如老師授課、一場話劇表演、拍賣會交易現場、結婚儀式、論文口試、諮商現場對話……這一現象是發生在同一個空間中的不同時間順序而產生了「歷時性」（diachrony）。
如果你正要去爭取一筆巨大訂單，約好客戶，你有20 分鐘以簡報說明產品的時間，你一定會仔細製作簡報、一再檢視、事前沙盤推演，務求那個現場的20 分鐘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以求最大比例打動對方以便能夠成功爭取到訂單。那個現場的20 分鐘及之後的問答，就是依據時間順序所出現的敘說行動，當下展演無從更改。
或是換個輕鬆場景，想像一下，你花五分鐘敘說你昨天看完那部令你感動落淚的電影給好朋友聽，這個口頭報告的行動本身形成當下的「連貫時間」順序，你先說這個，再說那個，繼而補充重點等等，你的朋友聽得津津有味，這時你處於「敘說」的行動。
︱「故事」是所敘說的文本︱
「故事」是所敘說的文本，當「文本」從它原有的情況和目的中解脫出來， 由作者透過多元內在體驗的懷舊（reminiscence）而任意拼湊，而後變成一種時間遊戲。這常發生在詩歌、傳說、小說、電影、諮商紀錄、或是寫日記……當然也包括個人自傳和各代史記，這時出現「不連貫時間」，這種同一時間內不同空間特性，稱為「共時性」（synchrony）。
故事是經驗的基本單位，呂格爾認為敘說之於人就像大海之於魚，魚離開水就無法存活，猶如人離開故事就失去意義。「故事」一直是所有文化和社群中的核心最有力的部分，典型的故事都包涵著普遍的特性，從開始、中間和讓故事完整的結束，故事形式已根據這種集體的、時間考驗的模式，歷經了好幾世紀的傳頌，透過這個簡單的故事形式，使意義得以被了解，生活得以調適，經由各種不同的文化、社區和家庭的發展，最後流傳到下一代。像是《西遊記》、《紅樓夢》、《水滸傳》等，或是《頑皮豹》、《哆啦Ａ夢》、《進擊的巨人》，或是《星際大戰》（Star Wars）、《駭客任務》（The Matrix）、《蝙蝠俠》（Batman）、《法櫃奇兵》（Indiana Jones）系列電影，或是蘇軾被貶數次所創作出的不朽詩文等等。故事承載和傳遞了時代的價值，形成了信念系統和社會輿論，人們藉此創造其自我認同並導航其生活。而這種故事文本成為獨立的作品，作品製作過程可能經歷非常繁複的增刪、編修，一旦作品完成問世，敘說者與他所創作的故事文本已然脫離，人們獲取的只是故事文本的內容涵意，不是敘說者本身的意義。
再想像一下，你決定坐下來寫下那部令你感動的電影賞析，你寫了故事大要，強調其中的某幾句對話，說明具有關鍵性的預示作用的橋段，又深入分析剪接手法的藝術性，介紹導演、劇本和演員，接著你重新調整全文的段落安排，提高可讀性。這時，你處於生產電影賞析的「文本」。
︱「敘事」是要說而未說的意向︱
「敘事」是要說而未說的意向，敘事不是「做什麼」而是「想要做什麼」，也就是一種「能夠」（being able to）並且「知道如何」（knowing how to）的那種傾向於語言敘說的狀態，可是又尚未說出。也就是說，除了「敘說行動」這個動作和被說出來的「故事文本」之外，還有這一切發生之前的「前敘說」，既不是說出來的故事，也不是說故事的行動。「敘事」本身必然是包含著前敘說，敘事治療亦然。因為意識流形成生命流動的時間，這種流動是連續不斷、不停，而且它一向我行我素，不受同一時間內可能發生的事件順序所干擾。
治療室中心理師與來訪者的對話，是典型的「敘說」這種敘述行動的現場。對於敘事治療而言，來訪者透過生命故事敘說從經驗中建構意義，治療師則以一種可以協助人們醞釀出新的理解之方式，來回應他們的故事，使說故事的人經由一個豐富的故事發展過程，重說生命故事和重構自身。敘事治療不只是聚焦來訪者說出的生命故事本身，更重要的治療機轉是關切來訪者這個主體的「敘說」行動，也就是去好奇在治療室說自己故事的來訪者「何以這樣說？」、「什麼時候開始這樣說？」、「在治療室的情境會這樣說？另一種情境會有不同的敘說方式嗎？」、「這樣的敘說怎樣影響或形塑了敘說者本身？」。艾肯森（Atkinson） 強調「通常在我們說自己的生命故事時，就會增加我們的運作知識，因為我們會去發掘在生活中更深一層的意義，經由反思、排列次序、體驗和感受的過程，我們已經寓居於口頭表達中」。敘事治療師除了關心來訪者說出來的「故事」，還必須置身「敘說行動」的現場，更必須移動到來訪者的前敘說位置，陪伴等待來訪者找到合適描述經驗的語辭，才是完整承接了「敘事」的全部。
即使你在寫那篇電影賞析文本的下午，除了電腦裡已經呈現的文字、和持續修整中的文字之外，那個下午還有很多事情一直不停地發生，你瞄了一下叮咚的LINE 訊息，有的你立即回覆有的沒有，你起身去如廁，幫貓添了飼料，收了快遞包裹，某封電子郵件提醒你要在手機APP 預定下週去高雄的高鐵票……那個下午的你，浸泡在生活現場的時間流裡，也分分秒秒孕生著要怎樣寫出的此起彼落的念頭，你一直處在「尚未」的意識流之中，你也持續到達「已經」並走向下一個「尚未」之流裡。就此，心理師在諮商結束後撰寫紀錄，與諮商現場的對照，恰恰像是以心理師的「敘事」去捕捉來訪者的「敘事」。若是諮商紀錄只針對來訪者進行個案概念化而撰寫，此時紀錄捕捉到的可能只剩來訪者的「故事」和心理師的評估與預後，極可能丟失了大量的現場經驗。如果心理師的紀錄不只是來訪者的「故事」，而是進入心理師自身敘說行動與前敘說，也去捕獲來訪者的敘說行動與前敘說，這時你是置身於真正的「敘事」之中。
「涵意」具有客觀的功能性
不論是電影或小說，甚至來訪者說的故事，富有情節變化，也寓有涵意。呂格爾認為敘說故事的意義包含了兩個不相同但相關的層面：「什麼」為其涵意；而「關於什麼」即其指涉。呂格爾認為「涵意」是內在於言說，在理念上是客觀的；至於「指涉」則能表達出語言藉以超越自我之活動。也就是說，「涵意」經由語句而使得指認的功能與賦予謂詞的功能相互關聯起來，至於「指涉」則進一步將語言與世界連結起來，是時間與敘事的存有學所關切之處。
他認為結構性解釋限定在表達內容的符號上運作，是理性客觀詮釋框架，也是語意邏輯的言說世界，著重在語言的功能性。然而，一旦啟動這種結構性解釋，只會聚焦在敘述的內容，就與敘說者及其敘事行動分離，即喪失敘事行動與前理解的時間性，已經排除其與存有學的關聯。結構性解釋付出的代價是：喪失關於人的歷史性之指涉。結構性解釋化約了敘事文本之歷時性，已然是走向共時性之趨勢，這是一般人面對故事文本的位置。
敘事治療固然必須聽到來訪者的生命故事，而且從社會建構論的立場，會關心這些「問題故事」受到哪些主流論述的壓迫。敘事治療師致力於發現、鬆動、解構這些社會主流論述與強勢故事，協助來訪者去質疑、挑戰這些造成「問題故事」的壓迫力量，而不是「理所當然」、「照單全收」、「吞下」這些被視為真理去遵循的「社會常規」。並運用外化（externalizing problem）的對話來達到解構的效果，外化是敘事治療問話最核心、最重要的意圖。解構式問話的核心就是要鬆動主流論述（dominate story）並開創多重敘說（multiple narrative）描繪更多支線故事，以便浮現「替代故事」，逃脫問題故事的束縛。
「指涉」才與存有相關聯呂格爾在《詮釋與衝突》中表明，他最終目的還是要接續海德格所開展的存有思想。呂格爾比海德格增加了「人在實際存在中的體驗」，不只是在人的走出中開顯存有，而是人在一生的故事、種種實存狀況中，無論是體驗存有的奧祕，或是體驗臨界狀況。呂格爾轉個彎，經由方法學上的迂迴，他先處理結構性解釋，才到達存有學的理解與詮釋。
所謂的迂迴是指，呂格爾認為必須面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知識論、分析哲學、敘事文、說故事等等客觀的結構性解釋─即上一段落所述的「涵意」，才能到達存有的開顯。呂格爾說：「一句話在某個特定處境中，並依於特定用法時所做的就是『指涉』，這也是說者在說到實在界時所作的。某人指涉某物於某一特定時間，此是一事件，一說話事件，此一事件之結構則是來自涵意，說者之所以能指涉某物，實乃基於或經由涵意之理想架構。」換句話說，說者之指涉意象穿越了涵意，至於其指涉，則與隱於其後之敘事者的前理解，及其所指向的世界或存在的可能性相關聯。
語言除了涵意，還指涉了一個「不在場」的世界，治療對話有必要將此一不在場帶入現場，也將我們的眼光「帶出現場」，「帶向不在場」的指涉世界，置身其歷史性視域之「存在池塘」，心理師對來訪者的理解與對話，都必須是在時間中進行交流與理解，這是「敘事」的意義之場所，才有機會進入來訪者敘說與前敘說，達到視域融合。
貳、敘事治療的意義構成：無以名狀而名之
無語表達的那種說不出的感知，恰恰是在語言「缺席」時，現身了，有時言不及義的言語失態，看似閃躲，反而是更巨大的顯現。
一個五歲的幼兒園中班的姊姊，五點下課回家，跟兩歲的妹妹一起玩樂高積木。媽媽在煮飯，隱約聽見五歲的姊姊說「不是這樣啦！妳都弄錯了」，妹妹還是用自己的方式堆疊，姊姊又說「我跟妳說不是這樣弄啦！」姊姊伸手搶過妹妹手上的積木，妹妹開始嗚咽，姊姊也生氣了，說得更大聲「妳都弄錯了啦！」妹妹覺得無限委屈，開始嚎啕大哭！媽媽並不樂見姐妹齟齬，大腦幾乎是不經思索、自動下載「文化規訓」：大的應該讓小的、姊姊應該讓妹妹，手足友愛之類老祖宗的傳承！導致媽媽衝口而出「妳是姊姊，妳不可以欺負妹妹啊！姊姊要愛護妹妹，妳不可以欺負她啊！」媽媽說的「道理」顯現出一個「不在場」的規範世界，恰恰好遮蔽了活生生「在場」上演的姊妹真實情境，諸多現場的經驗就此陷落、隱沒、掩蓋。
然而這被遺留下來有如滿地芝麻的經驗世界，卻同屬於話語生成的根源，是尚未形成話語的幽微晦澀、尚未被概念化的陌生處境，這個置身處境可能容受著語言之外的各種知覺，包括視覺：圖像、畫面、影像等；聽覺：聲音、樂音、語音等；味覺、嗅覺：鹹甜、香臭、軟硬等；體感：冷暖、抽筋、暈眩、脹痛等；觸感：質地、粗細、軟硬等經驗的前理解之中。這些長期阻絕在言說世界，缺乏現場還原、且無從回到生活當下，這些經驗從出生之時即涓涓滴滴累積成為生活經驗的「存在池塘」的成分，我們必須繞過語意符號的象徵世界，才能回到原初的經驗現場，並抵達尚未有語言的「存在池塘」，在那個蘊生無限生命根系的源頭，重新尋獲使來訪者足以命名意義的話語。
一、語意邏輯的應然與經驗現場的實然
還原現場情況，可能是這樣的：姊姊跟妹妹一起玩樂高，她們講好要用磁鐵樂高，搭出有兩個山洞的軌道，火車還會過一座橋才會到站；於是姊姊朝著這個講好的方向開始堆樂高，妹妹卻把搭山洞的那兩塊樂高放在要設置車站的位置，於是姊姊說「不是這樣啦！妳都弄錯了」，妹妹並不知道什麼是山洞，繼續用自己的方式把磁鐵積木黏在一起，姊姊又說「我跟妳說不是這樣弄啦！」姊姊伸手搶過妹妹手上的兩個積木，放在預計要做山洞的地方，把車站的積木拿給妹妹，妹妹開始嗚咽，把車站的積木丟回給姊姊，姊姊也生氣了，說得更大聲「妳那邊是車站，這邊才是山洞，妳都弄錯了啦！」妹妹覺得無限委屈，開始嚎啕大哭！所有的現場都是多元、繁複的意義萌發之所。
︱從在場的生活世界指向不在場的概念世界︱
媽媽希望家中出現的兄友弟恭、手足相親、長幼有序，這些被期待的文化倫理，同時也指向「不在場」的社會秩序，「在場」的話語指涉到「不在場」的事實。媽媽說的「道理」是一種潛藏在文化中的「概念系統」或文化論述，是對「在場」正在發生的事，進行「不在場」的抽象化評述。語意邏輯的應然總是指向「不在場」的世界，這種被語言羅織的論述或被概念化的結論，勾連出的是被認定的「客觀」的實在（reality），具有智性邏輯之行事應然的道理，也是社會運作常用的客觀的詮釋框架。我們習慣於語意符碼調理出來的客觀又可理解的象徵世界，藉此獲得應有的規則和秩序，清晰而能推理，穩定而好預測，密實而可依托。
可是，現場經常是曖昧不明、牽連不清、層疊複雜、甚至喧囂失控。姊妹「在場」的一種真實情境的互動、交談現況，被媽媽以「不在場」的一種語意邏輯的概念系統，框限成某種可理解的因果關係或條理秩序，能有效降低在場現況的模糊曖昧，獲得掌控並滿足穩定的欲望。但往往跟姊妹「在場」的真實互動情境，有頗大的落差。舉凡能言善道的「口條」，振振有詞的大道理，總是指向「不在場」的語意世界，也總是遮蔽經驗現場，妨礙、阻絕我們置身經驗現場的主觀體驗，這也是為什麼有時明明是頗具意義的格言會變成八股，而看似八股的座右銘卻又被活生生的經驗注入活力，而能啟發人心。
敘事治療師在諮商室要以「外在敘事」設置人事時地物的場景，讓媽媽帶著敘事治療師一起回到事發現場，媽媽就能從語意邏輯世界滑入經驗的現場，各種當下被丟失的、如滿地芝麻的種種細節，姊妹互動的皺褶也能被攤開細描，就能重現眼簾浮現為各種可能的、多元的支線故事，此時，敘事治療師繼之可以運用「內在敘事」多問感受、想法、信念等等，外在場景具體浮出之後會更加容易催化內在線索，再以「反思敘事」淬鍊出與目的、意義、願望有關的渴望故事。
︱從在場的諮商室言說到不在場的生活經驗︱
這種落差也會發生在各式各樣的人際交談現場中，也包含諮商對話現場。我們想像媽媽在諮商室跟心理師說到這件事：「我們家姊妹倆很愛吵架，妹妹比較小，可是姊姊就是不肯讓小的，而且還凶巴巴的，我真不知道要怎要教她們。我很擔心姊姊在班上，對同學也是這麼霸道，那就沒有人願意跟她玩了……」來訪者卅媽媽在諮商情境中的語言表述成為另一種「在場」，諮商是一種來訪者與心理師雙方真實互動的在場，而媽媽所說的姊妹愛吵架是另一個現場，此刻卻成為「不在場」，也就是說來訪者在諮商現場的言說，總是聯繫指向不在場的生命事實與生活經驗。媽媽在諮商室的敘說，理論上必須成為心理師理解姊妹愛吵架這件事的重要通道，這是以「語言涵意」所構成的通道，可是在這個諮商現場也具有多元、繁複的意義萌發著，現場有著以語言規畫出來的一個突現的意義方向與理路，也就是語言具有雙面性，諮商雙方對話的語言，一方面正面說出所指、所謂，另一方面也會反襯出遮蔽了未被言說的其他沒有被說出的。
心理師據以瞭解來訪者卅媽媽的重要「語言涵意」通道，卻有可能恰恰好遮蔽了當初姊妹吵架現場的真實經驗，這個通道恰恰無法到達「語言指涉」的存有世界。治療師有必要從來訪者「在場的話語」移動到所指涉到的「不在場的經驗」，也就是說心理師與來訪者「在場」的諮商對話，必須穿透語意邏輯概念的縫隙，到達來訪者言說指稱的當時所置身的經驗現場，才能讓「在場」的話語指涉到「不在場」的經驗，才能使被遮蔽成為「不在場的」成為「在場」。敘事治療師的理解與詮釋，是要到達在來訪者生命過程已然生成的「存在池塘」這個「先在結構」（fore-structure），就此，語言邏輯並不能成為理解的通道，也不應該成為通道。語言是一個篩子，心理師必須穿透語言的縫隙，掉入被遮蔽的經驗世界，才能在來訪者所在的地方，相遇。
二、幽微晦澀感知的經驗沼澤地
我們對周遭事物的認知，都是大腦神經運作在知覺中生起一個意象，然後獲得的物體客觀的存在事實，或是有一個外在客體在我眼前被我看見，轉移目光，就會知覺到另一個外在客體。由於我們的「知覺」具有高度選擇性，不具有客觀的完整性，卻具有主觀的連貫性，這種思維根深柢固的積習，使我們經常「視而不見、聽而未聞」，雖然這幫助我們快速組織生活現場並做出反應，卻也使我們在進入陌生場域，處處窒礙、寸步難行。
回想你第一次任職於一個嶄新而陌生的機構，第一天、第一週、甚至第一個月上班，好像白天也沒做什麼大不了的事，都還在熟悉業務的過程，卻每天累得倒頭就睡。因為每一件事、每一個場景、每一個交談……都是陌生、簇新的經驗，你的「前理解」的存在池塘，缺乏已有的認知架構的「視域」去解釋新的事物，像是中午了，走，吃飯去？要打聲招呼嗎？要一起叫外送？各自去？招伴一起？或是，傍晚了，下班，可以準時就走嗎？怎麼都沒人走？每個小事情，都讓你十足「耗費心神」！三個月後，更別說資深老鳥，這些現象消失無蹤，因為所有新的都融入化為「前理解」的元素了。
有意思的是，你得在其中做事，或從事了某事，才知道怎麼回事；可是，你知道是這麼回事，之後，又總說不清是怎麼回事。因為太多經驗都是自動掉入「存在池塘」，大多數沒有轉譯為語意意識。前理解是前敘說的根源，那個「能夠、知道如何說而未說」的前敘說，在語言「尚未」與「即將」中所調動的意向，正是蘊藏在前理解的歷史傳承之先在結構，這也就是敘說者的存在池塘。敘說者習於將浸泡的這個存在池塘的生活日常，皆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經驗，例如被家暴的孩子，治療師問「昨晚你認為是發生什麼事，引發爸爸打你？」這孩子總是知道一切，又語言匱缺地說「我不知道」，其實這孩子不是不知道，是知道又說不出來。
︱語言單薄，經驗豐厚︱
先講一個我父親的故事。父親是1949 年隨政府來台的軍人，我家餐桌上總是聽見父親一說再說的逃亡故事：「戰敗了，亂成一團，聽說上海有船要去台灣，我就沿著鐵路往南走去上海，不敢離開鐵路，怕迷失方向。走了六、七天吧！餓壞了，好不容易看到有炊煙的人家，我就像乞丐那樣跪著要飯……一個年輕的少婦，扣了一大盆餿掉的飯到我的鋼盔裡，我就拿到河邊慢慢洗，把餿味沖掉，找到樹枝，把粥倒在鋼盔裡煮沸，就是這一鋼盔的粥救了我一命啊！什麼都丟了，扛著家當走路，累啊！……槍枝、包袱……一路丟……就是……」然後我跟弟妹們就會一起合聲做總結：「就是鋼盔一定不能丟。」後來「鋼盔一定不能丟」成為我們家餐桌上的一句笑話。
再回想，竟只有辛酸與難過。父親「鋼盔」的後面，其實是他19 歲那個年輕歲月的深痛創傷，一方面是戰爭的流離顛沛，一方面是這一離家就回不去了，無法再見到父母。父親再回去湖南家鄉，是三十年後的事了，爹娘都已經故去。父親一句「鋼盔一定不能丟」，遮蔽了說不出口、沉默失語的落寞、思鄉與悲情。
再講一個魯迅28〈祝福〉中主角祥林嫂的故事。她丈夫早死，婆婆要把她賣掉，在衛老婆子的介紹下，她連夜跑到魯四老爺家幫傭，因手腳俐落又安分耐勞得到太太歡心。不料祥林嫂的婆婆為了給小叔子籌辦結婚的彩禮，竟然將祥林嫂強行嫁到了山裡與賀老六成了親。賀老六在幾年後又因傷寒而死，她的兒子阿毛也被狼吃掉，生活的重創徹底擊垮了祥林嫂。祥林嫂又重新回到魯四老爺家，但是她「兩頰上已消失了血色，眼角上帶著淚痕」，身體和精神是大不如前了。魯家主人連福禮都不讓祥林嫂碰，怕沾到霉氣。自此她經常一臉悲容，她逢人便講起兒子的死和自己的悲慘遭遇：「我真傻！真的，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後候野獸沒有吃食，會到村裡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大家都說，糟了，怕是遭狼了……果然，他躺在草窠裡，五臟已經都給喫空了……」鄉親們起初特意過來聽聽祥林嫂的悲慘故事，祥林嫂總是說：「我真傻！真的，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沒有吃食……」，漸漸地被鄉里人所厭惡、嘲笑，只剩冷漠。
︱語言是經驗的篩子︱
祥林嫂一生至少有三種受苦，都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倫理的受苦。首先的苦，是祥林嫂被迫嫁給賀老六，她先是不依，直接撞香案角上，頭上撞出個大窟窿，可是鄰居們七手八腳把她和新男人關在新房裡，聽說第二天她也沒有起來。後來，人遇見祥林嫂就問：「你最後怎麼就依了呢？」她說「抵不過他的，力氣好大……啊啊……要不你自己試試……」。這些人問「你怎麼就依了？」其實是不懷好意，這裡的人言可畏，是一女不侍二夫。柳媽說：「你將來到了陰司，那兩個死鬼男人還來搶，閻羅王只好把你鋸開，分給你那兩個男人？」於是祥林嫂存了一年的工錢，去捐了一條土地廟的門檻，作為替身被萬人踩踏來贖罪，祥林嫂想要藉此稍獲寬慰。其次的苦，關於阿毛被狼叼走，祥林嫂總是說：「我真傻啊！」她對自己的無知，生出極為深沉的懊悔，「母毒不弒子」的倫常恰好映照出祥林嫂自認是「母弒子」的椎心痛楚，她悔恨正是她自己要聽話乖巧的阿毛坐在門檻剝豆，才讓阿毛被狼叼走的，始終無人真正到達她喪子所在之處。最後的苦，也是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羽毛，她被魯家視為「不淨之人」，因為是寡婦、嫁二夫、又死了兒子，冬至祭祖時祥林嫂勤快地去備杯碗筷子，被四嬸慌忙制止喊停，不准她去碰福禮，連作為下人的本分行止都被取消，最後只能流落街頭、凍死在風雪中。
祥林嫂的「我真傻……」說不出來的喪子的悲傷，更說不出悲慘的社會底層窮女人一生的厄運，整個小說更不幸的是，她身邊的人都從祥林嫂訴說自己的語言表面滑落，沒有人到達祥林嫂悲苦之處，單薄的語言所羅織的生活世界，縫隙太大，祥林嫂整個掉落語言縫隙下的深淵。就跟我父親的「鋼盔一定不能丟」一樣，他說不出口的逃難之顛沛和離家之滄桑，都被篩落到語言縫隙之下，在父親心中闇影幢幢直至沒去。
唐朝王維的〈雜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流傳千古。按常理好久沒回家鄉，好不容易見到家鄉來的人，王維應該會關切家人的種種，像是嫁人、娶妻、生子、病死等等重大事情，偏偏王維就問「雕花窗前的梅花開了沒？」那一瞬間，王維似乎理性停擺、大腦空白的剎那，整個人掩埋在那一句梅花問裡面。王維恰是處在前結構、前敘說之地，什麼重要的話都說不出口，就脫口說了一句像是無意識狀態，似乎未經「意識電檢」的漏網之魚。那一句看似最無關緊要、莫名其妙的問語，卻正好將被遮蔽的、說不出口的滿腔思鄉傾巢而出，全盤托出所有該問卻都沒問出口的鄉愁。這裡的語言張力，稀疏的、無關痛癢的語句，使閱讀的人掉入語言的縫隙，得以感知詩的語言的巨大魅力。敘事治療師正是要去到來訪者像詩的語言一般稀疏，那種結巴、停頓的前語言和前結構裡，「掀開」豐富的生命現場，呈現於世。難怪海德格後來寫了《走向語言之路》，人聆聽到語言的無聲地說出，且在聆聽中「不由自主」地將之在語言文字中說出，就在這樣的說出中，存有被明白地詮釋出來了，總是能起到「沉默之聲，震耳欲聾」（loudly silence）的作用。
參、敘事治療的時空觀：抵達他所在之所
恆存不滅的意識流既不受同一時間內發生的事件順序所干擾，又只是生與滅之間瞬間的片刻安身，這個恆存不滅的深淵經常在語言繁盛時隱身，退居於語言破碎之處。
過去數百年人類發展歷經「蒸汽機」、「電力與電報」、「大型計算機」、「網際網路」等數波工業革命，使得科學發展、科技進步成為王道。科學理性從挑戰神權意識形態的思想武器，自身轉變為一種工具理性的意識形態。尤其嚴重的是從二十世紀中葉開始，全世界進入以「科學語言」為主流的時代。科學思維與客觀數據分析是當代最理性的迷信。科學與計量本身無罪，只是這類科學迷思，一旦被政治權鬥、財團利益所把持，這些操持「科學語言」的量化數據，貌似客觀中立的表象，其實是權力角鬥的結果，科學知識是利益、權力、意識型態等種種社會因素所建構而成的。再加上戰後武器科學、政治工業與資本主義結合，扶持大型跨國企業竄升，科學思維淪落為科技工具，又挾全球化風潮，將大數據分析從商業操作滲透到教育、政治、社會各個領域，使得「科學術語」、「專業知識」變成具有主導性的語言霸權，更把科學、理性、科層組織的效果發揮到極點，不僅促成社會內部的分化，也導致學術知識分殊化。
︱缺席是巨大的顯現︱
當科學成為當代最理性的迷信、並且掌控心理學家的研究方法之際，海德格提出的「語言是存在的家」，給了心理學家另一條出路。海德格認為我們的日常生活處境，有一種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語言建築了這個理所當然的生活世界，人們棲居（dwelling）其中，我們都寓居於世（Being-in-the-world）。海德格的語言哲學，是讓生存經驗昭然若揭，生活方式得以顯現，這種生活方式的重點精神在於解開一切日常生活中的理所當然。「語言是存在的家」第一層是：語言建築了這個理所當然的生活世界，人們棲居其中；第二層是：解開一切日常生活中的理所當然，讓生存經驗昭然若揭。
「語言召喚存在」是海德格語言哲學的重要綱領，人們的存在與處境密不可分，而生存處境總是以語言的視域來區隔。專業術語是最佳範例，專業知識是指一群人使用共識的術語、規則，所產生的知識與論述，並藉此產生教育與證照制度，在社會上區分出專業與非專業。也可以說，專業就是將非專業的外行人經由縝密的訓練，成為能夠流場應用專業概念、方法與術語的圈內人。當今的醫學專業、法律專業、建築專業、心理專業……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是由隸屬的專業人士與團體互動結果所產生的真實。
海德格認為語言本身就是一種存在理路，語言是存在的家，人活在語言之中，語言給出了世界，他說：「真理既開顯又遮蔽。」語言的視域界定了人們「看什麼」？或「不看什麼」？我們需要仰賴科學實證的快速與效率，卻也必須揭露這些理所當然的限制，提防著科學語言的滲透性與獨斷性。科學思維無可避免地影響心理治療，專家使用實證理論框架，強調以正確邏輯、科學證據，找到有效策略來正中目標。這種治療理論立場會誘導心理師以超然、客觀的方法去評估出錯的原因，然後去修復心理症狀，這就好像是技術員修復故障的發動機一樣。這種專業訓練會使心理師傾向於認同自己是醫療體系
中的一員，像醫師一樣，針對症狀做出診斷，開列處方，並要求病人遵循醫囑服藥。
︱「重新經驗」打開敘事空間︱
可是關於人的受苦經驗，除了醫學診斷與藥物必須還有其他。存有總是在「走向語言之途」上，存有總是在無聲的語言中說出它自己。人要瞭解存有，也必須「走向語言之途」，亦即聆聽存有的無聲的語言，且讓之以語域文字說出來，這樣，人才可能完成這條語言之途，這我聯想到老子的「大音希聲」，即稀世之音未及見證，但不代表不存在。這裡的無聲語言是指理所當然的語言消解，存有才能現身，此時這人去到了史蒂芬喬治（Stefan George）的詩〈語詞〉裡說的「語言破碎處、無物存有」，也抵達了昭然顯現生活經驗之所。
我們一直以為是依賴著「念頭、概念、思維」先在那兒，指導著、引領著說出我們的生命故事。其實，更重要的是要追問：「概念思維」形成之前？「概念思維」是怎麼形成的？治療現場總是深陷語言孕生的沼澤泥淖中。尤其是創傷、意外等無常，使我們重新掉入「陌生處境」必須重新學習「敘說行動」，這時人陷落在時間連續流動的意識流裡，是語言成形的前敘說狀態，距離「語意意識」、「思維」、「概念」尚遠。
敘事治療選擇離開被理論建構的專家框架，與來訪者一起掉入語言、念頭、概念之間的縫隙裡，然後再把這個空隙撐得大一點，再大一點，跟那個敘說主體有所連結。最終還是要透過來訪者自身語言的拼湊，給予生命故事的個人意義。這個過程通常都是欲言又止、說不清楚、難以言明……或是邊說邊掉淚，才逐漸言說成一個有意義的故事。
當生命經驗讓人們陷入無話可說，在淵源深處語言逸散，正好掉入語言無法捕捉的縫隙，存有之光在此閃爍。也就是我們掉入熟悉的語言「視域」所不熟悉的陌生「視界」。當我們的來訪者掉入一個尚未釐清意義的經驗世界，就是在邀請心理師以臨在（presence）跟他一起體驗，敘事是「重新經驗」（re-experiencing）不是「重新述說」（re-telling），只有「重新經驗」才能讓缺席顯現，並把語言特權保留給來訪者，讓來訪者成為自己生命經驗的作者。
「專家之言」（professional knowledge）是指奠定於學術研究所建立的理論知識之言論，就是上述的專業學術分工。所謂「個人之力」（personal distress）是指個人起心動念、化為行動，是出於自我中心的一己之念，可能會發生自以為熱忱卻沒有顧慮對方需不需要，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慈悲之心」（empathetic concern）是指站在對方立場感同身受、理解他的經驗，這時是去到這個人「存在池塘」，即他所在之處。
︱離開「專家之言」到達「慈悲之心」︱
有天網路課程的學員眼眶泛紅地跟我說，她將課堂上學到敘事治療方法應用在她的工作場合，去關心她部門中有憂鬱傾向的四個員工，感覺到她聽懂他們的故事了，非常感動，也調整了自己的工作角色行為。她說，她去縷順她所感知的這四個人的「外在敘事」，是感情沒有著落、工作沒有發展；她感知自己「內在敘事」，是溫柔的、靠近的、連結的、心中平靜而小有漣漪；也釐清所獲得的「反思敘事」，理解到員工是在被上司交代新任務時憂鬱明顯變嚴重，所以提醒自己在未來交付任務給員工時，會特別注意自己的口氣和時機。我聽起來很不熟悉、很怪異，不像是我平常在晤談時的「專業」作法，我剎那間腦袋打結，無法思考！我只是木訥地說道：「我很敬佩你把這些敘事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的場域，我是不會這樣做的，日常生活我就做自己而已！」意思是說我界線清楚，不會將一般人際、工作關係視為專業實踐場所，更不會時時刻刻穿著專業白袍扮演起心理師。
下一刻一種羞愧感在我心中升起，她多麼慈悲，一旦學習有感，就立即用來關心身邊的人。我慚愧地發現這個「打結」證實我處於「專家之言」，我只熟悉於把敘事治療用在一對一的治療場境；我也慚愧於我連「個人之力」的位置都沒到達，我並未關切她的工作處境，我竟然還大言不慚地說「日常生活我就做自己而已」；當然，我根本無從談論「慈悲之心」。
學術破碎，最後終將歸於瑣碎的分工，而當今所謂的專家，理應是古早時代的「巫」。所謂「巫」本質上不離「心靈的照護」（care of soul），古代的「巫」是把受困的人連結到天與地，創造一種相應的空間，產生自己與自己、自己與人、自己與世界的連結，而現代的心理治療專家，終究是要能安頓好各種「掛念」。學問必須是活的，活用在社會現場，否則知識最後只能成為埋葬學者的棺木。而社會現場是一種「在」，是一種共同處境，在場的境。這個「境」絕對不只是諮商的會談室，也就是必須去到人間，否則不經心地活，注定要掉入生存的陷阱而心生厭倦。此時，我深刻認識到「慈悲之心」是一種溫柔的逼視，邀請我必須做到某種放棄：放棄自我或是放棄欲望，否則到達不了「慈」的「與樂」，也到不了「悲」的「拔苦」，簡單的說「慈悲」是兩個個體一個心，個體消融掉了，用心若鏡，才能相互映照與照應。
︱敘事時間是流轉時間︱
日常生活其實是一條說不清楚的浩瀚江河，這種形成中的時間總是連續不停地一直在流動。現在是一個「點」不占面積，跟「剛剛」不一樣，「現在」不等於「剛剛」，「剛剛」已經成為過去。有時，無法進入故事，是因為找不到串接生活經驗的語言；有時，又太快進入故事，是因為套用了現成的語用文句，一旦套用錯誤，時間就被切斷，當場拐到另一條路上去了。
敘說者在建構過去故事成為新故事時，就是指向時間軸中的存有者，敘說時間不是「過去—現在—未來」這種線性結構中的自我同一性，敘事的時間是敘說者與故事主角之間的主客關係之異質重複再現所給出的時間悖論。也就是說，在敘說新發展的故事當下，敘說者同時將自身置入「過去的曾經已是」的現在，和「當前」的現在的時間悖論之中。這也就說明了「過去曾是」不是過去，而是敘說者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在缺席的位置，正是這種時間上不均值、非線性的「頓挫」給出敘說者「我」之裂縫，才使得敘說者在「當前」的現在，得見前所未見的「新成」自我。
這個非線性的頓挫，也正是巴赫汀（Bakhtin）說的，所有的過去都是「絕對過去」（absolute past），敘說的現在都是「未定現在」（inconclusive present），敘說的現在是在說出的
當下被給定，據此才能朝向「開放未來」（open future）。敘事治療想要穿透語言的侷限性，將時間上成為「絕對過去」的生命故事，透過「未定現在」以預示打開自我多重性的空間，並以旁支延展出「開放未來」的自我創造性，到達生命經驗的心理空間，喚醒我們沉睡中的意識藍圖。
敘說時間不是線性時間而是流轉的時間。流轉時間是指現在同時包含過去與未來，既不受過去控制，也不意味著未來，是一種擴展的或整體性的現在，這種現在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同一件事」來代替過去或未來的同一感。如果有人說昨天已經是一個夢想，而明天只是一個幻境，那麼敘事時間希望綻放著今天的幸福生活，讓每一個昨天都是幸福的夢想，每一個明天都是希望的幻境。
正是這種思維，使得敘事的治療現場拒絕停留在語意意識，並暫時遠離將問題複製成議題的慣性，也就得以承受放棄藉由得到解決辦法去定義問題或獲取真相的預期。因為「問題—提問」並不會在得出辦法或答案時就結束，真正的解決辦法可能處於「在問題中」又「被問題所孕育」的狀態，亦即，我們只能在面對生命諸命題時，在啟發其隱蔽性中，尋獲其意義。這種差異多重生成與潛在的實在性，敘事治療才能臨近對話的當下，還原來訪者的生活現場，並置身在其經驗處境中，由多元視角所拉開的生命空間中，找到可能性出路。
︱時與境不可分割：一次敘說就是新的全部︱
大多數人在生命歷程中，都經歷過被某個意外或挫折事件「重重一擊」的經驗，可稱之為「意外來襲」、「慘遭橫禍」、「小人重傷」、「人生無常」、「人算不如天算」等等，日後想來大多數也就是生活瑣事，無礙於人繼續前行並維持穩定與方向。這跟「黑色漩渦」並不一樣。黑色漩渦力量會把人捲進去，無法抵擋、無法動彈，人會完全陷入無助、失控狀態，接著是沮喪、焦慮與憂鬱席捲而來，使人覺得無能為力、失去一切。來訪者說：「過去的那些，全部都湧上來了，當時我強烈感受到『黑色漩渦』有如宇宙黑洞的巨大能量，無聲無息地吸入一切。」這種「闇黑」經驗，很容易使人否定所有曾經的「光亮」。
德勒茲（Deleuze）強調永劫回歸在它全部的力量中被肯定，並沒有使得一創建—基礎之建立成為可能，相反地它破壞、吞沒了每一個基礎，作為使差異處於原生與衍生、物與擬象之間的堅決要求。也就是說，永劫回歸逼我們直視普遍的「去基底」本質，是一種透過暴戾、破壞，又不停在否定風格中捕捉片刻肯定的辯證。所有的肯定都只在否定與下一次否定之間，直到那種否定得到肯定為止。
「永劫回歸」是一種為了肯定差異而去顛覆所有的次序，或是要否定「不同」者的立場而去保持、延長一個已經被建立的歷史次序。不管是曾經親臨「黑色漩渦」者，受創於巨大的闇黑經驗而阻絕了其他可能性、否定光亮面，將差異性經驗異化；或是日後回想將所經歷視為瑣事者，排除、否決那些經歷的負向作用，轉而維護自己對於人生的掌握與次序，將差異性經驗同化。其實不論是異化差異還是同化差異，凡經歷過，人都回不到原來的、原本的狀態，我們都活在原初與衍生之中，也活在真實與想像之間。
畢竟，每一次的敘說，都是一次復一次偏移中心的循環，第二次不會與第一次相似，但是它都是一次作為全部，一次敘說就是新的全部，持續重複著即是永恆。永劫回歸以偏離中心的類離心力的力道，同時驅離著具有毀滅性「黑色漩渦」的巨大能量，被異化而占據為中心，同時也抵擋著看似無關緊要的瑣碎小事，被同化為邊緣。敘說使之皆不回返，也就是使之皆不同於問題故事原貌，慢慢長出新的支線，而前往另一新系列的故事線。每一次偏離就是一次否定，無數次的否定造就無數偏離及無數化生的可能性。存在意義是對生活世界的處境經驗，經由一次又一次地敘說，從粗到細、從淺到深、從中心到邊緣……反反覆覆醞卅化生而來，這從來都不是由語意世界推理而來。
肆、敘事治療對話：好的提問引領答案
隨著照護的時間經過，照顧者的狀態也會從一名旁觀者，成為病痛經驗的共有者，
經常會幫助受苦的病患度過所有過程……
這段經驗讓我脫胎換骨，讓我的人性變得更加完整……
照護是一種展現人性存在的行動（an existential action）……
—凱博文（Arthur Kleinman）
敘事治療立足於社會建構論，要求敘事治療師傾聽來訪者的故事時，致力於辨別社會主流論述的壓迫，並遠離客觀言說的詮釋框架。治療師要盡量試著接納並瞭解這個人的語言描述，讓來訪者擁有語言描述的特權。敘事治療藉此鬆動被建構的問題故事，透過敘說行動將破碎、零散的生活現場的經驗，串聯成連貫的故事，引領交談的雙方進入生活現場的生存處境中。這種難以言說的日常生活之置身所在，才是渴望故事得以醞化的生產性對話。
敘事治療也立足於現象學，強調語言是雙重性的，一方面是開顯的、有意義的、可進入的，同時又是遮蔽的、靜默的、遠離的。我們經常以「語言」敘說自己，這時像是藉由語言而使自我存在，而正好在這個自我被語言敘說著的同時，某一個部分的自我又被遮蔽了。當遭遇無常而使我們掉入深淵中，此時語言的失散、逃離，反而使語言所遮蔽的存有得以顯現。作為一種活著的語言，有時會暫時失序、失去理路，結結巴巴、欲言又止、說不清楚……或是邊說邊掉淚。有時語言缺席、無話可說使人難以為繼、難以存在，但是稀微之音可能也是霧散之處，在沉默裡探尋，說不定反而能跟自我意外地重逢。
我沒有打算一一條列敘事治療技術，接下來的篇幅，我只想試著想要指出幾個懷特發展出來的問話，可以跟現象學對話的連結點。
︱故事現場的「臨在」︱
「諮商現場」的臨在與「故事現場」的臨在，稍有不同，傳統諮商訓練著重在「諮商現場」的臨在，例如「此時此地」（here and now）、「平行歷程」（parallel process）等。「此時此地」意指將焦點放在當下治療過程中所發生的事件上──亦即放在治療室中的此時、此地所發生的事件上。精神分析或客體關係學派可能視之為移情、投射、或投射性認同的詮釋；歐文• 亞隆（Yalom） 認為如將注意力集中於「此時此地」則可以將團體治療的效益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強調「此時此地」是小型團體治療的能量源頭。人際歷程取向心理治療強調「平行歷程」，認為來訪者在現實中的人際關係特徵，會反映、重演在來訪者與治療師的關係中，治療師提供來訪者矯正性情緒經驗，幫助來訪者覺察與改變。諮商督導關係也經常運用督導現場中督導者─受督者的關係樣態，來映襯諮商現場中心理師─來訪者的關係樣態，這裡相似的情境或「平行歷程」，來提升受督者的敏感度和專業實踐效能。
敘事治療重視「故事現場」的臨在（Present）。這種臨在是回到故事現場，不只是經由敘說者所說的「故事」文本作為對話的依據，心理師同時要能回到「故事」發生的現場，有如親身在場。如果心理師只是依據來訪者所說出的「故事」文本，容易陷入語言、概念的框架中，而回到「故事」現場，比較能夠臨近、捕捉到經驗本身。就像是「地圖」不是「地方」，敘事的臨在不是看地圖，而是去到來訪者生命經驗的那個地方。
敘事治療師必須去到來訪者心理現場， 有如慢速重播現場， 以「臨在」使來訪者在當下捕捉「行動、「故事」兩者背後的那個「知道」。敘事治療的「臨在」包括三個「ING」：1. 安全護持（bracing）：鋪墊安全氛圍；2. 陪伴同行（pacing）：緩慢且沉浸細節；3. 共在見證（facing）：一起面對與見證。「臨在」與「缺席」是兩個極端，可是臨在與缺席不是二選一，而是一個連續的光譜，我們很難全神貫注地全然臨在，我們總是在兩個極端中找到不同的位置，以營造安全的空間。這種人與人在「當下」、「此時此地」的相會、「療遇」，無法公式化、步驟化、框架化、結構化，需要依靠敘事治療師的臨床直覺去回應。臨床直覺是以長期實踐累積的經驗為底蘊的那種直覺。
︱當下化作用：只有動態的「成為」，沒有靜態的「自我」︱
「當下」在個體的經驗中乃是對自身活動的內在需求（驅力）之察覺。「敘說」乃是一個動作（act），我們以一個意識的動作去捕捉那頗為複雜的狀態，以減少其複雜性，並且暫時靜止其連續性流動。對於這個動作，稱之為當下化作用（presentification），它是在一個瞬間捕捉到的特定現象知覺場域，以及特定心理狀態下的動作，在這同時，它也將所捕捉到的（知覺）一併帶入「過去體驗」和「對未來之期待」所形成的連續性之中，造成某種意識的連續體，才成就了故事。此時「時與境」是當下包含了過去，是不可分割的經驗再現。置身在經驗裡又再親臨現場，是「重新經驗」而非「重新訴說」。
「重新訴說」只有「語言」的重述，容易流於概念層次，「重新經驗」是全身心的投入，創造出「現在」的過去故事，此刻當下包含了過去，「時與境」成為不可分割的經驗再現。當下我們所敘說的人生經驗，只是在意識的大江大海裡取出「一瓢水」。這一瓢水是你，這一瓢水也不是你。又再取另一瓢水，此另一瓢水是你，此另一瓢水也不是你。重複（取水）不是同一，（瓢水）差異不是不同37。活在人生中的我們，只有動態的「成為」，沒有靜態的「存在」。敘事治療認為沒有穩定不變、本質性的「自我」。懷特刻意區分「內在特質性理解」（internal state understanding）與「意向性理解」（intentional state understanding）的差別，38 前者是由「自我」中心散發，強調特質論的本質，後者強調「個人主導」在關係脈絡中有行動力的主體。懷特主張揚棄前者深耕後者，並強調「意向性理解」才能協助來訪者認識自己的經驗，對於被忽略的事件表達出情感上的回應。
每一個當下都是由諸多熟悉的或陌生的剎那，片刻瞬間、須臾剎那……聚合之處，人在「當下」、「此時此地」這個聚合之處，即是現象湧現之處，是那個永恆不變又持續變化著的「稍縱即逝、川流不息」的當下，永不停歇，而所有的經驗都是以「現在」在此刻、當下被敘說。所謂的「此刻、當下」是一個人在難以更動的特定之無法複製的時刻中，所發生的行為，是人的凝視或反思才讓時間存在，也才能產生自我建構的特性。
巴赫汀（Bakhtin）提出的「未定當下」（inconclusive present）相當於惹內特（Janet）的「當下化」作用（presentification）。因為inconclusive（未定卅現前）指稱著當下是穿流不息、未曾停歇。自我的當下在於把握（include）兩頭呈現為存在，當下化使「臨在」成為「即興演出」，即便是「未定當下」，但這恰恰不可能是空的。敘事時間從「絕對過去」到「未定當下」往「開放未來」。「過去」是對未定「現在」的準備，「現在」成為對假設性「未來」的預告或籌畫。存在時間是源於諮商對話使得過去與當下接軌，據此產生觀點移動、繼之與未來靠近，開啟隱藏故事並連結貼近渴望的偏好故事。
「在」與「不在」的雙重位置：
相對影響問話、雙重聆聽問話、隱而未現問話
從外化問話延伸出來的相對影響問話、雙重聆聽問話、隱而未現問話，這三種都具有故事的雙重性，敘事治療一方面將知覺意識停留在問題故事這個場景，一面又去問題故事的反面，我分別用「左右」、「上下」、「表裡」來說明：左右包抄的「相對影響問話」（relative influence questioning），是指治療師一方面好奇「問題對人的影響」，也就是探索「問題」對來訪者的生活、關係、運作能力等等的影響；另一方面好奇「人對問題的影響」，也就是探索來訪者能夠從限制他們的問題中，得以改變、影響或逃脫出來的資源、機會等等。相對影響問話強調治療師要離開問題故事，去到來訪者不被問題控制的新故事裡，好奇來訪者逃離問題故事掌控的內在知識。
台上台下的「雙重聆聽提問」（double listening questioning），引用主題與背景的關係，如果將問題故事視為「主題」，那麼來訪者問題故事之外的生命經驗就是「背景」。一方面關切作為「主題」的問題故事，更重要的還是要關切來訪者其他沒有被呈現為說話內容，卻深藏在「背景」中的各種生活故事。這些深藏在「背景」中，不在治療現場的生活經驗是問題故事之外的真實。雙重聆聽的提問提醒治療師不只是聽著治療室裡的來訪者敘說的問題故事，也要移動眼光好奇來訪者在不同生活情境脈絡中自我展演（perform），可能浮現的支線故事。關係中的存有（relational being） 認為人互動時總是依循著彼此的關係脈絡而前進，不同的「關係脈絡」的定位，決定了互動的方向。同樣一個人，在治療情境中跟他在生活情境的展現，可能判若兩人。運用調動不同「定位」來創造多重故事、不同觀點的故事、和不同立場的故事，正是「雙重聆聽問話」的機制。
陰陽表裡的「隱而未現問話」（absent but implicit questioning），認為經驗總是來自另一段或是另一組經驗的對照，沒有任何單一經驗的意義是獨立於其他經驗而存在的，而問題故事總是對照於另一個比較貼近渴望或珍愛的故事，「隱而未現」可說是問題的對比，問題經驗參照的經驗使他們發現自己有問題，這也是發展渴望故事的入口。如果我們能夠仔細傾聽來訪者的故事，我們將能夠聽見隱隱存在、用以與當下經驗進行差異對照的過去經驗，來訪者埋藏在問題重重的煙霧下，需要透過治療師去捕捉蒙塵的渴望故事。
你的來訪者說道：「我隱約記得兩人曾經有過說不完的話，怎麼結婚六年，現今兩人卻形同陌路，到底我們是怎樣轉變成現在這樣冷淡？看著他的身影，住在同一個屋內，甚至睡同一張床，卻有一種好深好深的失落感。當年兩人相處的點滴仍然如在眼前，與此時的淡漠之間橫著無法跨越的深淵。那個深淵有如一道海峽，我彷彿看到海床底部，在底層深處有什麼還互相牽繫著，無法就此淡忘。那牽連的記憶，卻使我們卡在無言之中。」你發現他們兩人相處有如白晝的日常生活現況，正好映襯出暗影的黑夜，暗影中充滿未被語言描述過的幽微感知，總是霧靄一般模糊、曖昧與不清楚、不明白，而那卻是兩人相處經驗的另類待發現之地。
被白晝反襯的黑夜暗影，是指長期阻絕在應然的言說世界，缺乏現場還原、且無從回到生活當下，逐漸累積成為生活經驗的陰暗面，是幽微晦澀的經驗混沌之地，是尚未形成話語、尚未被概念化的荒疏之處。如果跳過「在場」發生的事，拒絕停駐現場的描述，而直接賦予「不在場」抽象化結論，就有點像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蓋棺論定：「你就是懶得跟我講話，我甚至連你的手機都不如」、「我在你心中根本就是可有可無！」這種從「在場」現況逃逸到「不在場」的控訴。
相對影響問話彰顯出如果問題故事是「在場」，那麼成功脫離問題掌控就是「不在場」。運用「相對影響問話」可以問：「當他懶得跟你說話時，或當你覺得可有可無，你曾有過不受干擾的經驗嗎？」、「那個不被干擾的你身上具備了什麼能力？」
雙重聆聽問話強調除了「在場」卅在治療室的來訪者，還有「不在場」而在生活情境中的來訪者。運用「雙重聆聽問話」可以問：「你說他懶得跟你說話，有過其他人也懶得跟你說話的經驗嗎？你都怎麼回應？這兩種情況你的反應一樣嗎？」、「這兩種情況的你，有何不同？」、「你曾有過其他類似可有可無的經驗嗎？那時候的你是怎麼度過的？」
隱而未現問話指出藏在「在場」的問題故事裡面，「不在場」卻隱隱若現的渴望故事。運用「隱而未現問話」問來捕捉隱匿的渴望，可以問：「當你說『我在你心中根本就是可有可無』，如果這是一種抗議，你可以說說那是在抗議什麼？」、「當我在聽著你說『我甚至連你的手機都不如』時，這當中好像少了什麼，有什麼重要的東西不見了，是嗎？你可以說說，是什麼不見了？」、「你所說的你們的日常相處，是不是違背了你對親密關係的核心想法？還是這種相處掩蓋了你對親密關係的什麼重要價值？你可以試著描述一下嗎？」
敘事治療的問話，邀請來訪者離開語意結構，去到情境經驗中，治療師在進入來訪者的經驗世界時，經由雙重聆聽（double listening）從「現場」連接到「不在場」的指涉，正是倫理關懷的具體實踐。「在場」處境若未經描述與承受，這種相對影響問話彰顯出如果問題故事是「在場」，那麼成功脫離問題掌控就是「不在場」。運用「相對影響問話」可以問：「當他懶得跟你說話時，或當你覺得可有可無，你曾有過不受干擾的經驗嗎？」、「那個不被干擾的你身上具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