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催眠治療》

存在催眠治療的學術理論脈絡可視為傳承自台灣心理學者楊國樞（1932-2018）推動的本土心理學運動，以及余德慧（1951-2012）之現象學取向的本土臨床心理學。雖然學術思考常被認為距離大眾生活遙遠，不過我認為還是應該說明這樣的根源，讓讀者了解台灣心理學界前輩給我們這個社會的贈禮。此外，存在催眠治療雖然來自台灣的心理學脈絡與在地生活經驗，但拜現象學方法之賜，它得以從在地經驗現象進入到人類心理普遍結構的理解。不過讀者可能已經發現，「本土性」與「普遍性」看起來是相互矛盾的現象或主張：本土性指的是某一文化地區的專屬現象，普遍性則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兩者如何不衝突？以下我試著簡要地把其中層層糾結的學術思想問題表達出來。

1．心理學在中文世界的登場

如果說心理學告訴我們，一個人小時候的經驗很可能對成年後的性格與行為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那麼「心理學」自己在中文世界的「小時候」又是如何？它對我們現在所認識的心理學留下什麼影響？心理學者彭榮邦指出，曾留學日本的中國學者王國維於1907年出版的《心理學概論》（Outline of Psychology）用「心理學」來翻譯psychology一詞，然而這並不是中文世界對psychology的第一次認識。事實上，1850年代留學美國的清朝學者顏永京是以「心靈學」來翻譯psychology。從「心靈學」到「心理學」，其中經歷的是十九世紀末期西方諸國的「船堅炮利」對古老中國的頻頻叩關。如果說「心靈學」的使用代表著中文世界對初次見面之西學從陌生到初步理解的交往，那麼以明治維新後讓清朝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日本也使用的「心理學」來指稱這個「西學」，就不只是一個中性的翻譯名詞，而是代表著西方知識理論已經成為優越的真理。試想看看，不想改變體質，只想「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清朝洋務運動羞恥地完敗於同時間學習西方的日本，這不就像散漫的學生輸給用功的學生一樣 ！用功的學生已經顯示他所得到的好處，受到驚嚇的散漫學生能不丟棄先前的保留，而向偉大的老師（即西方知識理論）好好學習嗎？在這樣的時代脈絡下登場的「心理學」，其地位已經不像是一個新認識的朋友，而是宣講普遍真理的老師。也就是說，「經由譯介進入中文世界的西方知識已經開始在『心』的學問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 。

這發生在一百多年前的事情現在仍然影響著我們對心理學的認識與學習：從1949年台灣第一個心理學系——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成立以來，台灣的心理學不再是三心二意的散漫學生，而是要努力跟上「歐美先進國家」的好學生。

2．本土心理學：抗拒「西方」的啟蒙反思

不過在1980年代即具國際學術知名度的心理學者楊國樞眼裡，這種「好學生的心理學」卻出現了一個問題：台灣社會裡的心理學發展跟台灣人民生活無關。1980年12月楊國樞與人類學者李亦園、社會學者文崇一共同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發起了一場名為「社會及行為科學的中國化」學術研討會，發出了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的先聲。這個研討會後出版的論文集序言中有這麼一段話：「我們所探討的對象雖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所採用的理論與方法卻幾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中國人，在從事研究工作時，我們卻變成了西方人。」 從這句話可以看出，楊國樞等人認為台灣心理學者所從事的心理學研究工作跟自己所在的社會人民生活之間是不相符合的，他因此倡議一種回到華人社會文化與中文世界的心理學，即本土的心理學。爾後開展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影響了許多海內外的華人心理學者，至今40餘年而不歇。

然而這個聽起來很合理的「中西有別」或「東西有別」的理由卻在嚴謹的學術論理上有很大的問題。舉例來說，從來沒聽說有華人的物理學或西方的物理學；物理學就是物理學，哪還分什麼社會文化？難道在歐美社會成立的物理學定律到了華人社會就會改變？如果心理學是科學的一支，那麼被證明成立的心理學理論也一定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不是嗎？心理學界裡確實有人以「科學是追求普遍真理」的信念來質疑本土心理學的主張。不過本土心理學者也可以反過來質疑，西方人的親子關係與華人的親子關係完全一樣嗎？不去追究差異才是違反科學的求真精神吧？面對這樣的爭執，有人主張，那就看看哪一種說法或見解是有效的吧！能夠有效解決問題就代表了對事物真相的了解，不是嗎？但這個想法也無法中止這個爭議。舉例來說，中醫與西醫對人體的構造與功能見解天差地別，但兩者都有效！顯然有效與否也無法判定哪一個認識才是真相。

而在另一方面，主張「本土的」或「我們自己的」心理學似乎牽動著華人知識分子心中一百多年來「中學」與「西學」對立的迴響；分辨著什麼是「華人的」、什麼是「西方的」，更像是呼應著兩千年來「華夷之辨」與「夷夏之防」的心情。然而一旦本土心理學走向如此的「文化復興運動」，想要貼近人民生活的初衷似乎就被遺忘了。更何況，在文化交流如此頻繁與深入的今天，台灣社會日常生活中呈現著各式各樣的文化混搭，傳統與外來早已糾纏不清。「貼近人民生活」的方式並不是簡單地「回到傳統文化」就可以。

如此看來，楊國樞先生所領頭推動的本土心理學運動，帶起的問題比答案還多！然而這並非壞事，這才是一項真正的學術運動的開始：不能只憑直覺，沒有簡單答案，而是要求心理學家不斷地反思。更重要的是，在提出本土心理學後，心理學課本中的知識已經不能再以理所當然的真理姿態統治本土人民的心理生活。台灣的心理學家必須分清楚自己是參與科學的心理學學術事業，還是要了解人民的心理生活，並對受苦困厄提出解方。雖然這兩種心理學工作都必須對國外的心理學理論加以檢查與思考，但前者是依循科學知識的規則，後者卻是以生活經驗為依歸。

存在催眠治療即是一受本土心理學運動啟蒙而成長出來的心理治療學派。不過它並沒有被「中西有別」的思考模式所捆綁，而是穿越了知識論與方法論的挑戰，從本土現象走向普遍性人性的理解。

3．從「傳統文化」到「當下生活」：「本土」的第二次啟蒙

本土心理學的主張對於從事心理治療研究發展的心理學家來說感受特別深刻。心理治療是一門服務受苦者的學科與事業，自然對心理學知識與生活現實的落差特別敏感。臺灣社會中人們訴說痛苦的語言以及對於安適生活的認定大多不見於從外文翻譯過來的心理學課本當中，這不但阻礙了心理治療學親近大眾生活，也限縮了大眾接受心理治療服務的機會。

然而如同先前提及的，如果把這「距離」與「落差」解讀為「中西有別」，而把解決方案放在回到傳統文化，本土心理學也不一定就能契合當代生活在台灣社會中的人。更何況即便在台灣島上就有著種種不同族裔、文化的人群，如果只是標舉漢文化的傳統，這樣的心理學仍然將辜負同一社會中的許多人。

其實「本土的」與「我們自己的」心理學不一定是要回到「傳統文化」；它也可以是朝向當下實際的生活處境與運作。只是因為本土心理學一開始就踩到了華人知識分子心中那條「中西有別」的巨大敏感神經，一下子就喚起「我跟你不一樣」的經驗，順理成章地就以「文化差異」做為本土心理學的起點。然而一旦我們可以退出「民族情緖」，重新省察楊國樞先生喟嘆的「心理學知識與人民生活不相合」的狀況，就有機會以「當下生活」來重新定義「本土」，就可避免本土心理學被人我不同的族群文化論述所綁架而瑣碎化心理學知識。

如果說本土心理學以「中西有別」來反思西方的心理學知識是一項啟蒙，那麼以「當下生活」來反思「本土」的意涵就是本土心理學發展上的第二次啟蒙。而後者必須歸功於臺灣人文科學心理學（human science psychology）的先行者余德慧先生。做為一位臨床心理學家，余德慧先生對本土心理學關注的核心可說是從面對「在生活中受苦的人」出發，借道存在現象學（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以回應他的老師楊國樞先生所推動的本土心理學志業。

余德慧先生的本土心理學之路根源於對受苦者的惻隱之心。對他來說，西方心理學，或說以科學語言陳述的科學心理學，不只是對華人社會的心理學術社群進行支配，更是對本土受苦者壓迫。顯而易見地，追求普遍真理的科學心理學或以生物醫學模式為範本的臨床心理學不會關注置身於社會文化生活情境中的受苦者經驗。然而當臨床心理學以生物醫學的疾病模式取得了對人間受苦的論述權與發言權後，卻讓受苦者的經驗失去話語，形成壓迫。心理學知識讓心理學家見不著在他面前的受苦者，是余德慧對西方心理學的不滿所在。為了撕開科學語言的遮蔽，余德慧先生主張回到受苦者所在的生活語言處，從而脫離心理學科學語言的支配。對他來說，本土臨床心理學的存在合法性不在於回到「傳統文化」，而是來自於與人民當下生活的聯繫。

從「傳統文化」到「當下生活」，顯示出來的是兩種本土心理學的模式。以「傳統文化」來定義「本土」是以不同地域的文化差異為基礎，而本土心理學要「返回」（return）的路徑就是不同文化區域間的水平移動，故可稱之為本土心理學的水平模式（the horizontal model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但以「當下生活」做為返回目的地的本土心理學，其認識指向「上下有別」的知識位置，而其移動是從上往下的垂直路徑。這也就可相對地稱之為本土心理學的垂直模式（the vertical model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這兩種模式不可混為一談，圖1-1清楚顯示兩種「本土」之返回路徑模式的不同。